文/潘彩霞

1979年，物理学家李政道受邀回国讲学，他向有关方面提出，想见一见老同学周与良。30年前，他们同在芝加哥大学深造。

得到通知后，周与良却断然拒绝：“不能见，他是国家的贵宾，我们这是什么家庭身份？我们家还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呢！”

她口中的“反革命”，就是已经含冤去世两年的丈夫、诗人穆旦。

穆旦与周与良

01 爱的骤雨倾盆而下

他们的相识是在清华园。

1946年，每逢周末，周与良便去清华园找二哥玩。在那儿，她结识了二哥的同学穆旦。那时，穆旦和友人在沈阳创办了《新报》，他担任主编。

夏天时，周与良参加国民党政府官费留学考试，在北师大考试时，又遇到穆旦。

中午，朋友们共进午餐，看到周与良吃得很少，穆旦打趣说：“你吃得这么少，这么瘦，怎么能考好呢？还是胖了会更好。”

看似随意的话，却带着关切，几次相见后，他对周与良已经生出了别样情愫。

情难自禁，她在燕京大学读书，他便跑去燕大；寒暑假里，她回到天津的家里，他也时常去看望。

他约她聊天、逛书店，看电影，这个“瘦瘦的青年”给周与良留下的印象是：讲话风趣，很文静，谈起文学、写诗很有见解，人也漂亮。

熟悉起来后，周与良知道了更多关于穆旦的故事。

穆旦本名查良铮，自幼便才情不凡，17岁考入清华大学，抗战爆发后，他和闻一多带领的清华师生一起，徒步三千多里前往大后方。

一路上，他带着一本英文词典，背一页，撕一页，抵达昆明时，字典已全部撕光。

在西南联大，他是备受瞩目的青年诗人，毕业后却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了“中国远征军”，在杜聿明部担任随军翻译。

在滇缅大撤退中，他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与大部队失散后，在原始森林中，在烈日、暴雨、痢疾、饥饿的多重威胁下，历经四个多月，终于奇迹般地走到印度。

青年诗人穆旦

“曾有一次七八日未食，又一次五日未食，死人很多。”曾经九死一生，穆旦却轻描淡写，这段经历，他不愿意对人提起。

尽管听得惊心动魄，但单纯的周与良只把他当作兄长，直到有一天，穆旦向她要一张照片，说要给母亲看看。

他笑得是那样甜，眼睛睁得是那样亮，语调是那样温存，爱的骤雨倾盆而下，周与良被浇湿了。

1948年3月，周与良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穆旦本想同行，奈何父母和妹妹需要他赡养，他必须先挣一笔安家费。

为她送行时，他送给她一张照片，背面写着几句诗：“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

为了赚钱，穆旦去了泰国。他每周都给周与良写信，并不断寄上照片。“待路费赚够，就去美国”，在信中，他期待着与她的相聚。

一年后，穆旦抵美，在芝大就读英国文学系。

1949年底，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她穿着从中国带去的旗袍，而他为了省钱，穿的是一套旧西服。

娶了著名实业家、收藏家周叔弢的女儿，穆旦被好友杨苡笑称为“豪门贵婿”。

02 她张开羽翼，护佑着他

婚后的日子甜蜜且幸福，周与良爱玩，穆旦便陪着她。闲暇时，他们参加舞会，打桥牌，参观美术馆、博物馆，脚步所到之处，为世界留下了爱的风景。

学业也竿头直上，周与良半工半读，在研究所工作时，深得教授们喜欢，都欢迎她毕业后留下来。

而穆旦的英文诗也成绩不俗，频频发表后，有位外国友人对周与良说：“你丈夫的诗写得非常好，他会成为大诗人。”

然而，穆旦有心事，他坚持认为，“在异国他乡，是写不出好诗的”。

新中国已经成立，他急切地想要回国，他不愿意找工作，只在邮局做临时工，以便随时辞职。

那时，他还选修了俄国文学，每天背单词，因为，俄语是新中国更需要的。和朋友们聚会时，他总是劝“观望派”们：“作为中国人要有爱国心，民族自尊心。”

归心似箭，穆旦常常动员周与良回国。当时，美国政府不允许读理工科的留学生回国，穆旦于是找了律师，并请周与良的指导教师写证明信，证明她所学与国防无关。

1952年，他们双双获得学位，一个是生物学博士，一个是英美文学硕士。

1952年，周与良获博士学位

舍弃了美国大学抛出的橄榄枝，1953年，周与良随穆旦回国，任教南开大学生物系，穆旦则担任了外文系副教授。

在祖国的怀抱中，穆旦欢欣鼓舞，工作之余，他潜心翻译，很快便出版了《文学原理》《波尔塔瓦》等多部译著。

从诗人穆旦到翻译家查良铮，他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没想到，这引起一些人的嫉恨。一次座谈会上，穆旦刚站起来发言就被阻止，他愤而离席，召集人顿时大发雷霆。

这便是南开著名的“外文系事件”，谁也没有料到，这次事件为穆旦后来的灾难埋下伏笔。

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期而至，穆旦被划入另册，其中一个理由便是“对抗领导”。

发表的诗成了“毒草”，1958年底，法院一纸判决，将他定性为“历史反革命”。

他被判管制三年，到图书馆“监督劳动”，打扫厕所。受他牵连，周与良也被停职，在家里“帮助”他。

门前冷落，熟人绕道而行，连孩子们在学校也被歧视，穆旦越来越沉默寡言。

孤寂中，只有周与良陪伴他，安慰他。她鼓励孩子们陪父亲玩，看到穆旦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一边开怀大笑时，她既欣慰，又心酸。

家庭成为避难所，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穆旦开始偷偷翻译拜伦的代表作《唐璜》。

1965年全家福

03 你的拥抱，我的安憩

不久，更大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1968年，住房被抢占，一家人被扫地出门。

天快黑了，六口人仍无处可去，周与良找到一间17平米的宿舍，她借来两辆平板三轮车，把被扔在门外的衣服被褥运过去。

这个曾经的豪门大小姐，此刻，她张开羽翼，以柔弱之肩护佑着爱人与孩子。

因为不肯划清界限，周与良先是被关押，后来和穆旦一起被下放河北完县，两人所在的村子相距几十里，基本不通音信。

一个冬日，穆旦来了，几个月没见，他又黄又瘦，精神疲乏，周与良忍不住哭了。

穆旦的眼里也蓄着泪水，满含着愧疚，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是罪魁祸首，不是因为我，一家人不会这样。”

半小时后，穆旦要走了，他把带来的一包花生米和几块糖给周与良留下。她坚持不要，他劝她:“你晕了，吃块糖也好些。”

目送他的背影走远，周与良的泪又来了。只有52岁的穆旦，从后面看，已经是个老人了。

在彼此的抚慰中，他们艰难前行。1972年，情况稍有好转，穆旦的心中燃起希望。他经常去旧书店买书，在鲁迅文集《热风》的扉页，他写下鲁迅的名句勉励自己：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在每一个暗夜里，他依然偷偷译诗，《唐璜》完成后，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十多年来，孩子们都受到牵连，穆旦非常自责。1976年初，他去给儿子打听招工消息，因是晚上，没有路灯，不慎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右腿骨折。

为了不给家人增添负担，他坚持自理，不料，病情发展到了必须做手术的地步。可是，紧接着便是唐山大地震，医院不收，不得不一拖再拖。

在煎熬中，好消息传来，长达十年的暴风雨结束了。穆旦非常振奋，“希望不久又能写诗了，相信手中这支笔，还会重新恢复青春。”

撑着拐杖，他坚持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并拒绝周与良的照顾。他对朋友说：“我不能再给家人添麻烦了。”

当周与良打算回绝一个学术会议时，他鼓励她：“你出去看看，这些年你也够受的。”

他还承诺：“等我动完手术，咱们出去旅游，去黄山玩一次！”

没想到，就在全家憧憬着新生活时，穆旦却突发心梗去世，年仅59岁。

那天，是1977年2月25日。一个月前，他写给老友巫宁坤的信不幸成为谶语：“人生多变化，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还要再稀里糊涂结束。”

穆旦手迹

畅游黄山的承诺，他食言了，周与良悲不自胜。尤其是，一想到他背着罪名含冤而去，她就更加痛不欲生。

为了给穆旦平反，周与良一次次写申请，然而并不顺利，直到1979年李政道的到来。

周与良拒绝与李政道见面后，事情终于引起重视，一切迎刃而解。穆旦去世两年后，终于被“宣告无罪”。

1985年，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一同下葬的，是出版不久的遗著《唐璜》。诗歌，是他留给世界的遗言。

“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牢记着穆旦的叮咛，周与良把全部身心投入教学与科研，后来，她成为我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在真菌学领域颇有建树。

2002年，周与良赴美探亲、旅游，在回忆里，她走完了生命最后的旅程。第二年，她的骨灰归国，与穆旦合葬。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在彼此的怀里，他们得到了安憩。

穆旦夫妇与周与良五哥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