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主教制度是基督教会重要的神职管理体制，它的产生与完善离不开基督教会自身的发展与壮大。

东方主教制度的缘起

自2世纪以后，随着基督教徒数量的不断增加、信教区域的不断扩大，基督教内部就产生教会事务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分化。

随着基督教的发展，教务管理者之间又出现了上下等级之分，其所拥有的权责也越来越明晰，到中世纪盛期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教会组织与管理体系，即教阶制度。

在这一体系下，教会神职人员被分成不同的等级并在此基础上逐级向下进行管理，分理教会事务。

其中，主教制度在教阶制度形成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基石性作用。

在13世纪以前，主教制度主要通行于欧洲、埃及北非、近东、小亚等基督势力聚集的地区。

进入13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方济各会和多名我会会士在远东地区开展传教活动以及远东地区基督徒数量的增加，主教制度开始向远东扩散。

一般认为，天主教主教制度在东方开始确立的时间是1307年。

当年，教皇克莱门五世下令委任方济各会会士孟德高维诺担任北京总主教、东方全境宗主教。

以此为标志，以主教制度为代表的天主教等级制度拉开了其在东方的发展序幕。

不过，若把在远东地区建立主教制度的功劳全部都归到克雷芒五世一人身上，这将很难让人信服。

实际上，克雷芒五世只能算是在远东地区成功建立主教制度的第一人，但绝不是首倡者。

最先提出要在远东的传教区域建立公教神职阶级组织的人是多明我会会士安德·龙如美。

1251年从蒙古汗廷返回小亚细亚后，龙如美便根据其在蒙古本土及被蒙征服地区中所打探到的基督徒现状，向法王路易九世提议在蒙古基督徒中设立主教。

他表示自己在蒙古境内已经见到了不少基督徒，但这些基督徒正处于无组织、无领导者的分散状态。

与普通的传教士相比，东方基督徒此前更需要一名领导者。

是故，龙如美提议将多明我会或方济各会的传教士晋升为主教并将其派往蒙古境内，令其代教皇管理蒙境基督徒的一切事务。

路易九世收到龙如美的这一提议后，对这一建议的可行性进行思索后，最终决定将此事如实告知给教皇因诺森四世。

从别国返回西欧后，路易九世便就此事致信教皇。在信中，路易九世介绍了龙如美出使蒙古的来龙去脉，并将龙如美的这一提议如实告知教皇。

因诺森四世得信后，对此项提议亦十分认同，甚至试图将之立刻付诸实践，不过这一提议在其在位期间终未落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提议就此夭折。

在远东传教区设立主教以管理东方教务的计划一直存在于此后历任教皇们的待办行程上。

尤其自鲁布鲁克出使结束后，再次提出要在蒙古传教区设立主教的行为，使得教皇越来越重视这一计划的实施。

1255年东行结束后，鲁布鲁克就蒙古境内基督徒的后续发展问题提出了与龙如美修士类似的观点。

据鲁布鲁克的观察，蒙古境内确实已有一定数量的基督徒，是故不必再特意遣派传教士去蒙古宣教。

鲁布鲁克认为，相比传教士，蒙古基督徒此时更需要的是一名管理者。

所以如果教皇乐意的话，可以运用教皇的权威给蒙古基督徒送去一名主教，或者选派一名能发挥主教职能的教士充当使节。

如此一来，主教既可以给蒙古基督徒讲解基督教义、为其解疑答惑，还可以代教皇管理蒙古地区的基督事务，使基督教在蒙古地区获得长足发展。

鲁布鲁克这一提议的内容与此前龙如美的建议基本契合。

在这短短的六七年中，两位赴蒙教士都先后提议要在蒙古传教区域设立主教，这一现象不得不引起罗马教皇对东方传教区域的重视。

13世纪60年代以后，为落实在东方传教区设立主教的计划，罗马教皇们不断安排教士前往蒙古，但都未成功。

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孟德高维诺赴元前。1294年，孟德高维诺顺利到达元上都。

其后他一直留在元上都，主动组织并负责基督教徒的教会生活。

西欧世界观的发展

1307年，教皇克雷芒五世正式将元上都定为罗马教廷在远东地区的第一个教区并任命孟德高维诺为该地区的总主教。自此，天主教主教制度在远东慢慢扩散。

是故，东方传教区主教制度缘起于龙如美修士，经教皇因诺森四世、法王路易九世一致认可以及鲁布鲁克修士的重申后，成为13世纪中后期罗马教皇建设东方传教区的重要指导思想。

这一想法的提出为基督教在远东地区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出发点与落脚点。

柏朗嘉宾、鲁布鲁克等人的东行活动不仅开辟了新的基督传教区，还拓宽了西方对世界地理的认知范围，丰富已有的地理认识，纠正错误的地理认识，成功推动中世纪地理观念的革新。

同时，随着东行活动的进行，西欧的蒙古观逐渐从基督传说中脱离，朝着理性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