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早期基督教推动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妇女地位问题事实证明在任何时候都是文明的一个结构，是文明的一种检验标准，因为在任何一种文明中，它都是一种长时段的实在，是对外部压力的回应。”

早期基督教为帝国女性的权利提供了保障

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播之初，便吸引了众多女性的关注和加入，正是反映了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弱势地位，罗马帝国居高不下的杀害女婴率便是女性社会地位的最好证明。

由于女性在基督教中的地位要高于在希腊罗马世界中的地位，早期基督教因此赢得了众多妇女的关注。这从早期基督教的经典当中便能略知一二。

在早期基督教还没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之前，是允许女性和男性一起自由担任基督教会内部职务的。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提到了一位名叫菲比的女性，她在基督教社团内部有着重要的职务。她受保罗派遣，带着保罗的书信前往罗马。

这一词在拉丁语中有保护神的意思，据推测，菲比是坚克里社区的赞助人和保护人之一。

甚至一些女性在会众中行使神恩的功能，如祷告和预言[5]；其他人，正如保罗书信中所提到的那样是保罗作为传福音者和教师的同工。

无论是从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还是从她们在基督教社会中的参与程度来看，一些女性都突破了对女性角色的正常期望。早期基督教为女性的婚姻生活提供了保障。

在奴隶制父权社会之下，男子和女子成婚之后，便意味着男子拥有了法律认可的夫权，并且获得了支配女子以及女子财产的所有权。

这种情况之下，丈夫的口头休妻便可使双方自此分道扬镳。

为了整顿这种随意离婚的社会风气，维护帝国的社会道德体系，奥古斯都曾颁布《关于婚姻的尤里亚法》，限制离婚，规定必须要有七个具有罗马市民身份的证人在场，离婚者的宣告才能视为有效。

但是显然，这一规定只强调了程序上的合理性，并没有对维护婚姻的稳定产生实质性的限制作用。

然而，在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之下，教堂宣誓替代了罗马传统的归顺夫权的仪式，男女世俗的结合被认为是依据上帝的旨意，因此婚姻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

为了维护婚姻的和谐和稳定，早期基督教劝告信徒们反对离婚反对外遇，拒绝承认再婚的神圣性。

早期基督教倡导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观，倡导严肃对待婚姻生活，在极大程度上“恢复了婚姻的尊严”，使得罗马帝国的离婚率大大降低。这也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的权利提供了保障。

早期基督教间接瓦解了帝国的奴隶制

奴隶制是罗马帝国经济制度的基础。

自罗马向外征服起，军队所行之处，不仅该地的物质财富被掠夺一空，而且该地的民众百姓也会沦为奴隶。

在罗马人眼中，“奴隶不是人，是一种物，或是牲口”，是当作财产随意买卖的。奴隶在罗马世界之惨状，尤以在罗马的公共娱乐之角斗士表演当中可窥一二。

这一公共娱乐“罗马世界之游戏公场既是奴隶之惨场；所演之剧，即是奴隶之惨剧；有能废除这公场者，即是废除奴隶之苦痛之一大部分。”

但是早期基督徒并没有进行有组织的反对奴隶制的运动，没有人试图废除这一制度。

随着早期基督教的传播、发展与壮大，罗马帝国奴隶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了变化。

在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奴隶被赋予宗教上的平等。这是在基本教义上对奴隶制度的根本否定。

正如保罗在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加拉太书》当中所提到，他们被允许在教会担任职务，甚至是主教。

若经由主人统一，奴隶或是农奴便可以担任祭司，获得教会职务。甚至奴隶的婚姻关系得到了保护。

在克劳狄乌斯统治时期，是不允许奴隶和自由人进行通婚的。例如，女自由人若和男奴隶通婚之后，那么女自由人连带她的后代都降为奴隶。

在早期基督教平等观念的影响下，奴隶和自由人的界限日渐模糊，帝国统治者的对奴隶婚姻的规定也发生了变化。

公元320年，君士坦丁发布法令，规定男性奴隶可以和女自由人通婚，但是其后代没有完全的继承权和公民权。

因此，在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罗马帝国奴隶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动摇。

随着早期基督教的传播以及教义的深入人心，帝国奴隶的恶劣处境因之得以改善。

早期基督教并没有明确主张释放奴隶，给予奴隶自由，而往往是通过提倡主人和奴隶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情如父子兄弟，相亲相爱，从而说服主人对待奴隶要合乎人道。

保罗在写给腓力门的一封信中，即劝导腓力门不计前嫌，好生对待他的逃奴阿尼西母，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

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

这封信充分说明了早期基督教重要人物对待奴隶的态度，他们不排斥奴隶制度这一外在形式，而是通过内在精神形式，逐渐瓦解这一制度下罗马民众对待低待奴隶的态度。

在教会的倡导下，许多基督徒甚至解放了他们的奴隶，乃至教会用资金来赎回奴隶的自由。

公元119年，一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总督即释放了自己的1250名奴隶，请求教会为他们洗礼，帮助他们重获自由。

早期基督教对待奴隶的态度，甚至影响了帝国统治者的奴隶政策。

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颁布了买卖奴隶的法令，法律规定：“凡要买卖奴隶者，必须买卖奴隶全家之所有者。”而不可只买其父母，不卖其子女；又或者将奴隶全家分别卖给不同的人。

如此这般，极大地降低了奴隶承受家庭四分五裂的别离之痛。

不仅如此，早期基督教还被赋予了拯救收留逃奴的特权。

公元319年，君士坦丁颁布敕令，宣布逃奴一经教会收留，主人便不能加害于他。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废止了针对奴隶使用的烙刑以及用十字架钉人的残酷刑罚。

因此，在君士坦丁时期，这些针对于奴隶的政策，使得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渐趋衰颓。教会没有进行一场消除阶级的平等主义运动。

面对帝国奴隶的艰难处境，早期基督教采取了一种“换精神而非换形式”的方式，并未直接攻击制度的不公，而是在盛行数百年的奴隶制之下，倡导人人平等，由内而外地改良奴隶的现实处境。

所有的行为，虽然没有明确宣示推翻奴隶制，但奴隶制却在潜移默化中遭到了进一步地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