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城市化进程非常的快，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渐提高，古代的城市发展都是围绕着都城进行的。那古代是否有城市化进程？古代城市化进程中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古代都城“城市化”的意义

古代都城作为中国文明社会形态的物质载体，反映着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文明演化进程，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期之后，都城作为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各历史时期政权治理体系最具代表性的构架元素之一，城市核心职能的研究应该优先于形态。

而古代都城“城市化”进程，体现在空间上，是都城形态和功能空间的消长，是都城各空间系统或有、或无的规划，都城中各空间区位和等级划分、空间形制的制定等，其背后则是不同时期历史观、技术观、宇宙观，及政治治理体系变化所牵动的中国文明的变化。

古代都城“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因素

从三个维度来看，宇宙象征主义统御都城的营建方略，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体系决定都城结构，自下而上的实用主义激发着都城世俗空间生成，这三股力量共同促使中国古代都城不断向前发展的进程。

1.宇宙象征主义统御都城的营建方略

宇宙象征主义与理性实用主义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反映在空间载体上的方式不同，同构成了中国古都的空间格局。古代都城营建的过程，受到宇宙观层面的深层次影响，观念与空间载体之间存在的连接有时是显性的，但古人更多的意识形态并非全部投射在都城空间运作上。

最能够体现中国古代都城营建理念的，应属“居中”理念，这种观念几乎贯穿着整个中国古代城市营建的空间过程。居中思想作为一种古代都城最显著的空间符号，所承载的都城空间形态、结构、内在组织逻辑和文化权力，是一种系统的都城建都、营城理论。

周公所提出的“天下之中”一说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较为系统的空间制度，其萌发的时间其实要更早，包括的维度包括地理选址、政治意图、经济与文化艺术理念，这些意识共同构成了都城营建的基础，并为政权主体提供了合理性。

黄河中下游是五帝及三代君主立国之地，华夏文明中“九州”以此为中心。在商王族的宇宙观中，认为自己居于世界中心，为“中商”、“中土”，四个方位分为了四个区，王的居室及宗庙建筑居中，城为四方城垣，空间世界的四维结构清晰有序，并影响着都城建造。

商代卜辞中，最常见的关于“中”字的词语是“立中”，无论祭祀活动具体是怎样的形式，时、空的整合与规划是由商王亲自完成的，立中的过程可能带有建立中心规范和将天子本身置于领域之中央的意味，对于商代统治者而言，这种仪式无疑具有权威性和神秘性。

“四方中心”的宇宙观，是一种整体的时空结构理论，在文化上起到了功能整合统领的作用，人神的沟通，都在这一时空系统之中，其中的祭祀、政治、经济活动无一不围绕此展开，中心的位置是获得神界许可的政治权力象征。

四方中心的宇宙论成为后来秦汉时期阴阳五行宇宙论的核心，将政治空间区别为“我”和四方从属的氏族关系，这种空间分类与实践、建筑都存在犹记得联系，对君主的政治合理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并在深层次影响着都城的构筑。

建立中心的思想，影响着都城位置的选取，并且这种空间选取是一种分层次行为，首先为择天下中而立都，是一种区域性的天下观，其次为择国中而立宫，在此基础上择宫之中而立庙，这种递进的空间营建思维对都城空间形式的构建也产生着分层次的影响。

至晚期的明清北京城，所呈现出的外郭城包围皇城，皇城包围宫城，而天子之居室则立于宫城之中，这种逐级增进的“中央”思想，是从早期都城时期开始逐渐强化的，并且随着“天子”身份的含义所指的演化，都城空间逐步将这种“建中”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2. 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体系决定都城结构

中国国家权力起时有极度的残酷性和严密性，以及浓厚的血缘性和家族性，和宗族神秘性。这三种特性共同铸造出世界历史上独特的权力系统，即王权-天子权-皇帝权一体的国家权力系统、

中国文明是建立在稳定的农业基础之上的，生产技术、“族邦”的社会组织结构、宇宙观和意识形态是三位一体的。这些要素都不同程度地投射在都城的营建上。

中国古代“城”的出现和发展，是人类社会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发展的产物，是经济、科技发展引起的社会财富分布出现等级化，对其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

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态可分为三个阶段：神王之国时期、王国时期、帝国时期。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营建居室，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城”随着“邦国”的形成而出现。

随着“邦国”的进一步联合，都城随之出现，从“城”到“都城”的发展，与从“邦国”到“王国”的发展过程相应。都城的空间按照要素划分，可分为宫殿、宗庙、居民、市场空间，随着都城整体空间演化过程，几种空间在都城中的位置、组成形态、相对地位随之变化。

国家权力是指国家对全社会的支配与控制的力量与能力。国家的政治权力组织的力量掌握着许多资源，有其自主性的变数,并不受经济和社会的约束，权力的伸张与收缩,并非只是单向一线的演化，而是国家与社会二者的互动变化，中国古代存在国家权力逐渐增长的过程。

3.自下而上的实用主义激发着都城世俗空间生成

市井需求促进着除主导神权空间之外的空间发展，体现在内部功能的自给上，这种自下而上的需求一直以分散式的，徘徊在权力需求控制之外，影响着都城空间的“郭”空间和郭以外的空间。

公共空间就是内生需求的体现，中国古代都城社会重心存在逐渐下降的趋势，市井空间具有自发性、实用性和耦合性。中国社会在魏晋南北朝至唐初，“士人”是城市社会的主流，随着都城外来人口的流动，士人与普通的城市居民生活逐渐汇聚。

从唐代开始，对原先市场中从事工商业者为“市人”的称谓开始发生变化，虽然依旧还在使用，但与此同时，“市民”这一概括城市居民的称谓开始逐渐普遍。

市民阶层包括的人群不仅有原先的工商业阶层，士人作为社会主流群体，和中下层的官僚阶层一起，被吸纳入市民社会的群体中，文人生活和世俗生活进一步交融，这些带来了都城社会公共空间的扩展。

至宋代开始，广泛的市民生活开始在都城和地方城市中普及，城市各类阶层都可以参与到城市的公众娱乐、消费、宗教活动以及其他类型活动中，市民阶层开始在此时普遍意义兴起。

都城空间的演变的三个阶段

从中国古代都城的功能结构性、形式性及重心性看，神、君、民三个主体的空间存在结构性关联，并且三者的空间地位存在交替，这三者构成了两个方向的金字塔结构。

在第一阶段，也就是早期都城时期，祭政合一的政权结构，和对自然宇宙的崇拜意向，都城中空间存在人神杂糅的状态，城的主导空间为礼仪性空间，宗庙地位高于政治空间。

且宫庙空间占据城址总面积的比例较高，市易空间、生产空间、仓储空间此时都是附属性空间，市场的服务对象在宫区内为权力阶层专属，但青铜礼器生产的空间则受控在王之下具有神圣性。

第二阶段，王国时期向帝国时期转化过程中，随着君主集权的增强，显现出人的地位上升和神的地位下降，君主居住工作的宫殿空间逐步独立。

市场处于权力与非权力主体交界的空间，处于双向服务于君主和民众的角色，宫庙空间面积在城址整体面积的占比开始缩小，城郭内“盛民”的功能开始强化，市井空间逐步扩张，“士人”社会开始向“市人”社会过渡，都城的重心开始下降。

第三阶段，随着帝国中央集权的逐步强化，天子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君空间更加核心化，神空间进一步压缩，地位减低，宫殿成为都城核心空间，宗庙被安排在宫殿结构之外，宫庙区的面积占比进一步下降。但空间的重要性反而增强，此时市场和里坊完全被隔离在核心空间之外，郭空间出现普遍的“市井化”特质，都城市民社会形成。总体来看，中国古代都城的内生结构上，整个都城的礼制形式化越来越强烈，君、神空间在都城中的神圣性、权威性、独立性越来越高。

作为服务性的“民”空间包括市场和居住区等，这种空间的面积规模是增大的，都城重心是下降的。市场位置也在这两个三角形节点关系中，呈现逐步远离神权空间，逐步靠近并进入民空间的区位特征。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都城发展，是伴随着天子地位的升高和礼制形式的复杂化，天子空间的核心化和相对面积缩小化，市民空间的扩大化和社会生活空间重心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