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繁荣的魏晋时期艺术，给后人绘画带来了哪些技巧？

中国人物画的发展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人物画是绘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中国人物画也是最具历史性的绘画形式代表。人物画的最早形式的出现是历史学家考古时发现的原始人物画形式。原始人物画的存在形式共有三种：第一种是“二维平面”的形式。这种绘画形式就是指在二维平面上呈现出的视觉影像。

第二种是以某种物质为载体的表现形式，在原始时期人类表现人物画的物质载体基本分为三种，第一种为岩石，第二种为陶器，第三种为地面。其中以岩石为载体的人物画作品较多，比如内蒙古阴山上的《鱼纹陶盆》《人面纹》、《猎牛图》，云南苍源岩石画《太阳神巫祝图》十分具有代表性。另外陶器上的人物画创作也是原始时期比较有特点的创作形式。

第三种是人物画的存在与形象特点，也是在当时的环境中，人们对于“神”的追求与向往以及为了在大型的岩石壁崖之前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所以原始时期的人物画表现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人们心中关于“神”的崇拜与追求，所以原始时期的人物画创作同样充满着神秘色彩以及对于“神”的力量的渴望与崇拜。

同后世的人物画作品相比较，原始时期的人物画创作有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十分的概括。无论是从造型方面还是细节刻画方面，都是极为简单省略的。从已经发掘的岩画作品中，可以发现人物的形象表达多是以基础、简单的线条来呈现的。

一、魏晋早期人物画的雏形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人物画发展到达了一个新的巅峰时期。魏晋时期的人物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自觉”的兴盛期。形成这种高度自觉的原因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混乱的政治与苦难的社会背景；根据历史记载，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的宦官专权再到后来的内部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

使得很多文人士大夫惨遭杀戮，同时许多才能之辈郁郁不得志，正是由于这种混乱的背景文人士大夫们才去选择远离这些苦难,把内心的情感寄托到艺术创作当中。

艺术发展的基础一定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做支撑，东汉时期正是由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时期，由于战争频发，导致生产力大大下降，故门阀政治逐渐稳固，许多名门望族开始并购农民的土地，使得家族产业越来越庞大，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得这些名门望族士大夫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投入到艺术创作当中。

二是受到玄学思想的影响；魏晋时期的玄学对于魏晋人物画的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魏晋时期对于玄学的重点命题有“言意之辨”“情物之辨”“以无为本”这三个主题去展开的。

魏晋玄学即不能被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儒家，也不能被定义为道家，故冯友兰先生称其为是一种新的道教精神，而魏晋时期玄学的产生与发展实际上是人们想去摆脱这种苦难的生活，给自己的一种精神寄托，这种玄学思想不只是哲学的向往，更是一种关于中国美学的新追求。玄学思想直接对于后期提出的“形神”观起到了直接影响，如玄学的逻辑缜密性以及对于符号的追求与研究，魏晋时期同样也是一个极度追求自由的时期，魏晋玄学对后世的艺术创作起到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三是佛教思想的传入；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了中国，佛教文化对中国的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其中人物画方面主要是再造型上影响很大，其中东晋画家顾恺之在佛画创作方面有着非常深厚的技艺，代表作有《八王分舍利图》、《唐僧会像》。

佛教的传入，深刻影响了那一时期人们的审美方式。魏晋时期人们对于佛教的追求必然会大量的制造佛像，佛像的大量制造促使人物画达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其中佛像制作和人物画发展是起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艺术家，如戴逵、戴顒父子，两人即是佛像制造高级工匠，同样在人物画创作方面也有着非常高的造诣。

还有画家顾恺之，在前段的论述中有提到过，他不仅在佛画创作上有着非常深远的成就，同样在人物画创作方面有着非常高的造诣。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外来文化的传入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同时也是中西方文化的思想碰撞，正是这样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使人物画发展达到了巅峰时期。

二、以形写神

形神问题一直存在于人物画所研究的范畴之内，既是中国美学当中非常重要的思想内容，同时也是哲学当中非常重要的命题。魏晋时期形神观的确立受到哲学、传统美学、儒家、玄学、佛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由于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使得这一时期的艺术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而这一时期人物画创作也已经摆脱了以封建世俗教化为主导的艺术创作观，突破了传统的创作模式，在基础的创作上更讲求神韵的刻画。

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形神观”对人物画以及后世的艺术创作起到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著名的画家理论家顾恺之提出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画论思想，这一理论思想被作者灵活的运用到了人物画创作当中。

从作品当中可以发现，顾恺之的人物画表现十分注重“线条”可以从经典传世作品《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烈女智仁图》等作品中去分析，人物形象表达线条有力，细长绵劲，后世评价他的线条如“春蚕吐丝”，非常贴切。

顾恺之的人物画以“神韵”取胜，对人物神韵的拿捏恰到好处，后世评价为“神妙无方，以顾最佳”，而顾本人也重点强调“以形写神”，所以得出要做到以“神韵”取胜，首先要做到细致描绘人物的仪容、神态、风韵等外貌特征，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顾恺之的线条功力十分深厚。

此外，顾恺之本人的画论观点中就有提到并阐述过，对于线条的长短，粗细或者是深浅的变化都是表现的人物神韵的重要细节特质，这些当中所提到的任何一点有了差错，都表达不出人物的神韵特点，由此可见，正是对“形”的精准描绘，才使得作品富有“神”。所以“形”与“神”是一种共生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传神写照

“传神写照”是顾恺之在之前的“以形写神”基础上进一步升华演变而来的，归纳总结顾恺之的绘画作品和理论著作来看“以形写神”是顾恺之人物画创作中所要达到的基础要求；而传神写照则是进一步的升华，是脱离了封建礼法的束缚，达到了精神世界完全自由的状态，在这种空灵的状态下去进行艺术创作，释放内心的真情实感，是真正意义上的洒脱与自由。

与此同时，顾恺之生活的时代为东晋，正是玄学盛行之际，此论点的提出受玄学的影响十分巨大。要想表达人物的形象、神态、个性、态度等特点，画家不仅要有十分敏锐的观察力，更要有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精准的表达能力。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顾恺之在“形神写照”方面达到了人物画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这种“传神写照”是画家通过对人物形象的表达，再加以自己内心的真实解读，摒弃封建礼法的束缚，突破局限的表象，做到“形”与“神”的高度统一结合，相互融合。

顾恺之“形神观”的提出在中国人物画史上有着里程碑的高度，后世的人物画以及画论等的发展一直传承并兼备“形神”观为理论基础。后世的人物画发展基本秉承“形神”观为理论基础。

在人物画的创作中，不仅要做到人物造型的精准表达，还要通过对形体准确刻画的基础上去表达人物的“神”与“气”，即“气”是外在的表达，通过对外部形体的刻画进而去表达人物内在的“韵”，即内在的情感及内心情趣个性的表达，所以在人物的刻画上，不仅仅是单纯的形象表达，而是要通过对人物外部特征的描绘。

人物的姿态、着装、表情精致的塑造让观者达到非常强烈的视觉感受，在表象的人物刻画上加上对于“韵”的描绘，使人物形象在“形”与“神”两方面做到统一。让画中的人物“活”起来，让人物的表达有灵魂存在，更加富有表现力与感染力，使观者在读画的时候可以达到“共情”。

谢赫的六法论是在顾恺之“形神”观的基础上对人物画表达的形神关系进一步的升华和提炼，“气韵”又是在“形神”上的进一步升华，“气韵”为更内在的概念，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彼此互相融合的。也是魏晋人物画独特的形神美学观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