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们”可耻的叛逃之路！
秋天的昆明难得有雾，可1938年秋末，却不时雾气弥漫。
汪精卫听从周佛海的劝说，最后下决心接受日本的招降条件，逃出重庆，另立傀儡政权，以达到与日本实现“和平”的目的。
汪主席与倭方拟订的“和平路线图”是：
汪精卫于1938年12月8日飞昆明。
汪到昆明后，日本政府将选择适当时机发表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
汪精卫则发表声明与蒋介石断绝一切关系，即日乘飞机去河内，转至香港。
抵香港后，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以与日本相呼应。
接着，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精卫的声明，反蒋独立；
继之而起的是四川军队的响应。
头号汉奸汪精卫
为了配合云南、四川将领的行动，日本军队将予以军事上的协助，如有可能，将从贵州方面对重庆军队进行追击，给忠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制造困难。在此计划实现后，汪精卫便将上述各方力量集中起来，在云南、四川、广东、广西等日本军队尚未占领和已经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组织军队。
按照上述计划，决定周佛海于12月5日，先行飞往昆明等候，并与龙云联络，为汪的到达预做准备；
汪主席按原计划，于12月8日离重庆赴昆明；
其他重要成员陈公博本在成都，陶希圣家亦在成都，他们两人便由成都往昆明，以如此安排来避人耳目。
可是，略有意外。
正当汪精卫计划出逃的前一天，陈布雷突然从桂林回到重庆，并夜探汪精卫，告知蒋介石将于8日回重庆的消息。
这一下打乱了汪、陈夫妇的时间表。
原来，蒋介石接到孔祥熙的秘密报告，说汪精卫正与日本人勾搭。正在此时，日本近卫首相按《重光堂密约》发表一项声明。以启动汪的“出逃”以实施“和平运动”的程序。可是蒋集团不明其中奥妙。于是决定立即飞回重庆，并要陈布雷当晚去汪公馆摸清汪精卫与日本人勾搭到了什么地步。
陈布雷深夜到来，使汪精卫大吃一惊。
陈布雷坐定之后，汪很客气地问：
“布雷先生一路辛苦，风尘未洗，深夜驾临，有何指教？”
“汪先生，日军进逼，战局危艰。布雷请副总裁赐教。”
汪精卫摸不透陈布雷的来意：
“这个战局……”
汪停了停，接着说，
“敌我两国可谓各有难处。”
陈布雷直接剑指靶心：
“日前，日本近卫首相声称‘倘国民政府能转换政策，变更人事，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未知副总裁对此做何评论？”
汪精卫哈哈一笑，以反问代答：
“兆铭正想请教委员长对此做何评论？布雷先生作为委员长的幕僚长，一定很了解委员长的胸中韬略吧？”
陈没探得丝毫虚实，更不知有什么《重光堂密约》。见汪不做正面回答，反而在进行试探，于是含含糊糊答复：
“委员长的见解嘛，可谓一如既往。”
陈布雷空手而回。
即便如此，陈布雷的探访，却发挥意外的效果。
这点，陈布雷自己不知道，老蒋也不知道。倒是汪精卫惊出一身冷汗。
汪精卫与陈璧君商量，怀疑行动被蒋介石发觉了，与其匆匆忙忙去冒险，还不如留下静观其变。
陈璧君
汪精卫主席果然小心谨慎。
7日深夜，汪密电在香港的高宗武：
因蒋介石突然来到此地，不得不将8日出发的预定加以变更，然而前途并不悲观……如蒋介石逗留时间较短，等他离开重庆后，从重庆出发，如时间较长，则借口尽快从重庆出发。
12月8日，陈春圃抵达昆明，向周佛海通报情况。
陈春圃是汪精卫的内侄，当时是侨务委员会成员。他本应与汪同机去昆明。但由于发生此种变化，陈春圃将汪的行李及两个子女先行送往昆明，再转河内，陈春圃则留在昆明，负责与汪精卫联络事宜。
蒋介石突然飞回重庆这事，打乱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叛逃计划，汪精卫没按期逃离重庆。周佛海立即写信给龙云，报告暂缓行期。这一变化，又影响了日本首相近卫正式声明的发表时间。《和平运动路线图》出了点小问题。
近卫
周佛海得陈春圃的通报，十分惊慌，坐立不安。他在日记中写道：
天下事多周折，往往如此，成败真由天定，非人力所能预谋。午睡不能成寐，苦心焦思，为平生所未有，其立即脱离现状欤？其返渝暂观形势欤？苦思深想，仍决定不返。原因甚多，最要者有二：一为迟早均须脱离，早则多挨几天骂，迟不过少挨几天骂，但届时恐无法脱身；二则思平两度赴渝。蛛丝马迹，在在可寻，一旦发现，国未得救，而身先丧矣！
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周佛海却难得太平了。
何苦啊，周佛海，何必要干那祸国殃民的勾当？
但日本首相近卫准备于12月11日在大阪发表演说的消息已公布，得知汪未能如期脱离重庆，只得发表一个假消息，伪称近卫因患肠病，中止大阪之行。
在昆明打前站的陈春圃，更是焦急万分，不得不取消了为汪精卫代定的滇越铁路加挂的火车包厢，等待着重庆的消息。
蒋介石是否事前怀疑汪集团有阴谋而故意惊扰汪精卫？这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蒋得到预先警告，这警告也是含糊不清的，绝对不掌握日汪的《和平运动路线图》的细节，不知汪精卫叛逃的传闻是否真实。即使是知道真实计划，也不至于在行动之前就采取逮捕之类的措施，那样反而不好办。蒋介石此来，更多的是从西南地区形势来考虑，特别是警惕两广余汉谋﹑陈济堂﹑云南龙云﹑四川的刘氏军阀因汪的活动而出现异常。蒋介石到来，是对西南离心离德的军阀们的震慑。只要能稳住地方实力派，就不愁汪精卫施展任何手段。
据说上海中统女特工郑苹如在日伪高层社交圈活动时，曾和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早水亲重有联系，继而结识了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弟弟近卫忠麿和日本军谍今井武夫等人。今井武夫正就是与梅思平﹑高宗武秘密谈判的日方代表。还说郑苹如就通过嵇希宗等向重庆中统总部汇报了汪精卫可能在1938年12月“将有异动”的传闻。
但对于这种没有得到《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及《秘密协议记录》等实质性文件的口头传闻来说，是称不上“情报”这两个字的。对口头传闻只能当作观察事态变化的参考，但不能轻信，更不能当作决策依据。决策不能随着口头传闻团团转。持谨慎淡定态度，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那才是可取的。有关中统女特工郑苹如的故事，留到后面叙述。
事实证明，切断西南军阀与汪精卫的关系链是正确做法。以致后来汪精卫发《艳电》后，得到的不是西南各军头的“热烈拥护”，而是一致的声讨。余汉谋﹑陈济堂﹑龙云﹑四川的刘氏军阀，不是一致拥护汪主席，而是宣誓效忠蒋委员长。不是宣布“对日和平”，而是誓死抗日。汪主席被迫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在重庆的汪精卫，此时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左盼右盼，才在12月17日发现次日是脱逃的机会。
汪精卫看到12月18日这天，蒋介石的日程安排是去特别行营“发表训话”。蒋介石的训话对象自然是下属，地位与蒋介石脚碰脚的汪主席自然不在受训的行列，不用参加。
趁此机会，汪精卫令其内侄陈国琦赴交通部托次长彭学沛购买几张去昆明的飞机票。彭学沛本就是汪系人物，自然严格保密，小心照办。
18日上午9时，陈璧君和曾仲鸣、女婿何文杰等，预先到达珊瑚坝机场。
事前陈璧君约定：汪精卫必须在起飞前几分钟内赶到。
陈璧君到机场时，刚巧空军司令周至柔也要乘飞机去昆明。陈璧君心里有鬼，连忙支遣曾仲鸣上前与周至柔招呼，彼此寒暄时，含糊其辞地说陪汪夫人有事去昆明。眼看飞机就要起飞了，汪精卫仍然没到。陈璧君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吩咐曾仲鸣，如果汪精卫迟了，就马上向机场调度室说明汪精卫搭乘本航班，务必令飞机延缓起飞。
就在这时，汪精卫的小汽车正向着珊瑚坝疾驰而来。侍卫陪同汪精卫赶到。周至柔等看到汪精卫，都上前敬礼。陈璧君这时才告诉周司令，说汪精卫去昆明讲演。
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陈君慧、陈国琦、汪文惺、何文杰及副官、随从等一干人马，乘上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巫家坝机场飞向河内。汪精卫为掩盖真相，在离开昆明前发电报给蒋介石，说因高原反应，身体不舒服，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定多留几日，再行返渝。
12月20日，陈公博也由成都经昆明飞往河内。
汪精卫此行，对云南龙云、广东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等地的地方实权人物，抱有很大的希望。全部心思就是要拉拢他们这些人一起下水，狠狠地把举国一致抗日的阵线撕成碎片。
汪精卫盘算着，自己不日亮出“和平”的旗号时，龙云在云南第一个发表拥汪通电。接着张发奎起而响应。然后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行动。
这样既可挖蒋介石墙脚，釜底抽薪，削弱抗日阵营力量，又可增强自己的势力，拼凑一支武装力量。
在昆明落脚期间，陈璧君、汪精卫都再次与龙云深谈，把计划“拷拷牢”。
由于蒋介石突返重庆而使汪精卫、周佛海一阵慌乱，龙云也看在眼里。内心也狐疑，担心蒋介石对汪精卫有警觉。
还是小心一点好啊。龙云等汪精卫等人一走，立即致电蒋介石，报告了汪等一行于“午后2时已离滇飞航河内”。
陈公博离开昆明后，龙云也再次致电蒋介石，补充称：
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其态度亦不似昔日之安详，不无诧异。匆匆离滇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亦不做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其言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甚大，未知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现陈公博继续赴港。
龙云既想依靠汪精卫，通过中日间“和平”，以保存其地盘和实力；又考虑到投汪成败难卜，弄不好就会受千夫唾骂，而且还会遭到蒋介石大军压境，丢失一切。于是又主动向蒋请示汇报。
小心点没错啊！龙云的谨慎，给自己留下了一条光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