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此文前，诚邀您请点点右上方的“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还能及时阅读最新内容，感谢您的支持。

前言：

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给后世留下的第一印象大概就是疆域辽阔、铁骑纵横了。

从《经世大典》中将“元”这个国号解读为“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就不难看出，元朝统治者是有野心打造一个空前规模的强盛王朝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将版图扩张到地中海沿岸的超级强国，却只维持了短短不到百年的统治。帝国的“倒塌”之所以来的这么快，与元朝的政治积弊以及愈演愈烈的贪腐之风是脱不开干系的。

“金钱政治”与自上而下的贪腐危机

自忽必烈登基称帝到元朝最终灭亡，共传承了五世十一帝；然而，除忽必烈之外，元朝历史上却再没有哪位君主能做到名留青史了。

据《草木子》记载：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

由此不难看出，元世祖统治时期，整个国家还是向着欣欣向荣的方向发展的；不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文化方面，元朝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政策，让中原地区进入了半个世纪的稳定繁荣之中。

只可惜好景不长，忽必烈去世后，元朝政府的种种积弊就随之暴露了出来；其中对国家稳定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自上而下的奢靡和贪腐之风。

皇室贵族的奢靡之风主要体现在大兴土木和奢侈享乐上。

据《元史》记载，公元1309年，元武宗下令修建皇城角楼；面对中书官员直陈“今农事正殷，蝗蟓遍野，百姓艰食，乞依前旨罢其役”的理由，武帝不仅毫不动容，反而做出了“先毕其功，余者缓之”的决定，将个人享乐放在了国家和百姓利益之前。

为满足元朝皇室贵族的享乐需求，京师范围内光是大大小小的局院就有300多个，其中工作的匠人更是超过了40万。

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专门负责给皇室制作金银、玛瑙玉器、玳瑁、绣品等奢侈品的，而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满足宫廷亲贵们不同的享乐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过分追求享乐让元朝皇室的日常开支变得相当巨大。天历二年，仅是专供宫中猛禽所花费的肉价就从200余锭暴增到了13000余锭；至于皇后嫔妃们的日常吃穿用度，更是以万计数的“天文数字”。

有了皇室带头，元朝各级官员的日子也大多跟“清贫”沾不上边。

据《吴文正集》记载：

元顺帝即位前，“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以为耻，人亦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

由此不难看出，元中期以后贪官污吏横行的现象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各级官员唯利是图，统一向“金钱政治”看齐的举动正在加速元朝走向灭亡。

在朝堂上下都将金钱利禄放在第一位的大环境下，当官的唯一目的似乎就只有捞钱了，至于为百姓办事，为江山社稷出力的苦差，则几乎没有人再做。

对元朝官员来说，是否有捞钱的理由并不重要，因为即便没理由也同样可以想尽办法从百姓手里要钱。

这种贪腐乱象让元朝政府陷入到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因为各级官员都专注于“搞钱”，所以不务正业、人浮于事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相当普遍，而这就使得官员晋升成为了一个只看钱而不看政绩的“荒唐考核”。

与官场情况类似，这一时期，元朝军队中的贪腐问题同样十分严重。由于出任军官的大多是世袭贵族子弟，他们身上又或多或少的带了点骄奢懒惰的不良风气，所以军中吃喝玩乐、贪污受贿的情况同样屡见不鲜。

可以说，“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就是这一时期军队状态的真实写照。

更糟糕的是，为满足一己私欲，一些军中将领还会做出克扣军粮、抢劫百姓的荒唐事，这进一步激化了百姓与官府之间的矛盾，也为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总的来说，由奢靡之风引发的贪腐乱象让元朝上下处在了一种沉迷享乐的“半瘫痪”状态；因为这种状态不仅给国家经济造成了沉重负担，也让统治阶层“内乱”跟“阶级对立”变得愈发严重了。

权臣乱政与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

元代权臣数量之多、权力之大，在华夏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这与上流社会盛行的贪腐风气脱不开干系，也与文臣式微，儒家礼制“断层”的大环境有关。

作为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蒙古族的“尚武”风气大概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因为不论是在蒙古帝国时期还是在元朝统治时期，上层社会都更注重将领而非文臣的培养。

事实上，即便是在最看重儒生跟汉法的忽必烈执政时期，守旧势力对中原文化的排斥和打击力度也并没有减轻多少。

这使得唐宋时期传承了六百多年的科举制暂时退出历史舞台，也使得元朝政坛陷入了蒙古、色目贵族把持的“权臣时代”。

由于元代的各级官吏并不是以科举制选拔出来的，而是通过人情关系“走后门”加入统治阶层的，所以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既不精于政务，也对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十分淡漠。

这使得这部分官员更容易走上盘剥压榨百姓的贪官道路，也使得权臣体系更容易被建立起来。

虽说上层官僚集团并非不清楚这种选拔制度的流弊，但同样需要“裙带支持”的他们其实并不介意培养一些能力不行，但听话好用的官员。

像元统年间，借新帝年幼之机把持朝政的权臣伯颜，就实现了“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的“成就”。

除了借身份地位“敛财”外，以伯颜为代表的权臣们还干出了不少阻碍元朝发展的事。

像以“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世犹以为无益，以为可非也”等理由反对科举制复兴；“禁汉、南人演习蒙古、色目文字”；甚至想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大姓汉人等举动，都进一步激化了民族阶层间的矛盾，让蒙古贵族们始终没能从中原文化中找到巩固统治的正确道路。

也正是因为这些权臣不断挑拨蒙古、色目贵族与汉人、南人之间的矛盾，元朝中后期，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才让不堪重负的底层百姓做出了揭竿起义的决定。

要知道，在元朝统治的近百年时间里，沦为下层人的汉人是处在被奴役的状态的；他们不仅没有任何社会地位，还不得不在承受官员层层压榨的同时缴纳高昂赋税，这让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让他们对统治阶层的仇恨愈发强烈。

尤其是在一些灾荒严重的年景，底层百姓更是面临着通货膨胀与赋税加码的“双重困境”。

这种情况下，贵族官员往往会为了粉饰太平而加重盘剥，用搜刮来的钱财讨好上峰，至于普通百姓则只能在听天由命跟揭竿而起之中做出选择。

监察官员腐败导致的改革失败

为严查贪腐、肃清朝政，元朝统治者也曾任命监察官员前往各地进行监督，对贪官进行整治；然而，监察机构的腐化速度却远超元朝政府预料，这也使得“至正更化”改革走向了失败。

早在建国之初，“立中书省以总庶务，立枢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台以纠弹百司”的元朝政府就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监察体系。

在“中台”，即御史台这一最高监察机构的领导下，位于陕西境内的“西台”与位于建康的“南台”，跟其余各道的“肃正廉访司”一道负责全国官员的监督工作。

依律，各级监察官每年都需“巡历州县，纠察官员”以此保证吏治清明。

然而，元朝初年以后，废弛的法律跟日盛的贪腐风气却让监察官一职“名存实亡”了。

随着监察系统的腐化，监察官人数虽然还在不断增加，但真正尽职尽责，不怕得罪上级官僚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顺帝年间，“辞难避世，玩废岁月，因循苟且，培养资品而已，百姓之利病，官员之贪廉，盖漠如也”的情况变得愈发严重，监察者们也逐渐加入到了贪腐队伍当中。

可以说，这一时期被监察官弹劾整治的，反倒是那些刚正不阿，拒绝与之同流合污的官员了。

随着监察体系沦为朝堂博弈的工具，再没有人关注各级官员是否贪赃王法，元朝的吏治也终于走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这个帝国最终倒在了内部的种种积弊之下，毕竟贪腐已经掏空了这个国家的底子，而百姓也不愿继续生活在压迫之中了。

参考文献：

《元史》

《草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