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王朝的最后几年，似乎所有迹象都清晰地表明，这个国家正以一种难以逆转且令人绝望的方式，一步步走向灭亡。

1273年，历时六年的襄阳保卫战失利，南宋元气大伤的同时，蒙古人却因为占据襄阳，得以通过汉水侵入南宋赖以生存的长江流域。

1274年七月，南宋风雨飘摇之际，正值盛年的宋度宗又突然暴毙，将身后偌大的烂摊子，统统留给了尚不满三岁的嗣君、宋恭帝赵㬎和年逾花甲、又毫无治国经验的太皇太后谢道清。

1275年二月，曾在鄂州之战中击败忽必烈的权相贾似道，带着朝野上下最后的希望，举倾国之兵西出池州，结果丁家洲的生死决战，南宋再次一败涂地。

接连而至的致命打击，拼命挣扎却越陷越深，上天仿佛已经厌弃了这个国祚绵延三百年的王朝。

亡国之兆缓慢却无比清晰地呈现在所有人眼前，只看命运在什么时刻、以怎样的方式，为南宋按下最后的休止符……

南宋王朝的垂死挣扎

丁家洲战败的噩耗传入临安，朝野上下一片震惊，在末日将至的阴云笼罩下，宋廷再次拿出了百年以来屡试不爽的护身法宝——求和。

但今时已不同往日，统帅十三万大军溯江而上的贾似道，在丁家洲决战前夕，又何尝没有想过这一招，只是当时蒙古主帅伯颜的态度便异常坚决：元军尚未渡江，则议和纳贡尚在考虑范围之内，如今沿江诸郡争相归附，哪还有谈判的必要！

而丁家洲惨败后，南宋水师主力损失殆尽，就更加失去了议和的筹码，所谓求和，最终无非是称臣纳贡、割地赔款，但面对命悬一线、如同待宰羔羊的对手，忽必烈又有什么理由放弃南方已唾手可得的整片疆域和全部财富？

求和遭拒，迁都避敌的意见又在朝堂之上响起，然而这也不见得是多么高明的举措。

南宋之所以能偏安江南上百年，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有长江可以据守，但此时蒙古舰船已从鄂州（武汉）一路打到下游，镇江、扬州、建康（南京）纷纷失守，长江防线瓦解在即，失去天险凭恃，江南的半壁江山虽然广阔，但哪里又能为南宋君臣提供庇护之所？

求和不成、外逃无路，太皇太后谢道清只得以幼帝赵㬎的名义下《哀痛诏》，痛陈国家三百年以来，待士大夫不薄，如今社稷危在旦夕，希望天下“文经武纬之臣”立即兴兵入京勤王。

但言者声泪俱下，闻者却无动于衷，应者更是寥寥无几。大厦将倾之际，地方上手握兵权的文官武将，大多各怀鬼胎不是有意观望便是暗中准备投降，偌大的南宋，竟然只有赣州知州文天祥以及郢州守将张世杰奉诏入卫临安。

两人所带兵马总共不过区区三万余人，但对于绝境之中的谢道清而言，杯水车薪，好歹也算是一点心理上的安慰。

只是宋廷对民兵的作战能力和组织纪律都不太放心，文天祥和他从江西临时招募的两万义勇，只是被安排到周边郡县负责防御，诏令不得进京。

而从荆襄战区千里驰援的万余郢州“正规军”，便成为了南宋朝廷此刻唯一可以信任、倚仗的底牌。

1275年三月，张世杰被任命为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军，节制禁军之外其余各路人马，担负拱卫临安、正面御敌的重任。

回光返照式的胜利

张世杰临危受命，但此时摆在他面前的，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

南宋赖以立国的三大战区，川陕、京湖两处已不复存在，唯一硕果仅存的两淮战区，兵力也被压缩在江淮之间的狭窄空间里动弹不得。

京都临安周边已有多地沦陷，而因为长江下游州县的失守，又使得江淮地区的宋军部队，被天堑阻隔，无法支援江南。

好在转眼夏日临近，久居大漠苦寒之地的蒙古人，无法适应南方闷热潮湿的气候，忽必烈下诏以“时暑方炽，不利行师”为由，命令前线部队暂时休整，约定秋季到来时再继续展开攻势。

而张世杰则趁元军夏季休战的空档，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争夺临安外围州县以及恢复长江南岸控制权上。

1275年五月，张世杰部下刘师勇率先攻克了被元军占领的常州，此后宋军四面出击，又陆续收复了平江（苏州）、广德、溧阳等地。

不仅战场节节胜利，各地民众和义军也纷纷响应，而浙东本已降元的不少地方，也在此期间反正归宋。

襄樊失守之后数年以来，宋军士气极为少见的得到恢复和提振，此时的抗元形势不说一片大好，起码在绝境之中看到了一点出路和希望。

然而最大的喜讯还是来自于长江北岸。

此时窝阔台一系的海都叛乱愈演愈烈，迫使忽必烈急令伯颜率侵宋主力回师平叛。

虽然伯颜返回上都后，力陈此时是灭宋的大好时机，建议继续用兵，忽必烈也最终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南北往返毕竟需要时间，而张世杰却趁伯颜北上、元军进攻节奏放缓之机，一鼓作气又拿下了江北重镇的扬州。

扬州已然在手，只要再拿下与之隔江相望、长江南岸的镇江，江淮与江南两大区域，将可以通过京杭运河连为一体，到时上下周转兵员、物资、军械都将成为可能。

临阵失约，被阴云笼罩的战争

连战连捷、失地得以收复，人心士气逐渐恢复，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的张世杰，决定在镇江发起规模更大、也是决定性的反击。

六月底，张世杰将东南沿海水军驻地里所有可用的海船全部集结，组建起了一支战船数量达到上万艘的庞大水师舰队。

同时，他又联系了镇守扬州的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和负责防御常州的殿前都指挥使张彦，计划两人由扬州、常州同时发兵，对镇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而他本人则率领水军，从下游直扑镇江附近的金山，到时“三路交进，同日用事”，一举拿下镇江。

这是一次重夺长江下游控制权的关键之战，一旦张世杰围攻镇江的计划实施成功，淮东、江浙连为一气，不仅可保临安无虞，南宋一直被动挨打的战场形势也会很大程度上得以扭转。

时间来到1275年七月初一，这一天是原本约定三方共同出兵的日子，然而令张世杰意想不到的是，等他率领着水师浩浩荡荡抵达战场时，整个镇江周边却是异常的安静——李庭芝和张彦竟然同时爽约了！

至于两人为何没有发兵，史料并未详细记载，也许是当时张世杰的威望并不足以驾驭三军，也许是国难当头众将各怀心思。

只是如此一来，镇江之战还尚未打响，原本三军齐头并进、水陆夹攻的作战计划，瞬间就变成了张世杰孤军奋战的局面。

然而此刻已是箭在弦上，又岂有不发之理，即使孤立无援，张世杰也没有逃避，他将舰队锚泊在离镇江以西十里外的焦山附近水域，以万余战舰横遮江面，摆开与元军决一死战的架势。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作为“南宋三杰”之一的张世杰，在国家危亡之际所表现出的忠贞之心、孤勇之气绝对值得万世敬仰。

同时他也是一位久经沙场，作战经验比较丰富的将领，襄阳失守之后，正是此人所驻守的郢州，曾给南下的蒙古人带来很大的麻烦，最后伯颜久攻不下，只得无奈迂回绕过郢州，才最终得以浮汉入江。

只是作为焦山之战的总指挥，张世杰本身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是陆军将领，不习水战，而对于如此大规模的水面决战，更是彻底的门外汉。

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弱点和隐患，其实从一开始，便已经决定了焦山之战最终的成败。

彼可烧而走之也！

扬州、常州两路宋军的缺席，并没有令张世杰有所动摇，即使孤军作战，他依然胸有成竹。而他的信心正是来源于身后遮天蔽日的船队。

这些来自东南沿海、经过技术革新的巨大战舰，无论操控性能还是火力配置、规模体积，都能碾压元军那些传统的内河船只。

而为了显示此战必胜、破釜沉舟的决心，他下令将所有战船以十艘为一个单位，用铁链拴在一起，为了保持平稳，再集体下锚，非有军令严禁起锚，违令者斩。

令以十舟为方，碇江中，非有号令毋发碇，示以必死

——《宋史·列传·卷二百一十》

真是天要亡宋，如此关键的水战，作为主帅的张世杰，不知是过于紧张还是确实忘记了历史，竟然会摆出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所用的阵型，而对面的元军统帅阿术，望着江上密布的南宋战船，瞬间便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彼可烧而走之也！——蒙古人用几乎和当年东吴名将黄盖一模一样的语气，说出了彻底击溃宋军的方法。

但火攻也需要风向配合，天气不是蒙军所能掌握的，在风向转变之前，阿术只能指挥水师战船，先进行试探性的进攻。

七月初二清晨，阿术命参政董文炳居左，招讨使刘国杰居右，万户忽頼出负责中央突破，其本人则在后方负责整个战场的指挥。

与此同时，又命水军万户王琛率舰队沿着长江南岸往下游迂回，对宋军后路形成了包抄。

但战斗正式打响之后，宋军船坚炮利的特点得以彰显，双方箭矢、炮石对射之际，张世杰的船队几乎从一开始便以压倒性的火力输出，掌控着战场的局势。

远攻无法奏效，近距离冲击，蒙古人的小型战船，又无法撼动宋军的艨艟巨舰分毫。

激战从清晨直至正午，由江面打到陆地，蒙古人始终无法对江面上犹如巨型城堡的宋军船队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然而午时刚过，风向突变，阿术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

蒙军主帅立刻挑选了一千名擅长弓箭的射手，乘坐快船分由两翼同时出击，抵近宋军战舰后，立刻发射点着的箭矢。

漫天呼啸而过的火雨中，宋军战舰上巨大的风帆和高耸的桅杆最先被击中，并开始迅速着火，火焰顺着桅杆很快烧向甲板和船舱，在风势作用下，又迅速引燃了彼此相连的其他战船。

战船接二连三的中箭、起火、燃烧，一时之间，宋军阵中已是“篷樯俱焚，烟焰蔽江”，而此时船上的南宋将士，想战无处下手，想逃又被铁链、铁锚限制了自由，更何况主帅张世杰战前早就下达了军令，也无人都敢擅自砍断铁链或者起锚逃生。

熊熊的烈火很快便吞噬了外围的战舰，无数南宋士卒葬身火海，即使及时跳江逃生，也难逃元军战船的追击射杀。

七月灼热的烈日之下，宋军或被焚、或溺毙，转瞬死伤上万人，浓烟、火焰、血污、尸体将焦山的江面便成了人间炼狱。

眼见大势已去，张世杰连忙下令起锚撤退，然而在仓皇逃往下游之际，等候已久的王琛又对宋军再次展开了突袭。

侥幸冲出火海的水师残部，刚刚从恶战中死里逃生，所有人都是身心俱疲、草木皆兵，哪里还有军心士气可言。

面对半路上突然出现的伏兵，整个船队被瞬间击溃，然后失去秩序，被驱赶、被追杀，溃散着逃往下游。

主帅张世杰更是被蒙军一路追赶至长江口，不得已仓皇驾船出海，而元军因战船太小，不敢冒险驶入汪洋大海之中，才最终罢兵返航。

剩下的就是等待死亡

兵败焦山，宋军战死、被俘者高达两万多人，战火中被焚烧的大、小船数以千计，光是被元军俘获的黄鹄、白鹞两种大型舰船，便有七百余艘。

襄阳失守之后，南宋先后在长江上与元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水战，结果三战之后，形势却一次比一次严峻。

1274年底，鄂州保卫战失利，三千余艘战船被焚毁，而蒙军则成功“浮汉入江”，第一次真正入侵到了南宋赖以生存的长江防线。

1275年二月，丁家洲一役，南宋以水陆共十三万人，二千五百艘战船，发动最后一次大规模反击，不幸再次遭遇失败，此战过后，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宋廷再也无力组织成建制、兵团级的抵抗力量。

1275年七月的焦山水战，是南宋在长江上的最后一战，这次的失利，也标志着南宋长江防线的全面崩溃和彻底失守。

此役过后，战争的态势进一步趋向明朗，南宋王朝即使理论上逃过一劫的可能也化为了乌有。

而元军方面，伯颜挟得胜之势一路南下，除在常州遭遇了一点抵抗外，几乎是风卷残云般掠过江南大地，一路之上攻无不克，招无不降。

在蒙古人即将兵临城下之际，临安绝望了，也彻底疯狂了！

右相留梦炎弃官逃到衢州，朝廷两次召请，其人均无动于衷，在家中称病不肯出，最后在衢州献城降元。

在贾似道之后主持朝政的左相陈宜中也不辞而别，最后是太皇太后谢道清亲自给其母写信劝慰，才勉强回京继续任职，不过在临安城破前夕，陈宜中又再次出逃。

枢密使文及翁、倪普两人算是顾及一点脸面，暗中指使言官弹劾自己，启动罢官程序，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离开朝堂、离开临安这个是非之地。

宰执如此，其余文武官员更是争相效仿，或逃或降是络绎不绝，等到德祐二年（1276）正月，谢道清再次召集朝会时，出班的大臣只剩六人，临安的南宋朝廷人去楼空，实际上已经形同虚设了。

真是无比的讽刺与悲哀，亡国在即，这些深受国恩、忝居高位的士大夫，这些饱读诗书、满口仁义道德的文人，纷纷露出了最无耻、最丑陋的本来面目。

而煌煌三百年的大宋王朝，到最后能像文天祥这样甘为社稷尽忠守节的，却是寥寥无几。

二月初五，太皇太后谢道清携年幼的宋恭帝，手捧降表、率文武百官出城投降，南宋作为政治实体自此宣告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