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当年我们十六人一起下乡插队，就我一人娶了农村姑娘

自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4月6日，我们十几名老同学都会聚一聚，因为我们是1969年4月6日一起下乡插队的。每年的4月6日就成了我们下乡插队的纪念日，也是我们聚会的日子。

以前同学聚会，我们是不允许带家属的，大家都说有家属在场，说话不方便，还担心有的女眷心眼小会无端吃醋。

近几年，有几位老同学不在了，还有去外地和儿女一起生活的，聚会人数逐年减少。人少了不热闹，我就提议聚会带家属，我也是第一个带着家属参加同学聚会的“露头青”。

因为三年前我领头带着家属参加了同学聚会（疫情期间两年没能聚会），今年的聚会除了张延祥（他老伴脑血栓），其他同学都带了家属。一帮头发花白的老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

这次聚会比往年热闹，张斌的老伴很活泼，能说也能唱，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吃完饭，我们闲聊，张斌的老伴问我：“周大哥（我的名字叫周永刚），我听老张说，当年你们知青集体户十六个人，九名男生中就你一人娶了农村姑娘，你把当年和嫂子搞恋爱的情况给我们说一说呗。还有你们后来是怎样发财的，也给我们分享一下。”

张斌老伴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特别是家属们都想听听我的恋爱往事和我们的挣钱门道，我征求了一下我老伴的意见，她说这有啥不能说的，咱俩是光明正大搞对象，本本分分做生意，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其实，我在插队期间和玉英（我老伴叫孙玉英）恋爱的事情我们集体户的同学都知道，大家也都劝过我要慎重考虑婚姻大事，但大家却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顶着很大压力和孙玉英结婚的原因。

我们是1969年4月6日来到驼腰子八队插队落户的，当时正是春耕备耕的准备阶段，孙队长（孙玉英的父亲）为我们安排好吃住的地方，就让我们跟着社员往地里挑粪准备春耕。因为我们刚参加生产劳动，队长说暂时给男知青一天记六分工，给女知青一天记五分工，一个月后，再根据劳动表现让老社员为我们评工分。

转眼就是一个多月，天气越来越暖和了，播种完了玉米黄豆，孙队长开始带领社员们栽黄烟。栽烟苗最累的就是挑水，孙队长亲自带领我们男知青挑水，女知青跟着老社员刨坑栽烟苗，一帮年轻女社员也和我们一起挑水。

挑水途中，孙队长家的大姑娘孙玉英把围在她肩膀上的垫肩解下来让我戴上，还笑着对我说：“永刚哥，今天挑水你加把劲，争取多挑几趟。”

我们刚来到驼腰子那段时间，孙玉英帮我们知青做了半个月的饭。孙玉英比我小一岁，小学毕业，长得很漂亮，乡亲们都喊她大英子。因为孙玉英长得好看又爱说笑，大家都很喜欢她。

别的同学看大英子把自己的垫肩给我戴上了，有人羡慕有人嫉妒，李军还凑到我跟前说：“永刚，看样子孙玉英是喜欢上你了。”“上一边去吧，咱们才来了几天啊。再说了，一个农村丫头，你要啊。”我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却美滋滋的。

肩膀上有了孙玉英的垫肩，我挑起水来就觉得不那么压肩膀了，挑水的速度也快了一些。快收工的时候，孙玉英偷偷塞给我三张纸条。纸条上盖着记工员的手戳（印章），我们每挑一趟水，记工员就给我们一张纸条。

收工后，记工员统计了社员们挑水的趟数，最多的一名社员一天挑了三十八趟水，我挑了三十五趟（包括孙玉英给我的那三张纸条），在社员们中排名第三，最少的只挑了十六趟，孙玉英挑了二十七趟。

根据挑水的情况，记工员和几名老社员商量了一下，给我们知青评出了工分标准，我是最高工分，每天十分工，和男社员一样。有三名男知青一天八分工，另五名男知青一天七分工，女知青一天六分工。

对于队里的工分评定标准，社员们没有意见，知青们也没有意见，因为大家都看到了，我挑水的速度确实比其他知青快，但我的年龄也最大。这个工分标准一直持续到第二年春天，队里又再次为我们重新评定了工分标准，我的工分还是最高。

说句实话，那次要不是孙玉英鼓励我，要不是孙玉英偷偷塞给我她的三张纸条，我肯定评不上十分工。

社员们在晾晒烟叶（图片来源网络）

那年秋后，队里为我们盖了新房子，我们都搬到了新房子里居住了，我还是担任知青集体户户长，社员们还选举我当了八队的副队长。

1972年秋后，我们几名知青跟着队里的张会计去公社粮库交公粮，那天一共去了十二个人，四辆架子车，三个人拉一辆车，两名女知青和孙玉英也一起去了。在公社粮站排队期间，因为其他大队的几名年轻社员插队，我就和他们理论，结果就动起手来。

对方的一个年轻人吃了亏，他就去公社粮站斜对面的公社革委会大院叫来了李公安。李公安看那人的鼻子还在流血，就问是谁打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打的，可我是集体户户长，我就说是我打的。李公安就把我带到了革委会大院，让我包赔对方医药费误工费，还把我关起来让我写检查，并吓唬我说检查书要存到我的档案里。

孙玉英看李公安把我关起来了，她就跟李公安理论。李公安说：“先不管他们加没加楔子（插队），你们先出手打人就不对。”“李公安，我们出手打人也是有原因的，他们加楔子不说，还张口骂人耍流氓，你说该不该打？”孙玉英大声说道。

李公安一听他们耍流氓，顿时来气了，问孙玉英：“他们给谁耍流氓了？”“给我呀，我是个姑娘，他们骂人可难听了，算不算耍流氓？”孙玉英大声说道。

李公安把对方叫来当面对质，对方只承认骂人，不承认耍流氓。李公安说：”你们用难听的话骂一个姑娘，就是耍流氓。”

当时要是定性为流氓，那可是人生的一大污点啊。

结果，对方那几个年轻人不敢再争辩，我也没写检查。说句实话，那天要不是孙玉英胆大敢说话，我要是真写了检查存入了档案，单凭打架斗殴这一项，以后招工招干肯定会受影响。

就是因为孙玉英的这个举动，我对她产生了很好的印象。我俩原本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她就出面保护我，我要是娶她做老婆，她对我肯定错不了。当时我刚满二十周岁，虽然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可我心里已经有了打算，我要娶孙玉英做老婆。

第二年春天，敦化制材厂招工，我借故不喜欢那个职业，就没去当工人。1974年林场又来招工，我依然没去林场当工人。因为这事，我爸妈很生气，说我下乡插队干了几年农活，肯定是把脑子累出了毛病。

一晃就到了1976年秋天，在驼腰子八队插队落户的十六名知青还剩下了四个人，其中两人因为家庭出身有问题，迟迟不能招工进城，李军因为打死了邻村的一只大黑狗，被人家告到了公社知青办，所以每次招工都没有他的名额。我不去当工人，纯属个人原因，李军最清楚，我就是放不下孙玉英。

那年春节回延吉过年，我爸妈还是不同意我和孙玉英结婚，我就对我妈说：“妈，孙玉英好像怀孕了，人家说了，我要是不和她结婚，就到知青办告我耍流氓。”这下我爸妈真害怕了，当即答应我和孙玉英结婚，我爸并让我妈给了我八十块钱。

1977年春天，我和孙玉英领取了结婚证，简单请了两桌酒席，就算结婚了。结婚后，我和孙玉英住在了知青集体户里，孙玉英天天为我们四名知青烧火做饭，从无怨言。

1983年春天，我妈办理了退休手续，我接替我妈的工作成了农机厂的一名车间工人，孙玉英在西市场租了一个摊床卖童装，我妈正好帮我们照看孩子。

1999年初夏，下岗后我和老婆一起卖服装。因为我老婆在市场干了十多年，有了一定的经验，再加上多了我这个帮手，她就租下了多个摊床，找了五六名服务员来帮忙，扩大了经营规模。

跟着老婆跑了一年，我就能独自去辽宁西柳进货了。后来又联系上了浙江义乌、福建和广东的服装厂，直接去厂家进货，批发零售一起干，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到了二零一五年，市场上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主要是信息太灵通了，中间赚的差价越来越少，我和老婆商量了一下，把所有的摊床和批发店全都兑了出去，我们两口子从此过上了悠闲自在地退休生活。

后来看我开上了越野车住上了电梯楼，亲戚朋友都说我当年娶了个农村姑娘，没想到竟然是个财神爷。就连我妈也夸我有眼光，她好几次对我说：“永刚，要不是人家孙玉英贤惠孝顺又会挣钱，我可活不了九十多岁，看看人家孙玉英，比亲闺女还孝顺，好吃好喝照顾我，一年两次体检，看病也从不心疼钱。当年我要是阻拦了你俩结婚，可真就作孽了。”

讲述完了我和孙玉英的婚恋往事和生活经历，同学们都很羡慕我也为我们高兴。看看同学们羡慕的目光，我老婆笑了笑说：“永刚哥，还在那傻坐着干啥，赶紧去买单呀。”

今年原本说好了餐费还是大家AA制，既然我老婆发话了，我咋能不给她这个面子呢。大家分别的时候，我老婆又发话了，她说：“从今年开始，咱们年年都带着家属来聚会，年年都让我永刚哥买单。”

看看我老婆开心快乐的样子，我很高兴。愿我的同学们岁岁有今朝，年年都聚会，只要大家都健康快乐，我愿意年年都为大家买单。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周永刚师傅讲述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