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生活在汉字文化圈的人对《三国演义》一书，必定不会陌生。作为古代小说《三国演义》相对于近现代小说而言，其“主角”的特色并不明显。可是，它依旧会通过“踩”某些角色，让另一些角色的某种特质更为突出，周瑜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魏晋时期的周瑜——雅量真君子

在紧接着三国的魏晋时期，周瑜的形象十分良好。据《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记载，周瑜不但精通音律，还能准确地识别出曲中的错误之处。同时，周瑜也十分热情，会帮助音乐家们纠正曲谱。因此当时民间有歌谣说：“曲有误，周郎顾。”

初平元年（190 年），长沙太守孙坚举兵征讨董卓，将家眷留在舒城（周瑜家乡）。恰好周瑜与孙坚长子孙策同岁，二人在这段结下友谊，很快成为莫逆之交。

【战争年代的情感总是十分真挚】

在孙策死后，周瑜尽心尽力地辅佐孙策的弟弟孙权。这个阶段的周瑜对天下形势的论断中确实显示出了超凡的政治谋略，在运筹决策上，眼光敏锐且果断。周瑜关于时局的分析集中体现在几次奏对中，奏对中言简意赅地分析了东汉末期的时局，并且提出了自己鲜明的政治主张。其几次奏对分别提出于赤壁之战前后，根据形势的不同，也体现出不同的倾向。

建安十三年（208年），继官渡之战后，曹操兵威日盛，力图在统一中原的基础上乘势南下，统一中国。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以汉丞相的名义下书，声称自己将会率领水陆大军80万南下会会孙权。

【对不少三国迷而言，赤壁之战是最精彩的篇章】

此时的曹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人力物力资源上都占有极大的优势。水陆大军80万显然渗水不少，可收编刘表大半兵力的他拥兵10-20万没有问题。孙权虽然占有江东六郡，自然经济条件较好，但兵仅数万，政治、军事实力与曹操的对比实在过于悬殊。袁绍、袁术、刘表等人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荆州刘琮的举众降又给孙吴带来极大的恐慌。

同为孙策老臣的张昭就力主孙权投降。其认为江东政权能够抵御北方的屏障在长江，现在曹操已经吞并荆州，收编原属于刘表的千艘战舰，孙氏政权已无力抵挡，不如趁现在还有本钱谈条件，尽可能地将自身的价码拔高。

【孙吴最大的优势在舰队与长江】

这时，出巡鄱阳的周瑜得知此情，火速赶回，和鲁肃一起力排众议，反对迎降。他声称“操虽讬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孙家作为汉室忠臣不能就这么归顺曹操。这句话能看出，周瑜或者说当时的江东政权依旧对汉室有着认同。周瑜本人也十分尊奉儒家的忠义价值观，在传统文化中属于真正的君子。

然后周瑜又指出如果北方已经得到平定，那么曹操可以全力南下，江东政权或许难以抵挡。可是，马超、韩遂依旧在西北地区蛰伏，随时准备在西部战区重启战火。况且曹操虽收编荆州军队，可其本部依旧以北方人为主力，无法和江东水军争锋。这段话也很好地体现出周瑜对局势的把控。作为南方人，他并没有像张昭一样，将目光局限在东南，而是放眼全国判断出曹操无法全力南下的事实。同时，周瑜对双方的战斗能力以及擅长的战斗方式也有一定了解。

【水面战斗与陆地战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

最后，周瑜为证明自己所言非虚，请命率3万人进驻夏口阻挡曹操。这进一步凸显周瑜的人设——绝非夸夸奇谈的“纸上做题家”，而是一个真正的实干派。

后世裴松之给《三国志》做注解时，对周瑜人格方面的魅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三国志》在描述周瑜与程普不睦时，将矛盾的起因归咎于程普资历更深，地位却在周瑜之下，因此心怀怨愤，多次侮辱周瑜。周瑜对程普却很宽容，数次宽容程普的无礼，使得程普十分折服。这里我们看不到周瑜半点“嫉贤妒能”的形象，反而十分雅量,这也是魏晋时期对周瑜的普遍评价。

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周瑜——形象不变，越多越多地与诸葛亮并列

【诸葛亮的形象在南北朝时得到极大改善】

南北朝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东晋政权避处江左，与盘踞北方中原地区的胡人政权，彼此互有攻伐而难于取胜，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对司马氏皇朝来说，这种局面毋庸置疑是一种耻辱，是无力统治中原的不得已选择，是失去洛阳长安两都之后依靠长江天险苟延残喘之举。当时东晋名义上保有全国十三州部统治权，实际仅控制扬、荆、交诸州，后又占领益州，合并一起恰好是原本的吴、蜀疆域。

南朝士族们一直期望有一日能够克服中原，雪清“衣冠南渡”的耻辱。这种集体心理遇上中国人特有的“崇古情节”时，产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化学反应”。恰恰三国时的蜀汉有着与偏安一方的东晋王朝相似的境遇，刘备就自比东汉光武帝刘秀，号召“复高祖之业”。所以，以兴复晋室为奋斗目标的东晋王朝自比为蜀汉，而将“五胡”比作篡夺汉王朝政权的曹魏。于是东晋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便选择了与自己境遇一致又和汉室有宗庙之继的蜀汉作为正统。连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也被拔高，逐渐有后世“神机妙算”“战无不胜”的影子。

【现实的战场失利，总要有点精神上的寄托不是？】

这一改变最大的结果就是为后世曹魏的妖魔化提供理论基础。其对于周瑜和东吴政权的影响相对较小，可诸葛亮的光芒开始逐渐绽放。人们不可避免地将诸葛亮与极为相似的周瑜相提并论，并将其作为一种精神寄托。

到晚唐，不少诗歌中已经出现周瑜与诸葛亮并立的场景，虽然二人在正史中交集不深。例如李九龄的《读三国志》：“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 ”，又例如周昙 的《后汉门·灵帝 》：“榜悬金价鬻官荣，千万为公五百卿。公瑾孔明穷退者，安知高卧遇雄英。”

【南北朝至隋唐的文人虽无踩一捧一，却将二人相提并论】

两宋时期的周瑜——正统论影响下，逐渐被诸葛亮超越

两宋乃是蜀汉与曹魏“正统论”争锋的“白垩期”。得益于印刷术的普及和朝廷恩养士大夫的政策，能够脱产创作的文人数量日渐增多。在儒家文化推行“崇古”的大氛围下，三国之中谁为正统也成为士大夫们的争论焦点。

自宋初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鼓吹尊重朝廷，真宗朝官官修《册府元龟》严变正润，直到欧阳修的《正统论》，三国的正统问题正式被卷入进来。欧阳修在《正统论》中表示，“魏与吴、蜀为三国，陈寿不以魏统二方面并为三志，今乃黜二国，进魏而统之，作《魏论》。”也就是说，在三国中，只有曹魏是帝室正统，吴蜀两方不应称之为国，陈寿将三国并列，各为其作志是不正确的，应该仅以魏国独尊。

【北方数个起源于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也让宋朝“正统”地位岌岌可危】

此说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章望之随即写了《明统论》进行反驳。此后，又有司马光继承《三国志》曹魏为正统的历史观而做的《资治通鉴》，南宋朱熹则有以蜀汉为正统的《通鉴纲目》。两者在正统观念上针锋相对。不过，虽然《资治通鉴》以治史严谨、文采斐然著称于世，但尊曹尊刘的正统论之争中，无疑是朱熹的《通鉴纲目》在历史中占据了上风，所谓的“帝蜀寇魏”论在此之后便渐成定局。

这种思维下，不少人开始将周瑜的功绩移花接木至诸葛亮身上。例如李复在《题武侯庙》中写道：“天厌炎灵暗不开，欲吹余烬发寒灰。强因徐庶南阳起，能枉周瑜赤壁来 ”。更有甚者如宋徐钧在《周瑜》一诗中对其赢得赤壁之战的动机进行强烈地批判和质疑：“一举灰飞赤壁船，托名助汉岂私权。如何不放蛟龙雨，欲断刘家一脉传。”

【宋朝对武将拥兵自重的焦虑，也部分蔓延至周瑜身上】

虽然在宋朝，这种对周瑜的批判只是在文人墨客的小圈子中流行。但是，只需要一个契机让上流社会的价值观传播至市井，那么周瑜的形象就会被彻底颠覆。

元明时期的周瑜形象——善妒、好色的小人

元朝是个特殊的时期，作为征服者王朝，它自带一套完整的行政系统。在元朝早期，色目人跟随蒙古人进入中原。擅长理财的他们几乎垄断了行政机关，导致无数汉人士大夫被迫流落市井以行医、写书为生。他们根据宋朝时已经框定的“蜀汉正统论”，改编、原创出大量的话本，使得三国文化开始于市井阶层流传。

【“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汉人士大夫】

例如《三国志平话》，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本，名为《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上中下三卷，每卷开头标明为“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作者姓名已佚，一般都认为此为元代讲史艺人“说话”的底本。

这本书中中的周瑜已经发生严重的变化，充满了市井气息，在周瑜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事情变成酒色财气，所谓平定天下的远大抱负被剔除得一点不剩。 周瑜的出场就显很不光彩。正当操兵压境，东吴有亡国之危时，孙权派人去请周瑜挂帅，而周瑜却“每日与小乔作乐”，不思出兵。为一已私利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周瑜与小乔在诗词中被人们热切歌颂的真挚爱情也变成了单纯的色欲，而小乔的美丽也变成消泯人战斗士气，红颜祸水一般的存在。接下来的发展更加令人不可思议，孙权无奈竟决定送给周瑜“一船金珠缎疋”，企图用这样的方法让周瑜出兵。而周瑜表示东西收下，兵却依然不出，贪财好色的面目可见一斑。

【相对于士大夫，寻常百姓看问题的方式更为极端和片面】

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在于价值观从精英阶层转入下层百姓时，不可避免地需要迎合所在阶层的价值观。没有接受过教育或者没有接受过的教育的人，对世界的认知结构往往十分二元。在这个大背景下，需要衬托诸葛亮与蜀汉的周瑜与东吴，就需要改的“面目可憎”一些，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心中“坏”的形象。

《三国志平话》也是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重要基础。前身既然“歪”，后世版本自然也不会好。虽然罗贯中相比前辈，已经尽可能多地还原周瑜在正史中的形象。例如周瑜在《三国演义》中初登场的形象为“其人面如美玉，唇若点朱，姿质风流，仪容秀丽，胸藏纬地经天之术，腹隐安邦定国之谋，乃庐江舒城人也，姓周，名瑜，字公瑾，汉太尉周景之孙，洛阳令周异之子。”

【三国演义其实已经将周瑜的形象往回扳了一些】

周瑜的出场无疑是一个天纵英才的定位，相貌俊美，出身高贵，胸怀大志，才华出众。 赤壁之战，其与黄盖联手施展“苦肉计”，覆灭曹操“八十三万”大军；江陵之战，周瑜身先士卒、奋勇向前，哪怕深受箭伤也会奋然向前。

在个人风度上，周瑜谦和儒雅，气度雍容。他忠心辅佐孙吴，礼贤下士，举贤任能。不论是辅佐孙策时力荐的二张（张昭，张纮），还是亲往招纳的鲁肃，之后都成为东吴的肱骨之臣。孙策去世，东吴上下惊惶失措，周瑜没有独揽大权，不仅规劝孙权对张昭“当以师礼待之”，还力荐“高明远见之士，以佐将军”，其气度也如此，连毛宗岗也评价道“如周郎，而能推贤让能，是其大过人处” 。

只不过，罗贯中作为“蜀汉正统论”的信奉者，依旧需要以蜀汉政权作为核心。这导致其不能完全还原周瑜在正史中的形象。或许周瑜在攻击“蜀汉的敌人”也就是曹魏时，会显现出正史中的风采。但当对手变成诸葛亮时，他的心胸与才华就会被压制，又成为《三国志平话》中那个心胸狭隘，嫉贤妒能之人。

在与诸葛亮的相处中，周瑜动辄“大怒”，抑或“大喜”，诸葛亮背诵一番篡改的《铜雀台》就能让他踊跃离坐，指北而骂，方才戏弄群臣的冷静荡然无存。当他发现诸葛亮对东吴的威胁便多次设计想要将其除掉，结果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反而令诸葛亮展示了他的神机妙算与“借东风”等“夺天地造化之功”。他处处与诸葛亮斗智，却又次次被其看穿玩弄于鼓掌之中。诸葛亮称其“不善陆战”，他便气急败坏声称要自断曹操粮道；登岸观曹营，发现风向不利时，他急得“口吐鲜血”，诸葛亮来探望时，他“以被蒙头而卧”，仿佛孩子一般地赌气。有意思的是，也正是这种转折，让周瑜形象丑化的同时，也变得有些“可爱”。或许这也是“蜀汉正统论”下，对周瑜以及孙吴政权最好的处理方式。

【诸葛亮表示我们在正史上，真的没啥交集】

结语

周瑜的个人形象从最开始的少年英雄，到两宋为捧蜀汉正统而故意贬低，再到元朝时会迎合大众故意丑化，最后由罗贯中将其部分导回正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评述，乃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其背后乃是东亚大陆上千年的价值观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