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煤工的生死考量

余泽江

少年时，(1960年代)我们季屋基的人家都比较贫穷，生活用煤大多数人家都买不起。

季屋基不产煤，要翻过百当岭(百刀梁子)，到大哨、白石街那面去买去背。那面是煤山，而且全是高质量的无烟煤。很多人家都是冬天去煤厂上做工，解决来年的生活用煤。往年，我同祖同宗、只大我一岁半的大叔余昌麒约我去做煤，一则我还小，妈妈不放心，二则家里需要照应，走不开。那年我12岁了，余昌麒一说，我就跟他走。那时家里穷得很，虽才两三角钱一百斤煤，一年也要用几十元，我爸爸当教师的工资才10元一个月，如我能去挖点煤，贴补一下家里，妈妈当然高兴。

可是，妈妈哪里知道，挖煤是非常危险的。那时国家还没有矿产资源法、劳动法、矿山生产安全法这些法律法规。煤山上的农民，在自已的地里，任意掘洞开釆煤炭，也没什么安全设施和规章制度，有的八九岁儿童也来煤场上做煤。

余昌麒领着我来到川洞一姓孟的煤厂。老板对我们说：“按3：1分成。”3：1就是从煤洞里背出来的煤，老板得3，做工的得1。

余昌麒来做过煤，懂得行当。他带着我进了工棚，工棚里燃烧着一个大炉子，四周用稻草铺在地上，那就是煤工的床。余昌麒见一个地方稻草上没放有衣服，就叫我将衣裤脱放在那稻草上。他先脱了，赤条条的。见我还愣愣站着，催促说：“快脱呀。”我问：“为什么要全脱？”他说：“煤窑里黑乎乎的，你还以为是在教室读书？不脱光，你洗得起这么多衣服？”

我只好如余昌麒一般，脱得一丝不挂。余昌麒从煤堆处拿来两个竹篓，叫我背着跟他走。冰天雪地，在工棚里有大火烤着还不觉得，一出工棚，北风一吹，直冻得打冷颤，赤脚踩在冰凌上，痛得钻心。

工棚离窖洞口有100多米，走这100多米，比平时穿着鞋、穿着衣走100里还艰难。

窖洞是直立的，用木楞子一梯一梯地架着，余昌麒走在前面给我作示范：“脸要对着井壁，手指要扣紧梯木，集中全力不能松手。”我真不敢下，害怕得直往后退。

难道就这样空手回去？想着父亲拿出一分钱出来都舍不得的愁容，心想既然来了，就是上刀山入火海也得做。我只好学着余昌麒的样子，一步一步往下梭。

大约直下了200来步梯坎，窖洞改为平巷，窖壁上隔一二十米挂一盏煤油灯，作照明用。越往里走，越暖和。走了约300米，见几柱灯光密集在一起，挖煤的镐声也震撼人心。余昌麒说：“到了。”

挖煤的人有五个，也都赤条条的，灯光下只看得到两只眼睛发亮，其他部位全和煤炭一样黑。其中一个说：“这娃儿吃得了这个苦？像个小学生，回家算了。”余昌麒说：“这是我侄儿，大家多关照。”

这样，窖硐中就有7个人，算一个班，叫白班。白班从上午天亮做到晚上天黑，交给夜班。过一星期，又换回来，白班的成夜班，夜班的成白班。

我和昌麒到后，窖洞里留三人挖煤，四人往外背。我肯定是挖不了的，就只能背。背多背少自己定，背出洞口，倒3背在老板的煤堆里，倒一背在自己的煤堆里。

背煤出窖，最艰难的是攀爬那200多步笔直的梯坎。背上的竹篓竹片陷进肉里，生痛。背带勒在肩膀上，火烧火辣的；两手指紧紧勾住梯木，双手指甲出血，十指连心，痛彻心扉。如果手指抓不紧梯木，就会连人带煤一起跌下井去，常常摔伤人，不是头破血流，就是骨断筋折。

煤洞里安全毫无保障，别说通风机、瓦检器，就连最基本的通风井、排水孔都没有。一个独眼井，在巷内多呆一会，就会觉得胸闷心慌，呼吸困难。如果脫班，下一班进去前，先要用一根长竹竿挷着一只鸡，点上一盏灯，用一个人举着竹杆往里走，灯息了，说明没氧气，鸡死了，证明有闷气。运气不好，灯一进去，引起瓦斯爆炸，举竹竿那人重则死亡，轻则烧伤。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老板为有人干这件要命的活，凡举竹竿那人，半天做的煤全归自己。余昌麒天不怕，地不怕，为了多得煤，他常干这个活。有一天，他举着竹竿进去，没走多远，我们就听见一声爆炸声，几个大人用风箥对着井口揺了十来分钟，下去把余昌麒抬出来，一见阳风 他慢慢清醒过来，只是头发眉毛被烧糊了。

余昌麒真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牛。白班出了井，他又跟着夜班干；夜班交了班，他又接着白班干。困了贴着窖壁睡一会，饿了咽几口干苞谷饭。我没他那么大劲道，做一班我都累得精疲力尽，喘不过气来。

煤工的工作是非人的，生活也是极为简单的。自己用锅在工棚灶上煮一锅玉米糊糊，就吃几天；烧几个洋芋就是一餐，睡觉也没被子，成天赤裸着身体，不回家期间不洗脸、不洗脚，更别说洗澡了，完完全全的野人，原始人般的生活。

就这样，我在余昌麒带领下 ，做了两个多月，干到除夕夜才回家。得了大约4000斤煤炭。可是所吃的苦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回家后连续洗了三缸水，身子都是黑的。直洗了七八次才现出原来的肤色。

少年做煤工，让我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也让我懂得了人生必须拼搏的道理。

编辑：严京平《白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