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南京明孝陵保护碑以及陵墓石砌墙体上都有写错的“明”字，都写作“眀”；曲阜孔府对联更是有两个令人拍案叫绝的错字——“富”和 “章”（“富”字少一点，“章”字竖到头）；另外同治后的清朝文献中的“淳”字几乎全是错别字（“淳”字中的“子”字去掉代之一个“曰”字）。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那么古人为何写了错字还好意思挂门上给人看呢？是真的不小心写错了而无察觉，还是另有含义，有意为之？

其实，这与中国古代行文说话需要“避讳”有关。

避讳，是中国古代史上特有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古代需要避讳的东西有很多，比如年龄避讳，古人的岁数忌言七十三、八十四，因为“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生肖忌讳，忌属蛇，所以属蛇之人言属小龙；入殓忌讳，忌雨打棺，因为俗语云：“雨打棺材盖，子孙没有被褥盖。”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人名忌讳，又称“避名讳”。

避讳的种类

避名讳当然是指避帝王与尊者之名讳，普通百姓是没有这个待遇的，它的主要对象有帝王、圣贤、长官以及长辈，因此避讳的种类就包括国讳、圣讳、官讳和家讳四种。

国讳又称“君讳”、“公讳”，是举国臣民甚至包括皇帝本人都必须遵循的避讳。主要避讳对象是皇帝本人及其父祖的名字，后来范围逐渐扩大，讳及皇后、前代年号、帝后谥号、皇帝陵名以及皇帝生肖等等。

如汉高祖名为刘邦，汉代人便以“国”代替“邦”，古代国家叫“邦家”，汉代讳“邦”改叫国家，一直沿用到今天。

又如清代雍正皇帝胤禛即位后，他的二十几个兄弟，都将“胤”字改成“允”字；而地名中的真定县、仪真县，也因避讳而改为正定县和仪征县。

另外，避讳不仅避同字，也避同音字，比如汉文帝名为刘恒，宋真宗名赵恒，故“恒”为国讳，“恒山”被改为“常山”，神话传说中的“嫦娥”，在《淮南子·览冥训》中作“姮娥”，但在汉人和宋人口中就成了“嫦娥”，因为姮与恒同音，需要避讳。

圣讳是避圣人贤者的名讳，主要包括孔子、孟子、老子、周公等。

比如宋朝时，为避孔子讳，宋廷下令，凡是读书时读到“丘”字时，都不准念成“丘”，一律念成“某”字，甚至还要拿红笔把“丘”字圈起来，以示对先贤的尊敬。

另外，清朝还规定：凡天下姓“丘”的，都要加个耳字旁，改为“邱”。而且，还不允许“邱”发音为“丘”，要念成“七”字。

官讳指下属要避上司、长官的名讳。

例如五代时，宰相冯道的门客在给他讲《道德经》时，为了避讳，硬是把“道”字改成了“不敢说”，于是“道可道，非常道”就被读成了“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一时传为笑谈。

又如北宋时，常州太守田登，为人跋扈专横，不许州内百姓说到任何一个与“登”字同音的字，于是便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典故。

家讳又称私讳，指的是要避家族内长辈的名讳。

例如司马迁父亲名为司马谈，因此《史记》中张孟谈被改为“张孟同”、赵谈被改为“赵同”。

诗圣杜甫一生写诗无数，诗中却无一个“闲”字，因为其父名为杜闲；他也从未写过咏海棠的诗，因为其母名为海棠。苏轼因此感叹道：“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

再如宋代的刘温叟，因父名“岳”，他便终生不游嵩岳和岱岳，也不听音乐。

最倒霉的是大诗人李贺，他的老爸叫李晋肃，因“晋肃”和“进士”谐音，犯了家讳。就因为这，李贺一辈子不能参加科考。

避讳的历史

避讳习俗源于西周。《左传》记载鲁桓公为子取名时，问名于申繻，申繻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说明周人已经开始有意识的避讳。

《礼记·曲礼上》说，亲人死后要哭丧，“卒哭乃讳”，哭丧之后，死者就不能再称呼他的名字了。还说：“二名不避讳”，即官名和人名中都有需要避讳的字，只避讳一字即可。可见西周、东周避讳制度尚不完备。

陈垣的《史讳举例·序》中也说，避讳此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

秦汉时期，避讳制度才趋于完备。据春秋时代《春王政月》中记载，周朝时期一般在正月处理国家大事，所以正月又叫政月。秦始皇出生于正月，取名嬴政，为了避他的名讳，秦代强行把正月改为“端月”或“征月”。西汉淮南王刘安因其父名中有“长”字，所以在《淮南子》一书中，“长”字全部用“修”字代替。

秦始皇还允许有“同音”字，然而到了唐宋，避讳之禁就更严了，不仅同字不允许了，“同音”、“谐音”也要避讳，甚至对七世以内的已死君主也要求避讳。唐人因避李渊祖父李虎之讳，把成语“画虎成反类狗”改为了“画龙不成反类狗”，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改为“不入兽穴，焉得兽子”，简直不知所谓。

最有意思的是李世民，为避讳，菩萨都改了名，观世音菩萨改叫观音菩萨，心真够大，也可以看出唐代对避讳之令的严格。

到了清代，尤其是雍乾之世，禁之严，更是登峰造极，触犯禁讳成为清代文字狱中的重要部分。顺治皇帝本名爱新觉罗·福临，乾隆为了避曾祖父名讳，于乾隆十三年，偶见一户民居门楣上书写“五福临门”四字，心中愤然，第二天便颁诏问责，并诏示全国，规定以后门额不许再题“富”字，违者治罪，若为官者革职。

这也是后来大才子纪晓岚为孔府题联错字连篇的原因。

辛亥革命后，宗法制度崩溃，延续二千多年的避讳制度也随之宣告结束。对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名字的避讳，在唐绍仪时代一度改“仪”为“怡”之后，就再也没人避讳了。

不过1915年12月，在袁世凯称帝的八十三天中，为彰显帝制复辟，又重拾“避讳”制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改“元宵”为“汤圆”了。

其实在古代“汤圆”和“元宵”完全是两种东西，无论是口味、馅料还是制作工艺都有明显的区别，然而到了袁世凯称帝时，因为“元宵”谐音“袁消”，他特别忌讳，怕冲了他的皇帝宝座，于是下令各地禁称元宵，一律改称汤圆。几天之内，商店招牌全换，百姓只能把元宵当做汤圆来买卖，当时北京还流传一首民谣：“大总统，洪宪年，正月十五买汤圆。”

本来汤圆就与元宵相似度极高，这一下就更分不清了。

古代避讳的方法

当然，古人也不能因为避讳，不说话，不行文，于是便有了以下三种避名讳的方法：

一是缺笔法，顾名思义就是对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或几笔不写。比如《红楼梦》第二回说：林黛玉因其母名贾敏，所以“读书时凡‘敏’字皆念‘密’字。写字时遇着‘敏’字亦减一二笔。”

再比如，唐人为避讳“民”字，将“民”字的最后一笔去掉，成了错字；同治名载淳，避“淳”字，清人就将“淳”字中的“子”去掉而补写一个“曰”字；光绪名载湉，就将“湉”字的最后一笔去掉；宣统溥儀也因此“儀”字少了最后一撇。明明是因为避讳，后人却附会说：“淳”去子而无字，所以同治无后；“湉”字开了口，所以光绪年间发大水；溥儀因为“儀”字中“我”少写了一撇，所以“清室自我而无了”。

纪晓岚题联孔府，既避了讳，蹭了一把热度，又不减其博学之名（按照他的说法，“富”字少写一点寓“富不到顶”；“章”字一竖直通，寓“文章通天”），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

二是空字法，即将应避讳的字空而不写，或写为“某”字。《隋书》因唐人撰写，避讳“世”字，所以，其中的王充并不是指东汉的那个无神论者王充，而是与李世民争天下的那个枭雄王世充。对避讳制度不太了解的读者可能就会因此就闹了笑话。

三是改字法。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避讳方法，此方法从秦汉始，历代未废。前面的很多例子都属于此种。不过正因为改字，古书中出现了混乱现象，也为后世人增添了很多谈资。

最后再补充两点：一是避尊者名讳到现在还有，“大革命”前，民间对毛泽东的称呼都是毛主席，“四人帮”被粉碎后，人们又常委婉地用“老人家”来称呼他，到现在很多老人提到毛泽东还以“主席”代替，甚至还衍生出了很多其他的称呼，比如“教员”等。

二是，避讳在国外也有。据美籍奥人罗维的《初民社会》一书中说，西伯利亚“布利雅特”妇女不得直呼翁姑之名,吉尔吉斯族妇女不得直呼翁及长于夫的亲属名字，在澳洲的班克斯群岛上，女婿不得道岳父母之名，媳妇不得道翁之名，如果避讳之字包含在他们的名字之中，则以“隐语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