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剧中，我们了解到，清朝同治时期的“小白菜冤案”曾惊动了外国人，最后在慈禧太后的干预下才拨乱反正。

可早在乾隆元年，就出现过一桩令乾隆都感到头疼的轮奸大案，其黑暗程度比“小白菜冤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案历经一年多时间，经过县、府、州的各项衙门审案。最终定案后，却因被害者家属不服终审结果，拼着命上告，把案子捅到了京城，终于惊动了刚刚继位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在派去钦差都没有了结此案的情况下，又派出了一位当朝大拿，这才揭开层层迷雾，还了受害人一个公道。

可这真情解开后，却让所有人痛心不已，因为这个案子的腐败程度不但超出了人们想象，还揭开了当时官场为了逃避惩罚，而默认的一个坑害百姓的“潜规则”。

到京城告御状的铁案

看过《小白菜奇案》这个电视剧的人都知道，把御状告到皇上那里，非常不容易。

清朝的审案流程很严格，特别是死刑判决，一共需要六个流程。先是州县衙门初审，再报到知府那里，然后报按察使复审，再经督抚批准，最后到刑部核实，一般刑部核实后就定案了。

但也有极少数的案子由于家属不服判决，所以上报到都察院，由三法司会审，再把会审结果呈报到皇上那里，这就是告御状的结果。

当然，都察院不是谁都能进的，如果平民百姓动辄用三法司审案，那就太乱套了，所以，能让都察院同意接案就需要走一系列严格程序。

如《小白菜奇案》里面，杨乃武姐姐就按规矩在都察院门口滚了钉板，浑身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地把喊冤状呈给了都察院。

另外，受害者家属能在一件案子上盘桓那么久，坚持告御状，不只是要有毅力，还要有财力和人脉，很多人会为此倾家荡产。所以，这样的案子基本都是冤案。

乾隆元年，刚刚继位的乾隆就碰到了这样一个离奇的轮奸大案。这个大案发生在河南郑州，受害者常氏与丈夫郭元曾状告族叔郭宗炎和妻子刘氏。

常氏夫妇住在西院，族叔郭宗炎夫妇住在东院。因为郭宗炎身为乡绅，却纵容妻子刘氏常年与同乡弓勋和王桐通奸，以此谋取利益。

这件事被常氏夫妇知道后，两口子对族叔的行为进行了劝解，因为言谈中带有嘲讽的意思，所以郭宗炎恼羞成怒，记恨在心，不久后，就集结了弓勋、王栋、刘高等人在夜里强行进入西院，将常氏轮奸。

随后，这几个人又把常氏抱到东院刘氏床榻上，又联合了包括魏尚智，毛三在内的另外几人再次轮奸常氏，离奇的是，他们居然又顺带轮奸了刘氏。

最后，这起涉案十多个人的轮奸案由巡抚富德拍板定夺，最终定案。

由于这件案子案发时是雍正十三年七月，到乾隆这里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在这段时间，被告郭宗炎和魏尚智二人因为熬不过酷刑，已经死在狱中，郭宗炎妻子刘氏也曾投井自杀未遂，可见此案确实有冤情。

面对这个大案，乾隆犯了难，几经考虑后，他派了内阁学士伊尔敦和刑部侍郎吴应棻两人作为钦差，前去复审此案。

可没想到，两位钦差复审后，认可了前面的案情，但对后期几人把常氏抱到东院的轮奸行为提出异议，认为这个供词不靠谱。可他们几次与巡抚富德核对案卷时，又因为没有可靠证据而被富德诟病。

最后这两位钦差和富德闹翻，形成对立的两方。双方争执不下，都坚持自己的观点，闹到最后，双方开始互相上奏弹劾对方，又把球踢给了乾隆。

乾隆深知，自己刚刚继位，龙椅还没坐热，就碰上了这个棘手的事情。如果他为了省心，也随着和稀泥，把此案草草了结，不但民怨甚重，还会被那些钻空子的官员看轻。

所以，当务之急他一定要找到一个能担负重任的人，把此案审个水落石出才行。

离奇案情中的层层疑点

乾隆第一个想到了郑州附近的河道总督白钟山，这个人不但忠心可嘉，而且稳重踏实，不会营私舞弊。可问题是他没有审案经验，在这个两方争端的案子上难以服众。

忽然，乾隆眼睛一亮，他想起了一个最适合的人，新上任的刑部尚书孙嘉淦，孙嘉淦为人敢言直谏，刚正不阿，之前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刚刚被乾隆升任为刑部尚书。

孙嘉淦接旨后，马不停蹄地赶往郑州。刚到郑州，他就开始仔细阅读整个案子的卷宗。只是过了一遍眼，他就发现，这个所谓经过几道关卡审核过关，又被钦差复查过的大案漏洞百出，疑点重重。

首先就是轮奸案的人数始终在变化，常氏先是说6人，后来又变成了7人，再审时又成了9人，最后一次复审又回到6人。

不但常氏的口供总是反复，其他几名被告也是如此，如果和颜悦色地审案，被告全都喊冤，但一经威吓，就会大哭着承认罪行。

而且，每名被告都因为屡次受到酷刑，身上遍布伤痕，即使自己招供，对案发当晚的细节供述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可见之前审案有严刑逼供嫌疑。

再看河南各级衙门的审案记录，更是不严谨，不但前后细节对不上，而且很多记录和被害人说的都不一致。

最可笑的是被告人的做案动机就很荒谬，郭宗炎本是当地乡绅，他的祖父曾做过知县，他也算是出身官宦人家。

郭妻刘氏的父亲也是监生，两家人都出自知书达理的家庭，所交往亲戚也都是乡绅和官宦人家。

他们家境并不贫寒，刘氏自然不可能为了钱去与人私通，而且私通的两个人还都是贫寒的佃农，这件事情本身就经不住推敲，况且郭宗炎夫妇的亲戚朋友，都作证两人绝无此事。

那这个与人私通的作案动机是因何而起的呢？

孙嘉淦又仔细研读了案卷，发现一个疑点。所谓刘氏与人私通的口供，是在案发半年后，巡抚富德夜审郭元曾后才出现的。

至于后来几个人又把常氏抱东院再次轮奸的口供，也是在案发后8个多月时才出现的。

而刘氏即使重刑之下也不承认自己与人私通，直到投井不成，又被捞上来继续用刑，再加上听到丈夫在狱中的死讯，崩溃之下，才承认了自己与人私通。

可即使刘氏承认了私通事件，但口供中还是有明显漏洞。如众人在东院作案时，有5个人都在刘氏床榻上，但现场发现，刘氏床榻只有三尺宽，容纳两个人都很挤，根本无法容纳5个人。

除了这些疑点，孙嘉淦还发现了有些被指认轮奸常氏的人，自身并没有作案时间和能力。

如王桐案发当晚是在距案发地20多里地的马家庄住，有很多人都可以作证，即使王桐当夜快马加鞭赶过去，中间还隔着一条黄河，所以，他不可能是作案人。

还有王栋，一个60岁的老翁，因为身体衰弱，早已经没有了行房能力。可是，虽然这些事实小孩子都懂，但还是无法阻挡各位父母官把他们定为罪犯的决心。

另外，常氏的供词也牛头不对马嘴，她先说案发之后，让自家长工魏尚智去叫回了丈夫郭元曾，然后又代替她到官府报案，后来又说魏尚智就是参与轮奸的几个人之一。

如果魏尚智参与作案，他怎么会去官府报案，要求官府抓自己呢？这明显是不可能的事情。

把这些疑点累加在一起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轮奸案一定是一起冤案，可为什么河南省的层层衙门会齐心合力，炮制这样一起冤案呢？

如果被调查出来，他们不但头上的乌纱帽没有了，还会另行治罪，如此涉险，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

孙嘉淦清楚，想要知道原因，就要彻底揭开谜底，拨开重重迷障，还原案件真相。

“讳盗诬良”背后的原因

其实，还原案件真相说容易也容易，因为此案疑点太多，只要在审讯中一一核对，耐心推敲，把所有不合理之处串联起来，就可以还原真相。

但说起来容易的事，做起来却很难。孙嘉淦发现难点不在于自己的思路不清楚，而是这些被害人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严刑逼供和恐吓下已经不敢说出事实真相了。

从常氏开始，就一口咬定自己是被那些佃农轮奸，可进一步询问如何知道这些人的名字，如何看清被告人面貌的，她却回答不清楚。

她先是说借着月光看清的，后来经过查证案发当晚是阴天，并没有月光后，她又改口说听声音辨认。可这明显是谎话，因为她作为很少出门的妇人，是无法凭声音辨认出这些佃户的。

最后，常氏又说是郭宗炎点燃火纸在一旁照亮，她才有机会看清了几个被告。

这一条被孙嘉淦否掉后，常氏终于崩溃，说出了实情，其实整个事情并不复杂。

案发当夜，郭元曾并未在家，一伙盗贼在常氏家墙角挖了一个大洞，从洞穴鱼贯而入，入室抢劫。

盗贼盗窃财物后要逃跑时，发现家里只有常氏一人，就起了歹心，把常氏轮奸了。

在黑暗中，盗贼害怕常氏识别，就虚唤“弓勋”的名字，企图栽赃陷害给佃户。而常氏在郭宗炎家曾见过弓勋。

后来，常氏差魏尚智报案后，官府过来看过现场，便和常氏商量能否大事化小，把盗贼入室改为小偷入室未果，并隐瞒轮奸事实，被常氏夫妇否决。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案件，最后却把十多个无辜之人牵连到这里，特别是郭宗炎不但冤死在狱中，还对外担上了一个纵容妻子与人私通的恶名。

而河南各级官员之所以联手篡改案件，诬陷良民百姓，都是因为在大清腐败的司法制度下，想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这个手段叫“讳盗诬良”，已经成了很多官员心照不宣的招数了。

原来，在《大清律例》中严格规定了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其中有一条就和盗贼有关。地方如果发生了强盗案，各级官员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抓获盗贼，就犯了“疏防”之罪。

而官员的“疏防”之罪是要受到处置的，处置轻重按照盗贼的破坏程度，或者官员将盗贼抓捕归案的时间长短而定。

像常氏这种，盗贼不但盗走了大量财务，还轮奸了女主人，属于性质恶劣一类的。如果河南各级官员不能在规定时间内破获此案，最少会受到降级处理，严重一点也会摘了顶戴花翎。

在当时的条件下，盗贼大多是作案后就逃跑，官府就是立案，也很难在限期内破案。而且，即使将盗贼被抓获归案，如果在押解途中出现死伤等事故，相应官员还要治罪。

种种条例看下来，各级官员权衡之下，如果出现盗贼案件，都会游说百姓放弃报案。

但像常氏这种闹得沸沸扬扬的案子，确实压服不下去了，官府就会采取“讳盗诬良”的手段，使受害者刚遭受盗劫，又遭受“官劫”，陷入人生绝境。

在官员的思维里，“疏放”之罪是降级，如果“讳盗诬良”的事情败露后，罪名也不会严重多少。与其如此，那还不如放手一搏，官官相护，共度难关。

在他们的利益权衡里，始终没有考虑到的，是这些无辜百姓的利益。

更有甚者，有的官府还会自己豢养强盗，或者与强盗勾结在一起。

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如果某地出现重大盗贼案件，官府在调查时牵扯财力甚广，不足之处需要自己筹备，有时会出现经费入不敷出，又会被人钻空子弹劾，让自己涉险。

可如果官府与强盗结为一体，即使强盗作案后，官府接到报案，直接就可以采取“讳盗诬良”的方式过关。既保住了自己的乌纱帽，又可以接受强盗的贿赂，可谓是一举两得。

看透了“讳盗诬良”之后的真相，孙嘉淦不由得心里郁闷，感慨万分，他虽然成功破获此案，却没有一点轻松感。

他给乾隆皇帝上了一封奏折，详细说明了这个案件的始末，与河南一众官员做假案的原因。

乾隆惩治了那些做假案的官员，并对大清律法做了进一步完善，但这个引发官员“讳盗诬良”的律法漏洞并没有弥补，而是延续了下去。

参考资料：

《清代冤案为什么发生》-人民网

《清代的案与刑》-山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