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平边夷，长孙晟分化突厥，契丹吐谷浑臣服，隋朝国力走向鼎盛

开皇三年（583年）四月，杨坚下诏历数突厥的各种罪恶和内外困境，宣布主动出击，大举讨伐突厥，在诏书中杨坚形容这次出兵要“东极沧海，西尽流沙”。也就是说要把突厥打服为止，要让突厥“不敢南望，永服威刑”。

但在具体实施的把握上，强调不以扩张领土和俘虏人口为目标，不宜深入突厥腹地进行滥杀，应该速战速决，并争取其大部归降，将以往受到突厥控制和压制者解救出来，同时隋军要对边境各个关口严防死守。

从杨坚的这封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其透露出来的战略指导思想，虽然战争规模很大，但其性质依旧属于有限度的反击战，而且对于战后如何确立与突厥的关系，诏书中并没有明确表态。

当时，统领隋军的分别是河间王杨弘，卫王杨爽，上柱国豆卢勣、窦荣定，左仆射高颖和内史监虞庆则，以杨爽居中节制诸军，共分八路向突厥发起进攻。

杨爽的中路军首先与突厥大军接仗，其率领总管李充等四员大将出朔州道，在行军过程中与沙钵略亲自率领的突厥军队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遭遇，双方随即展开一场大战，李充经常和突厥作战，很有经验，他向杨爽建议，对突厥一定要速战速决，可以带精兵进行突袭。

杨爽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将突袭任务交给了李充，李充不负众望，带着五千精兵突袭沙钵略。突厥人立足未稳，大败而归，沙钵略身受重伤，被迫潜入草地。此时塞外的自然灾害还在持续，突厥由于长期征战，军中物资极为匮乏，现在又打了败仗，四下无处掠夺，反被隋军夺取不少物资，全军只能磨兽骨为粉当作食物，加上塞外气候恶劣，一时间突厥大军损失惨重，很多人冻饿而死。

杨爽统领的中路军取得胜利，为两翼的隋军开了一个好头，提振了士气。在东北方向作战的幽州总管阴寿也同样取得胜利，他带领数万人马，出卢龙（今河北省喜峰口）进攻高宝宁。

高宝宁得知隋军大举来攻后，急忙向突厥求救，但当时沙钵略正被杨爽牵制，根本无暇顾及高宝宁，于是高宝宁只得弃城出逃塞北，随后其根据地黄龙城被攻破，隋军平定营州一带，阴寿留部将成道昂镇守，自己率领大军班师回朝。

高宝宁虽然出逃，但并不甘心失败，不久后他又带领契丹、靺鞨等，反攻黄龙城。成道昂与其苦战数日，才勉强将其击退，但是不久后，高宝宁再次反攻。阴寿对高宝宁这种流动作战十分头疼，仅仅将其击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彻底解决掉高宝宁，始终会是隋朝东北边境的一个隐患，而且会牵涉隋军在对付突厥时的极大精力。

阴寿决定效仿长孙晟离间突厥之计，派人潜入高宝宁的心腹赵世模和王威处进行诱降，同时大肆传播朝廷以重金悬赏高宝宁人头的消息。

这个策略对于已经处在西山日暮的高宝宁集团来讲大为奏效，不久后赵世模领兵投降，高宝宁情急之下投奔契丹，结果在途中为部将赵修罗所杀，至此隋朝东北边境的祸乱终于平定。

高宝宁虽然是北齐的残余势力，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可以连接突厥，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杨坚的心腹大患。现在高宝宁被清除，杨坚不仅解除了东北边境的边患，更是完成了当年北周政权未竟的大一统事业，而且对山东地区的稳定起到了促进作用，让那些潜在的危险分子失去了依托的力量。

东北边境大捷后，西北战场也传来捷报，河间王杨弘带领数万大军，出灵州道与突厥相遇后将其打败，另一路由行军总管庞晃率领，出贺兰山包抄敌后，也将突厥打败。

最让人担心的是窦荣定带领的一路大军，他出凉州后在高越原与突厥阿波可汗大军遭遇，两军在戈壁滩形成对峙。当地的自然环境对隋军不利，四野草木不生，烈日炎炎之下，隋军携带的水很快就喝完，士兵们只好刺马饮血当水，一时间军中开始蔓延疾病，窦荣定颇为无奈。

当时，前上大将军史万岁因为充军在敦煌为戍卒，听说窦荣定讨伐突厥来到本地的消息后，自告奋勇请求出战。窦荣定早就知道史万岁勇猛无敌，因此他与突厥约定，双方各派一员战将决斗，窦荣定就派史万岁出阵，结果没交战几个回合，突厥将领就被史万岁斩于马下，窦荣定趁对方军心不稳之际，立即下令大举进攻，将突厥大军打得连连后退。

值得一提的是，最早提出离间之策的长孙晟，此时在窦荣定军中担任偏将军，他看出阿波可汗已经陷入窘境，觉得时机已到。、

于是建议窦荣定派人前往阿波可汗那里，对他说：沙钵略每次与隋军交战都能获胜，阿波可汗第一次与隋军交战就失败，不知道阿波可汗是不是感到羞耻呢？而且摄图和阿波可汗本应该势均力敌，现在摄图取得胜利受部下拥戴，阿波可汗则战败让国家受辱，如此一来摄图必然会归罪于阿波可汗，甚至可能会兴兵问罪，试问阿波可汗还在这与隋军纠缠，大本营能够抵挡摄图的进攻吗？

长孙晟之所以要说这番话，原因在于阿波可汗（大逻便）本身是上一代可汗中意的继承人，只是因为母亲出身低贱而最终没能成为继承人，因此很长时间以来与沙钵略可汗有矛盾，现在听了长孙晟的话，更是对沙钵略可汗满腹狐疑。

于是便派使者前往隋军大营，这正中长孙晟下怀，他添油加醋地劝说阿波可汗，现在达头可汗与隋军联合，但是摄图却不行，阿波可汗不如趁机依附隋朝，一起联合达头可汗，远比兵败之后被摄图问罪受其侮辱要强。

长孙晟的一番话，让阿波可汗颇为心动，当即与窦荣定订立盟约，并派人跟随长孙晟前往长安朝见杨坚，自己不久后则带兵返回塞北，以防沙钵略可汗摄图来袭。

阿波可汗依附隋朝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沙钵略可汗那里，此时沙钵略吃了败仗后已经逃回塞北，听到阿波可汗暗通隋朝的消息后，顿时怒不可遏，立即带领刚刚打了败仗的军队，进攻阿波可汗所在的北牙大营。

此时阿波可汗还没回来，沙钵略在北牙大营大开杀戒，杀掉了阿波可汗的母亲。等到阿波可汗回来后，北牙大营已经满目疮痍，尤其听到自己的母亲被沙钵略杀死后，阿波可汗血灌瞳仁，立即向西投奔与沙钵略素来不和的达头可汗，向其借了十万精兵，向沙钵略的大营杀去，誓要沙钵略血债血偿。

阿波可汗与沙钵略可汗终于闹翻，这引起了突厥内部的巨大震动，处在北部的贪汗可汗由于和阿波可汗关系密切，并且遭到沙钵略可汗的废黜，也随之投奔了达头可汗。沙钵略可汗的堂弟地勤察素来与沙钵略可汗不睦，因此也转投阿波可汗。自此之后，突厥分裂为东、西两大势力，展开了连年的争战。

长孙晟的离间之策，大功告成。突厥内乱的消息传到京城长安，杨坚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命令高颖出宁州道，内史监虞庆出原州道，并授以行军元帅的头衔，共同进击沙钵略可汗。

当时很多人认为沙钵略可汗已败，完全没有必要再派朝廷重臣出征，杨坚的目的不是派两位高官到塞外去抗击突厥，而是去确认突厥内乱消息的准确性，以及进行战后的善后抚恤事宜，防备突厥内乱蔓延至隋朝境内，而这一系列工作，不是武将能完成的。

事实上，杨坚当时之所以对突厥内乱的消息还持有怀疑态度，是因为在那段时间，隋军在东北边境还在遭到突厥军队的进攻。

隋朝平定了东北的高宝宁之后，大将军阴寿病逝，杨坚派李崇接任幽州总管，李崇是开国元勋李穆的侄子，到任幽州后便积极争取奚、契丹等族的归附，当时突厥东面主政的是沙钵略的弟弟处罗侯，高宝宁覆灭时，处罗侯无暇救援，等到隋军平定东北后，随着当地各少数民族的纷纷依附，东北地区的格局大为改观，突厥大有失去东北地区之势，因此处罗侯腾出手来之后，大举进攻幽州，想继续控制东北地区。

处罗侯带领大军进犯幽州，李崇带领三千人马出城迎敌，双方在幽州城外一连交战十天。由于隋军兵力较少，伤亡又不断增加，于是李崇下令退守砂城，但是砂城早已经荒废，难以坚守，因此李崇决定不采取死守的策略，而是晚上偷袭，趁乱夺取其军中物资以维持军队的战斗力。几次偷袭之后，突厥人不堪被扰，每夜严阵以待，不让隋军有可乘之机。

在交战过程中，处罗侯看到李崇作战勇敢，生出爱才之心，对李崇许以高官招降，李崇严词拒绝。随着战争的持续，本就兵力不多的李崇，手下只剩下百余人，他知道已经无法再闯出突厥人的包围，于是在勉励部下奋力杀敌的同时，写信向远在京城的杨坚汇报了真实的战况，自己则只身冲进敌阵杀敌。处罗侯知道李崇不屈服，于是下令放箭，李崇身中数十支箭，依旧屹立不倒。

值得一提的是，在隋朝对突厥的作战中，李崇是隋朝方面阵亡中级别最高的将领。

幽州之战虽然以隋军战败告终，但此后史书上却没有突厥再次进犯幽州的记载。处罗侯很可能是回军协助沙钵略可汗应付内乱，而再也无暇顾及南方。转年突厥内部分裂已成定局，隋军依旧不敢放松边境的防务。春天刚过，杨坚就得到了突厥苏尼部万余人前来投靠的消息，随后突厥的达头可汗也率众来降，这就意味着突厥内部已经无法形成合力。

应该说，开皇三年（583年）是隋朝面对突厥的一个分水岭，隋朝取得战胜突厥的绝对性胜利，扭转了此前中原王朝百年来受到突厥欺压的不利局面，也由此彻底改变了东北亚的格局。

对于一个刚刚建立不到三年的新王朝来讲，能够打败头号强敌突厥，在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史上算是一个奇迹，这一是得益于隋朝有杨坚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的集中领导；二是利用了突厥内部矛盾实施分化瓦解；三是利用隋朝四面之敌不统一的机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四是隋朝有一支能基本和突厥相抗衡的骑兵军队。

打败突厥是隋朝走向鼎盛的开始，也显示出了这个新建立王朝的蓬勃朝气，它的最高领导者杨坚，此时已经下定决心凭借打败突厥的这股气势，努力构建一个世界性帝国。

战胜突厥之后，隋朝在东亚地区就成了主导者，突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和大隋帝国相抗衡。对杨坚而言，如何重建以隋朝为中心的政治秩序，是他接下来必须解决的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当年汉武帝征讨匈奴胜利后，东亚地区的国家与民族间的主体关系是以汉朝为中心展开的，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以汉族文化为纽带，通过册封建立上下君臣关系和交往的道义原则，以达到政治上对汉朝的绝对服从和军事上的依附。

西晋灭亡后，中国进入了大分裂时期，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开始挑战中原文明的霸主地位。面对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中原文明常处于劣势地位，汉代建立的依附关系不复存在，即使存在形式上的册封，也是被册封者为了借助册封者的权威，以加强对内统治的需要而要求的。

总结历史经验来看，至少在东亚地区，失去中原文明这样一个具有权威核心约束力的政治中心，其结果就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建立在以争取现实利益而展现的军事实力上，互相征伐，弱肉强食，这也是为什么西晋灭亡后，中国会出现五胡乱华，进而产生众多少数民族政权的原因。

因此，当中原王朝重新实现统一再次崛起时，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都以一种复杂的心态关注着新王朝的形势发展。隋朝刚建立时，就面临着这样一种状况，在《隋书·高祖上》就记载了当时白狼国、靺鞨、突厥、百济、高句丽、契丹以及吐谷浑等国家，纷纷派使者来到隋朝观察形势，那些经常受到欺压的弱小民族，更是对新建立的隋朝抱有极大的希望。

那些在中原陷入内乱之际，趁机做大做强的少数民族政权，在新王朝逐渐统一崛起时，一定会想方设法地加以阻止和干涉。突厥作为东亚地区最强大的帝国就处在这样一种位置。隋朝打败突厥后，整个东亚形势为之一变，再没有任何一股强劲势力能够阻碍隋朝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

对隋朝而言，重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关系原则，积极开拓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杨坚在构建这种以隋朝为中心的关系原则时，始终保持一种稳重务实的态度，这一点从反击吐谷浑和突厥的诏书中就可以看出来。

杨坚的出发点不是征服四方，而是保证隋朝边境的长久和平，在这个基础上，他愿意与周边国家进行往来，但前提是必须是在隋朝为君，其他国家为臣的关系下，而建立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特征依旧是“册封”。

既然隋朝主张的是臣服而不是征服，因此即使发动战争也没有扩张和掠夺色彩，而是一种积极防御策略。周边国家政权却因为朝贡而获得隋朝大量的馈赠，从经济角度而言，隋朝是吃亏的一方。

··隋朝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强调政治上服从，力图让周边政权倾向汉化，通过“用夏变夷”的策略，让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认同与依附，这与汉朝实行的领土扩张政策相比，无疑又先进了许多，更具有广泛的适应力与包容性。

杨坚曾经为突厥的沙钵略可汗下过一道下引诏书，在诏书中就体现出了上述内容，杨坚以“远人内向，乃事关天”为准则，将周边民族的归附视为头等大事。杨坚告诉沙钵略，隋朝与突厥交战，并非要侵占土地，而是要通过战争，让突厥树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臣服理念，而贯彻这种理念的具体表现，其中之一就是落实“遣子入使”制度，实际上就是用儿子做人质，长远的目的是培养继承人的亲隋理念。

从隋朝建立之后的对外政策来看，近期的臣服政策与长期的文化改造，是隋朝重建天下大同、树立中原文明中心这种秩序的基本原则，其理论来源于魏晋南北朝大动乱之后的民族融合与大一统形势的进程，在总结汉朝对外政策的得失经验基础上确定和实施的。

应该说打败突厥，是杨坚重新建立以隋朝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秩序的开始，但也仅仅是个起步，因为隋朝当时还没有彻底解决边患问题。

在西部战场，窦荣定手下的行军总管贺娄子干率部打败吐谷浑的进攻，为不让吐谷浑再次进犯，《隋书·贺娄子干传》记载，杨坚再次命令贺娄子干进兵河西，调拨五州军队深入吐谷浑境内，大败吐谷浑，杀男女万余口，最终凯旋。这一仗让吐谷浑大伤元气，以至于后来再次进犯岷、佻二州时，一听到贺娄子干的名字时，吓得立即退了回去。

吐谷浑之所以屡次进犯隋朝西部边境，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西部边境没有村坞。针对这种情况，杨坚向贺娄子干下达新的命令，要求将当地百姓组织起来筑垒居住，并要农战兼备。贺娄子干经过仔细调研，认为西部边境地广人稀，自然环境不适宜屯聚，不如废除屯田，让各镇彼此相连加强戒备。杨坚采纳了贺娄子干的建议，自此之后直到隋朝灭亡，史料上再也没有吐谷浑入侵的记载。

开皇四年（584年）四月，杨坚在新修建的宫殿宴请了吐谷浑使者，这表明吐谷浑已经臣服隋朝。当然，臣服的原因除了隋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之外，吐谷浑内部分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时吐谷浑的国王吕夸已经在位数十年，生怕子孙会篡位，因此先发制人，将太子先废后杀，新立的太子担心重蹈覆辙，图谋将吕夸捉起来献给隋朝，因此向杨坚求援，希望帮助他完成这个任务，却被杨坚拒绝，这样一来太子无路可退，最终被吕夸杀害。

第三任太子嵬王诃对于前两任太子的遭遇颇为恐惧，惶惶不可终日，到开皇六年（586年），这位太子再也受不住精神折磨，密谋率部投降隋朝，但也被杨坚拒绝。开皇十一年（591年），吕夸终于死去，其子伏即位，派遣侄儿封表向隋朝称臣。

隋朝终于和吐谷浑建立起了君臣藩属关系，开皇十六年（596年）杨坚又将光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国王伏，两国在和亲关系的基础上更有发展。

从隋朝打败突厥到和吐谷浑建立君臣藩属关系的整个过程来看，决定隋朝成为东亚地区政治主导的关键节点，就是打败突厥。突厥分裂衰落后，吐谷浑也没有底气单独挑战隋朝，连带反应是依附吐谷浑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例如党项等族，也跟随吐谷浑一同依附隋朝，甚至连西域女国也遣使朝贡。

显然，西域各国在知道突厥败给隋朝的消息后，都愿意和隋朝这个新兴起的大帝国展开外交关系和贸易往来，隋朝通往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打开的。

值得注意的是，吐谷浑两任太子想要背主投靠隋朝，都被杨坚拒绝，这不仅有杨坚在政治上大力提倡忠孝治国的需要，同时也有为了重建国家民族间关系必须遵循的道义法则，这改变了南北朝两百年分裂时唯权力论的观念，在终极意义上是以文化为传播纽带，有道义可遵循，以隋朝为中心确立相互间的政治秩序，逐渐构筑一个世界性体系的过程。

杨坚决定拒绝吐谷浑太子反叛的行为时，曾经对大臣们说：“朕以德训人，何有成其恶逆也！吾当教之以义方耳。”而且他当面指责吐谷浑太子派来的使者，向其说明了“子叛父为不孝，臣叛君为不忠”都属于隋朝律法的“十恶”之列。此后在开皇八年（588年）时，杨坚又拒绝了吐谷浑亲王的背主投降行为，表现出了一贯的立场。

应该说，杨坚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国家政权的关系时，有意识地将中原文化向四方传播，这是一个总原则，也是最终要实现的目的。但是，在处理起具体问题时，杨坚并不绝对地将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念强加于人。

例如，开皇十七年（597年），吐谷浑发生内乱，国王伏被杀，其弟伏允即位，派遣使者入隋，请求按照其“兄死其嫂”的风俗，娶光化公主，杨坚当即同意这个请求，表现出了对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尊重和包容。

由此看来，一个强大、自信的国家，在强调政治服从的前提下，尊重成员间各自的文化习俗，并不强求一致，表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协调统一。值得一提的是，杨坚所遵循的这些原则，经过时间的发酵，后来成为大唐帝国的羁縻政策及其管理体制。

开皇四年（584年）五月，杨坚端坐在大兴殿上，接受契丹国主派来请降的使者，当场册封契丹国主为大将军，这就意味隋朝争取东北边境少数民族政权取得了成功，这对隋朝的内政外交具有重大意义。

西晋灭亡时，东北部的鲜卑族大举南下，先后建立了许多政权，其中最强盛的当属北魏帝国。以此为契机，当时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马韩和辰韩等也趁机摆脱了中原王朝的控制，攻占了乐浪和带方郡，分别建立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其中以北方的高句丽最为强大。

隋朝刚建立时，由于应付突厥的侵扰，杨坚无暇经营东北地区。

高宝宁在东北地区始终勾结突厥侵扰隋朝，而高句丽当时也和突厥一样，支持高宝宁和隋朝作对，力图维持其在东北地区的既得利益，高句丽对高宝宁的支持，让杨坚看透东北问题不仅是个历史遗留的领土主权问题，如果解决不好还会成为中原地区动荡的隐患，同时也是隋朝重建天下秩序的阻碍，所以杨坚在应对突厥的同时，也在积极争取东北少数民族。

契丹是东北地区其中的一个部族，在隋、高句丽、突厥三大势力之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不仅隋朝，另外两大势力也想拉拢契丹，所以契丹一直是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而且这种争夺还颇有历史渊源。

《魏书·契丹传》记载：“太和三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自此岁常朝贡。”

《隋书·契丹传》记载：“当后魏时，为高丽所侵，部落万余口求内附，止于白貔河·····其后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七》记载：“（阳原王）七年，秋九月，突厥来围新城，不克。移攻白岩城，王遣将军高纥领兵一万拒克之，杀获一千余级。”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各方都在争取契丹，而契丹由于自身不是很强大，不得不依据形势而周旋于各大势力之间。契丹的态度关系到北部政权边疆的安全，《北齐书·文宣纪》上记载，天保四年（553年）九月，契丹侵犯边疆，北齐文宣帝亲自带兵北伐，一直追到营州，夺回了契丹占领的大片领土，此战之后一直到天统四年（568年），史书上经常可以看到契丹向北齐进贡的记载，但后来契丹似乎消失了一般，谁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一直到高宝宁叛乱时，契丹才又重新回到历史记载中，一个是建德六年（577年）高宝宁引契丹大军对抗北周；另一个是开皇三年（583年）高宝宁兵败后投奔契丹。

契丹向隋朝请降，是突厥败给隋朝不久后，这不能不说突厥的失败影响了契丹对隋朝的态度。我们都知道，战场上满天烽火，是无法掩盖外交上觥筹交错的折冲，因此即使是这样，开皇四年（584年）契丹的归附，依旧可以说是隋朝争取东北部少数民族政权的胜利。

《隋书·契丹传》记载：“五年，悉其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居其故地”，显然在隋朝的积极争取下，除了受高句丽控制的一部分契丹部族之外，大部分契丹已经依附隋朝，而依旧是《隋书·契丹传》记载：“诸部相攻击，顿颡谢罪”，也说明契丹依附之后特别听命于隋朝，在内政上，国内借助隋朝的权威来约束不听话的部族，巩固其内部统治地位。在对外关系上，如果和突厥产生冲突，就接受隋朝的调停，这样就使得契丹成为隋朝在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属国，以及战略缓冲要地。

除了契丹之外，隋朝争取外夷归附的另一个重大胜利，就是成功争取了靺鞨粟末部的归附。

靺鞨在高句丽的东北部，其部族分布颇为广阔，当时内部尚未统一，隋朝刚建立时，靺鞨内部总体分为七个部族，互相没有统属关系，与隋朝和高句丽之间都有悠久的历史联系。

北齐时代靺鞨频频进贡，隋朝建立后，杨坚对其积极招抚，于是开皇元年（581年），靺鞨派遣使者前往长安进贡。杨坚对此颇为高兴，称赞靺鞨多能勇捷，而靺鞨由于地处边远寒区地带，使者初次来到中原繁华地区，又被仰慕的中原皇帝接见，所以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场表示愿意做中原王朝忠实的奴仆。

就这样，从隋朝建立伊始，靺鞨就和隋朝建立了藩属关系，后来在开皇年间，史书上记载的就有靺鞨五次向隋朝进贡，可见关系极为密切。到了隋炀帝时，靺鞨甚至出兵协助隋朝征讨高句丽。靺鞨虽然臣服隋朝，但由于内部各部族互相没有统属关系，所以隋朝对其的招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隋书·靺鞨传》记载，在靺鞨各部落中，直接与中原和高句丽联系的，主要是粟末和白山部，粟末倾向中原，白山倾向高句丽，其中“粟末部，与高句丽相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中”，也就是说，靺鞨的粟末部经常和高句丽发生战争，事实上双方的矛盾由来已久，从北魏时代就已经开始。

《魏书·勿吉传》记载：“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请其可否。”

隋朝招抚靺鞨，显然利用了粟末部和高句丽之间这种由来已久的矛盾，早早争取其归附，有利于共同对抗高句丽。唐朝的杜佑在《通典·州郡》中也说：“隋文帝时，粟末靺鞨有厥稽部渠长，率数千人，举部落内附，处之柳城、燕郡之北。”

这也证明粟末部的归附是杨坚主动招抚的结果，所以隋朝时依附的靺鞨，是靺鞨其中的粟末部。

而靺鞨的白山部则完全相反，这个部落一直追随高句丽，并且为其冲锋陷阵，《旧唐书·靺鞨传》记载了白山部依附高句丽的事实，而在朝鲜古史《三国史记》里，也随处可见其为高句丽攻打百济和新罗的事例。

杨坚虽然也积极争取靺鞨，但实事求是地讲，过程不如争取契丹那样顺利，除了粟末部主动依附之外，对白山部就有些无可奈何，始终未能打破其与高句丽的密切联盟，甚至在开皇十八年（598年）还发生了高句丽联合靺鞨白山部，共同带领万余大军侵犯隋朝东北边境的事件。

尽管最终争取白山部以失败告终，能够取得契丹以及靺鞨粟末部的归附，依旧是隋朝争取外夷归附的重大胜利，这对处理东北边境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连被视为最为反复无常的奚，在突厥被打败后，也遣使入隋，这说明隋朝在四方的威信正在树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威信会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