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难逢!宇文赟暴毙,杨坚外戚篡位,擅权诛杀六王,改回汉姓
大象二年(580年)五月九日深夜。不知道为什么,深夜时分周宣帝的心情好得不得了,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巡幸天兴宫。
如果从制度上来看,皇帝外出巡幸应该事先进行周密的准备,是要经过一整套程序的,但周宣帝即位之后,随性而为的事情有很多次,以往突然决定出行的事情也不少,所以当他说出巡幸天兴宫的决定后,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大惊小怪,只是深夜临时决定出行,确实有些不方便。既然皇帝陛下已经下了命令,周围的人便开始准备,一直到三更时分总算准备妥当。
周宣帝是一个总爱突发奇想的人,很多次出行都喜欢让他的四位皇后并驾齐驱,自己则策马在前面狂奔,让四位皇后在后边追赶自己,如果见到哪位皇后落后,就立即加以惩罚,有时一天能奔驰三百多里,搞得人困马乏,但周宣帝依旧是神采奕奕,不知疲倦。
这一次夜间出行,在很多人看来又是一次受罪之行,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就在大家刚刚出发之后的清晨,周宣帝突然觉得身体不适,而后病情开始加重,决定终止出行。所有人又都护送着周宣帝回到宫中,同时下诏让杨坚入宫侍疾。
当时御医想尽了办法,虽然多方救治,但周宣帝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而且逐渐说不出话来,并且呼吸困难,周宣帝感觉自己大限将至,于是在二十二日急召赵、陈、越、代、滕五王火速进京,准备嘱托后事。
五月二十四日,周宣帝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五王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京城。周宣帝明白已经等不到五王的到来,于是他下令让御正大夫颜之仪和小御正刘昉进入自己的卧房内起草遗诏。当时刘昉看到周宣帝即将驾崩,但是其子尚幼,不可能亲自理政,周宣帝驾崩后,大权必然旁落,于是心里就打起了小算盘。
谁都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随着周宣帝的驾崩,刘昉这些宠臣必然会失势,如果能趁机在遗诏上做手脚,让自己的人掌握大权,对方必定会对自己感恩不尽,这样就能保住荣华富贵。
刘昉明白了周宣帝的意思后,出来便与同伙内史上大夫郑译、御史大夫柳裘、内史大夫韦谟以及御史正下士皇甫绩开始密谋,经过几个人的合计,决定让杨坚入朝理政,因为杨坚无论从身份、声望还是能力而言,在当时都无人能及。
最重要的是,杨坚本身也是个权欲极大的人,而且上下左右都遍布其党羽,作为接班人皇帝的外祖父,杨坚入朝理政再合适不过。
于是刘昉等人马上派人请杨坚过来,当时杨坚不知道周宣帝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得到刘昉等人邀请,杨坚心里七上八下,不过尽管满腹狐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在前往宫中的路上,杨坚恰好碰到了术士来和,于是便让来和算一算自己到宫中之后的吉凶,来和给他的答案是:“公骨法气色相应,天命已有付嘱。”
杨坚就这样将信将疑地进了宫,等听完刘昉和郑译说明情况后,杨坚内心大喜过望,但是表面上故作谦让。刘昉见时间紧迫,没有和杨坚装模作样,直接告诉杨坚说:“公若为,当速为之;如不为,昉自为也。”
柳裘当时也在旁边劝道:“时不可再,机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计。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如更迁延,恐贻后悔。”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杨坚也就不再装腔作势,于是立即答应下来,决定受诏坐镇内里。对周宣帝而言,自己卧房之外发生的事情,他已经无法左右,他已被自己提拔起来的心腹出卖,在一系列的密谋中驾崩归西,时年二十二岁。
周宣帝死后,刘昉和郑译决定暂时秘不发丧,立即矫诏命令杨坚辅政,并都督内外军事,但是同受周宣帝遗诏的颜之仪一眼就看出了诏书有假,拒不签署,并厉声斥责刘昉和郑译:
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贤戚之内,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
颜之仪的不屈态度,出乎刘昉的意料,当下他无法和颜之仪争辩,于是自己强行代替颜之仪签发了诏书,但是始终忠于周宣帝的颜之仪认为,只有宗室亲王入朝主政才是正道,所以见到刘昉强行代签诏书后,急忙出来和宦官们商议,决定召大将军宇文仲入内辅政。
郑译得此消息后,立即告诉杨坚,并带着杨坚的堂侄杨雄、刘昉、皇甫绩和柳裘一同赶来,在朝堂之上将宇文仲逮捕,控制住了朝廷局势。
在杨坚实现辅政的过程中,虽然刘昉、郑译等人是直接的策划者,但杨皇后的身份对于杨坚能够控制皇宫内外,可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宣帝虽然立有五位皇后,但杨皇后始终是正宫,周宣帝驾崩后,她自然就成了后宫之主,杨坚以外戚辅政,从道理上说得通,这就等于给了杨坚很重要的名分。《周书·宣帝皇后传》记载:
初,宣帝不豫,召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渐,刘昉、郑译等因矫诏以后父受遗辅政,后初虽不预谋,然以嗣主幼冲,恐权在他族,不利于己,闻昉、译已行此诏,心甚悦之。
从这段记载来看,杨皇后只是这场权力斗争的旁观者,其名分对杨坚辅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权力斗争角度来看,杨皇后是一定会对父亲杨坚伸出援手的。很多年后,杨坚在回忆自己辅政之前的这段经历时,亲口承认了杨皇后有大功于他这个父亲,而且《隋书·天文下》中也有一段记载:“宣帝崩,杨后令其父隋公为大丞相,总军国事。”
因此,综合多种史料来看,刘昉、郑译与颜之仪互相争执的时候,是杨皇后最终一锤定音,决定由父亲杨坚入朝辅政。
控制住宫中形势,杨坚仅仅是完成了掌握大权的第一步,接下来便是要控制朝廷上下。
周宣帝驾崩的第二天,7岁的周静帝入居天台会见百官,当然对一个只有7岁的孩子来讲,所谓会见百官,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真正要面对群臣的其实是杨坚。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杨坚宣布以汉王宇文赟为右大丞相,自己为假黄钺、左大丞相,节制百官。
这个名义上出自周静帝的任命,其实充满了异样的感觉,因为宇文赟的右大丞相职位在杨坚的左大丞相职位之上,但是杨坚既要辅政掌握实际权力,又得掩人耳目,不能把事情做得太明,所以将周宣帝的弟弟汉王宇文赟搬出来,让其位置在自己之上,对外显示尊贵,但是并没有实权,有实权的头衔是杨坚的“节制百官”。
对于这个任命,史书上记载了四个字“群情未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杨坚耍了鬼把戏,杨坚当然也料到可能会出现不服的人,所以早就密令担任宿卫的老部下卢贲领兵在外待命。会见百官后,杨坚前往东宫,百官不明所以,此时卢贲站了出来招呼群臣,说欲求富贵者,当相随来。
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跟着杨坚,有的人掉头就要向外走,可是眼前布满了严阵以待的众多士兵,让人不寒而栗,于是百官在士兵的“护送”下,以卢贲为先导前往东宫向杨坚宣誓效忠。
杨坚成功实现了辅政,当上丞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定策有功的人进行封赏。他首先任命郑译为丞相府长史,刘昉为司马,共同协助自己处理政务,这个任命同时也说明杨坚能够掌握实权,主要就是这两个人的功劳,当时有人形象地戏称两个人是“刘昉牵前,郑译推后”,当然杨坚的努力是重要的一方面,但是最终能够轻易达到目的,不能不说有些机缘巧合的色彩。
周宣帝的突然死亡,为杨坚带来了机遇,而且周宣帝猜疑成性,将宗室亲王都打发到封国,五王之所以不能及时赶到京城,就是这个缘故。
这样就使中央朝廷处于真空状态,杨坚作为唯一滞留京城而且有能力和声望支撑局面的皇亲国戚,就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加上刘昉和郑译的运作,所以杨坚顺利掌控大权。
需要注意的是,帮助杨坚改变命运的人,都是周宣帝在世时的近侍,这些人虽然官职不高,但由于经常在皇帝身边,所以比那些朝廷大臣更有机会左右局势,特别是御正和内史,相当于中书长官,掌管机要事宜,起到沟通内外、承上启下的作用。
北周建立之后,皇帝身边的办事机构一直在加强,到了周宣帝在位时,内史、御正等官职都授予上大夫头衔,进一步提高了这些机构的地位,最大限度地将权力集中到了宫廷。周宣帝同时任用旧世族出身的文人掌管机要,这些人本身没有根基,不被朝廷权贵看重,只能依附于皇帝,根本不可能窃取权力,这样的布置,在北周皇帝们看来,是万无一失之策。
关键是,这种布置仅限于皇帝能够掌控局面的情况,周宣帝的突然死亡,恰恰为这些人提供了改变局势的机会。
杨坚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不但没有摆出皇亲国戚傲慢的派头,反而屈尊结交这些被人轻视的皇帝近侍,因为杨坚已经看透,这些出身卑微的人,是没有什么忠贞观念的,换句话说,“有奶便是娘”指的就是这些人。
杨坚虽然内心十分鄙视这些人,但他也懂得这些人的巨大能量,而杨坚所要利用的也正是这一点,利用小人以成事。这种战略指导思想,让杨坚在那个时间段的政治斗争中,比其他对手高出一筹,没有机遇暂时蛰伏,当机遇瞬间闪现时,杨坚便像猛虎一样,迅速将机遇转变成胜利的果实。
以今日视角来看,杨坚在周宣帝突然死去时掌控北周大权,其实是北周创业集团第二代人物利用当时中央集权化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加上既得利益集团内部因权力分配上的矛盾以及政治领袖个人缺陷等诸多因素,依靠皇帝任人唯亲而重用的唯利是图者,从高层内部发动的一场政变。
值得一提的是,杨坚成为辅政大臣,并不意味着这场政变就此告终。由于杨坚走向胜利过于突然,使得以他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者必须要继承旧格局的一切,无论是成就还是弊病。因此接下来巩固胜利的果实,注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杨坚把控朝廷只是第一步,通过宫廷政变走上政治前台的他十分清楚,当务之急除了控制朝廷之外,还要控制住京城的局势,做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要想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必须要掌控住国家机器,迅速组建一个忠于自己的核心班子,清除异己,镇压反对势力。从某种角度而言,杨坚上台后所做的事情,和周宣帝刚即位时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是手段不同而已。
杨坚首先排除皇室势力,清扫自己掌权的障碍。杨坚为了平稳过渡,搬出了汉王宇文赞位于自己之上,但宇文赞是个荒淫好色之徒,对政治权术毫无概念,之所以被搬出来,只是杨坚的一种障眼法。
但是宇文赞这个年轻人竟然毫不知趣,每天大摇大摆地前往朝堂,与杨坚同帐而坐,这让杨坚感觉碍手碍脚,但是一时间又无可奈何。
不过,对付宇文赞这种人,市井恶少出身的刘昉倒是自有绝招。他针对宇文赟荒淫好色的特性,特意找来几个妓女,让她们浓妆艳抹地到相府去勾引宇文赟,结果宇文赟被迷得神魂颠倒,刘昉趁机对宇文赟说道:
大王,先帝之弟,时望所归。孺子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扰,王且归第。待事宁之后,入为天子,此完全之计也。
宇文赟听了大喜,当下搂着几个妓女返回自己的府邸,坐等成为皇帝的消息。
如果说宇文赞是个没有脑子的主儿,清除他这个障碍尚且简单的话,那么已经来到京城的五王,则没有那么好对付。这五位藩王都是宇文泰的儿子,是周宣帝的叔父,都曾经在周武帝时期建功立业,在遭受周宣帝的排挤打压之后的宗室里,算是鹤立鸡群的人物。
正因为如此,周宣帝才将这五个人放逐出京城,让他们离自己远远的,也正是因为距离遥远,周宣帝没能等来五位叔父,没能向他们交代辅佐幼主,所以给了刘昉、郑译等人矫诏的机会。
周宣帝死后,五王一直到六月初四才到达京城,此时距离周宣帝驾崩已经过去了十多天,杨坚早已经掌控大局。五王眼见大权旁落,心中愤恨不已,准备联合京城其他诸王,发誓要从杨坚手中夺回权力,捍卫宇文家族政权。
但是五王本是奔丧而来,没有想到杨坚会窃取权力,更谈不上有什么周密的应对之策,五个人显然低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事实上,从他们进入京城的那天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杨坚严密的监控之中。
而且在他们到达京城的六天后,杨坚先发制人,以破坏执政的罪名,将周明帝的长子毕王宇文贤全家诛杀,给五王来个下马威,同时任命年幼无知的秦王宇文贽为大冢宰,取代汉王宇文赞。
杨坚的这种做法,明显已经对五王释放出警告信号,但是杨坚也清楚,五王虽然千里迢迢而来势单力孤,但绝不能轻视这些人的影响力,毕竟现在还是宇文家族的天下。杨坚的想法是,既要排除皇室势力,又不能过早地暴露改朝换代的野心。所以杨坚针对宗室藩王,制定的策略是八个字:软硬兼施,捧杀结合。
杨坚并不想树立过多的敌人,他希望这些宗室亲王在他的八字策略下,能够知难而退,但是五王坚决要将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所以杨坚必须采取强力措施,才能让自己在这场斗争中成为胜利者。
七月十六日,杨坚以周静帝的名义下诏,令五王不趋剑履上殿。杨坚的这种做法表面上看是显示五王的尊崇地位,事实上是一种障眼法,有着自己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五王进到京城后,与毕王宇文贤见过面,而且商谈过国事,结果宇文贤被人出卖,杨坚只杀宇文贤而暂时不追究五王,甚至给予他们特殊的荣耀,就是要向所有人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将五王稳住后再逐一击破。
事实证明,杨坚的策略很成功,面对杨坚的示好,五王开始有些犹豫是不是要和杨坚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然而就在他们犹豫之际,杨坚开始出手。
不久后,杨坚突然造访赵王府,在府中找借口和赵王宇文招吵起来,结果回去后立即以周静帝的名义,为赵王安上个刺杀执政未遂之罪,将其全家诛杀,又以越王宇文盛与赵王串通为名将其诛杀,搞得人们还来不及反应,五王已经去其二。
就在人们都认为杨坚会对另外三王打击报复时,杨坚出人意料地加封两位皇弟以掩人耳目,暂时稳住局面。然而,就在人们刚刚平复恐惧的情绪时,杨坚于十月以诛杀赵王和越王同样的手段,诛杀了另外三王,分别是陈王宇文纯、滕王宇文逌和代王宇文达,算上先前诛杀的毕王宇文贤,杨坚自掌权伊始,一共诛杀了六位王爷。
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诛杀六王事件显然是杨坚为消除政治威胁,而炮制出来的一桩冤案。诛杀六王事件发端于杨坚造访赵王府,在府中杨坚与赵王吵了起来,但通过史料记载,还是能看出杨坚故意罗织罪名的痕迹。
根据《周书·赵僭王传》的记载,是赵王邀请杨坚到自己的府邸喝酒,不是杨坚主动前去,《隋书·元胄传》的记载也一样。但是当时杨坚和五王已经形同水火,绝不可能双方还会坐下来一起喝酒,因此《隋书·高祖上》的记载隐藏了一些实情:“五王阴谋滋甚,高祖赍酒肴以造赵王第,欲观所为。”
杨坚在内忧外患、百忙之中突然造访赵王府,应该是有备而来,不可能不做任何防备甚至对赵王有所行动,而且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在场的有滕王宇文逌,可是案发后,杨坚却将当时并不在场的越王宇文盛牵连进来,其中的诬枉不言自明。
至于史料上记载的寝室里饮酒、拔佩刀切西瓜、元胄破门入卫以身堵门掩护杨坚撤退等扣人心弦的记载,无非是模仿鸿门宴故事,虽然精彩但也有夸大演绎之嫌。
值得一提的是,在镇压北周皇室的同时,杨坚却给另一批元老加官晋爵,利用其声望来镇住朝廷局面,为自己的权力地位增加一些正统色彩,可谓是上下其手。其中杨坚争取到的最为重要的两个人,当属李穆和于翼。
李穆是西魏十二大将军李远的弟弟,宇文护执政时期,李远及其子李植被诛杀,李穆也受到牵连,被除名为民,这一事件让李穆在感情上与北周皇室逐渐疏远。
周武帝时李穆复出,跟随杨坚的父亲杨忠东征,因此与杨家人结下了深厚的关系,以至于杨坚后来称他为“父党”,后来李穆官至太保,出任并州总管。
并州是北周的战略要地,因此李穆位高权重,他的倾向性在当时十分重要,直接关系到关中地区的安危。所以,杨坚上台后,马上派心腹柳裘前去争取李穆。
当时起兵反抗杨坚的尉迟迥也派人去争取李穆,李家人内部因此意见不一,其子李士荣主张起兵反抗杨坚,誓死捍卫宇文家族政权,李穆甚至也一度动了心思,但是柳裘到来后的一番劝说,最终还是让李穆倒向了杨坚(“遂归心于高 祖”)。
事实上,杨坚对于柳裘能否说服李穆并没有把握,他丝毫不敢大意,在派出柳裘之后,又派李穆第十子李浑赶往并州,想用父子之情来打动李穆。
对于杨坚的这份用心,李穆心中自然十分清楚,李穆犹豫的唯一原因,在于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摆在他面前的绝不仅仅是支持杨坚这么简单,而是支持杨坚就很可能意味着要支持改朝换代。
就在李穆犹疑之时,李浑来到并州,对父亲表达了杨坚对其的绝对信任,而且李浑也认为北周宇文家族已经不足以成事,更何况父亲李穆还有过一段寒心的往事,于是在李浑的反复劝说下,李穆终于做出决断,立即派李浑带着自己身份象征的熨斗赶回京城,转告杨坚自己愿意执威柄以安天下。
李穆决定支持杨坚后,立即做出姿态,将尉迟迥的儿子,时任朔州刺史的尉迟谊捉了起来,将其押解进京献给杨坚,同时还向杨坚献上了只有皇帝才可以佩戴的十三环金带,秘密劝杨坚尽早取代宇文家族的北周政权。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在北周的众多元老中,李穆是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杨坚的。杨坚能够得到李穆的支持可谓意义重大,这不仅在于李穆为杨坚提供了整个家族的力量,以及并州地区的绝对安全,更为重要的是,李穆当时给天下人树立了巨大的榜样,直接影响北周众多官僚贵胄的倾向性。
于翼家族的情况和李穆就不尽相同了,其远祖是北魏开国元勋,属于北朝胡人世族。北魏末年于谨辅佐宇文泰问鼎关中,是为八柱国之一,后来又支持宇文护建立北周,是北周建国的首席功臣。
其子孙任职朝廷内外,部署遍布全国,可正是因为于氏家族势力过大,遭到宇文护的猜忌,二儿子于翼被宇文护排挤,三儿子因直言上谏,差一点被问罪赐死。杨坚上台后极力拉拢于氏家族,为于谨的长子于寔进位上柱国,并任命为四辅官之一的大左辅。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非北周亲王而任三公四辅的人,只有于寔和李穆。
对于杨坚的极力拉拢,于氏家族也投桃报李,表示效忠于杨坚。当时于翼担任都督幽、定六镇诸军事、幽州总管,可以说掌握着河北地区的军权,尉迟迥也曾经拉拢他,结果被他押解京城,使得杨坚对于帝国东边的局势一下子放心下来,当即晋封于翼为任国公,于翼因此也像李穆一样,趁机上表杨坚劝其自立,因此后来隋朝一建立,于翼便被尊奉为太尉。
于家的长孙于仲文,当时担任东郡太守,因为拒绝尉迟迥的拉拢而两度遭到围攻,三子一女全部被害,自己只身逃回京城,杨坚为之落泪,委派他为河南道行军总管,跟随韦孝宽一同讨伐尉迟迥。
因为于家两代为后来杨坚建隋做出了特殊贡献,所以自太尉于翼之下,上柱国有五人,大将军十余人。于仲明后来再回忆于家的这些功勋时说:“自外父叔兄弟,皆当文武重寄,或衔命危难之间,或侍卫钩陈之侧,合门诚款,冀有可明。”
杨坚拉拢李穆、于翼这样的北周元老,目的就是和反抗自己的尉迟迥对抗,但是当时朝廷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支持杨坚,因此尉迟迥打出的勤王旗帜也成为空口号。由于失去众多人的支持,尉迟迥反倒成了北周的反叛者,这不能不让人感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在和尉迟迥对抗的同时,杨坚实行了一系列收拢人心的举措。首先是革除周宣帝在位时的诸多苛政。我们知道周宣帝生性残忍暴虐,在位期间实行了严刑峻法,百官稍有过失都要重罪杖责,逐渐搞得内外离心。杨坚上台后修正了周宣帝的严刑峻法,制定了较为宽松的《刑书要制》,以周静帝的名义下诏颁行。
其次是复兴佛、道二教。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生,所以人们对于宗教的信仰大盛。周武帝在位时曾经恢复汉家传统,禁止佛、道二教,但在北周的高层内部,信仰佛教者大有人在,杨坚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禁教在当时并不得人心。鉴于这种情况,杨坚上台后立即恢复了佛、道二教,因此得到了高层人士的赞赏,杨坚也因复兴宗教,终其一生都得到了上层贵族的支持。
最后是将当年宇文泰所改的实行鲜卑姓氏的政策,一律改回了汉姓。当年宇文泰实行鲜卑姓氏,是为了统合各大派系,用一种模拟血缘的方式组建一支强悍的鲜卑族军队。后来府兵规模扩大,汉人成为军队主力,鲜卑族兵制已经不适合国家需要。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央政府权力加固,士兵不再是某个将领私有,因此鲜卑姓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杨坚废除鲜卑姓制度,符合当时国家与社会组织的现状,显示出汉人地位的进一步提升。总体来看,北周政权到了杨坚掌权时代,加快了汉化的速度。
对于杨坚掌控京城最重要的举措,当属迅速组建一个忠于自己的朝廷班子。
杨坚把目光投向了与北周皇室没有深厚渊源关系又有真才实学的后起之秀身上,他首先看中的人选是李德林和高颖。
李德林本来是北齐国的官员,在当时与名士颜之推齐名,是名满天下的大才子。周武帝灭齐后,进入齐国都城的当天就派专人将李德林召进自己的府邸,告诉他从今之后一定会荣华富贵,随后便带着李德林回到长安,授予内史学士,李德林由此逐渐得到重用。
杨坚同样很早就发现了李德林的才能。周宣帝病危时,杨坚立即派侄子杨惠前去试探李德林的态度。当时因为周宣帝任用佞幸之臣,李德林这样的人才得不到重用,被冷落在一旁的李德林正在哀叹自己的命运,杨坚却主动前来求贤,这让李德林感激涕零,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士为知己者死之情,于是决定为杨坚效力,自此之后跟随杨坚左右为其出谋划策。
杨坚当时得到最高权力,确实有很大的偶然性,其实就在刘昉、郑译的一念之间,所以杨坚虽然掌握了最高权力,但同时也是强敌环伺,朝廷之内并无心腹可以倚重,如果稍有不慎很有可能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而且,当初刘昉、郑译等人矫诏,本意并不是想将大权交给杨坚,而是企图自己专权,杨坚不过是他们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但是人家毕竟将杨坚推上了权力舞台,表面上是对杨坚有大恩的,杨坚至少也要在表面上显示出感恩的姿态,这等于牵绊住了杨坚,因此杨坚向李德林问计。
李德林在朝廷中枢机构为官多年,深知官位的职权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他建议杨坚要做大丞相、假黄钺,同时要都督内外军事,如若不然是压不住局势的。
李德林建议的核心思想就是要以自我为主,尽可能将所有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是当时杨坚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军事这些头衔的来源,也使得杨坚成功避开了陷阱,在夺取最高权力的道路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相比于李德林当时的名气,高熲只是平民,虽然出身官僚家庭,父亲曾经是东魏帝国的谏议大夫,但大统六年(540年)因为避谗而逃到西魏,投奔独孤信门下当幕僚,与北周政权没有任何关系。
北周建立时,独孤信不满宇文护专权而被迫自杀,家族的人被流放到蜀中,结果树倒猢狲散,但高颍却没有离开,坚持在杨坚的夫人独孤氏的身边,独孤氏深受感动,就将高颖推荐给了杨坚,高颖因此进入丞相府成为杨坚的心腹。
高熲当时对于杨坚的贡献在于积极发现并笼络了不少人才,例如出身于关中武功(今陕西武功县)大族的苏威、世代北边豪杰的虞氏家族的虞庆则等,都是颇具才能的人。后来隋朝建立后,杨坚的侄子杨雄(杨惠改名)、高颖、虞庆则、苏威并称“四贵”,可见高颖引荐的苏威和虞庆则是何等重要的人物。
上台伊始,为了稳定京城长安的局势,下大力气笼络人心,并且将其党羽迅速安插进各个要害部门,尤其是军事和中枢机构。
杨坚经过一系列的动作,成功清除了北周的宗室势力,同时得到了功勋贵族的支持,并通过三个系统的亲信,即自己的亲属故旧控制京城军队和各个要害部门,以李德林、高颖和虞庆则等人主持相府工作,利用刘昉、郑译等人把控中枢机构,算是稳定了朝廷,也稳定了京城长安的局势,这对于杨坚接下来掌控全国的局势至关重要。
当然,从朝廷到京城再到全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京城的局面得到控制之后,杨坚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认真对付那些对 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