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继位初期，勤政不怠，三年时间分化打败突厥，高度提倡节俭

随着东北少数民族政权纷纷依附隋朝，高句丽就开始逐渐显现在隋朝面前。

对于隋朝的快速崛起，高句丽始终持警惕和敌对态度。当然，双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交恶，开皇元年（581年）高句丽曾经派遣使者入隋觐见，想要恢复北周政权与自己冲突后的关系，其实也是为了打探消息。

由于那个时候隋朝内部还没有完全稳定，外有突厥、吐谷浑之乱，因此杨坚因势利导册封高句丽威德王为大将军、辽东郡公，以改变四面受敌的现状，双方在那段时间关系有所缓和。

此后的四年，高句丽每年都遣使入隋，而且每年的次数都比往年增多，尤其是开皇三年这一年多达三次。那个时候隋朝在突厥和高宝宁的问题上，正在陷入胶着状态，所以这一年高句丽三次遣使入隋，必定和突厥、高宝宁问题有关。

转年突厥被打败，高宝宁覆灭，契丹也依附隋朝，整个东北地区的形势发生转变，这是高句丽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隋朝已经压到了本国边境，犹如锋芒在背，所以高句丽开始改变对外政策，停止与隋朝来往，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转而联合陈朝并向其进贡，同时继续不放弃对契丹的争取，谋求与突厥的联系，以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势力范围来对抗已经崛起的隋朝。

高句丽想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不是异想天开，很长时间以来，其在东北地区的影响不可小觑，史料记载室韦部族国内没有铁，完全是由高句丽供给，这就反映出高句丽利用各种手段扩大自已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力，至少使东北地区部族倾向自己，甚至建立部族联合，进而阻止以隋朝为中心的政治体系的扩张。因此，高句丽、隋朝这两种反方向的作用力，迟早要出现撕裂。

对隋朝而言，因为本身是汉文化的代表，如果不收复东北地区辽河流域，就等于承认了高句丽扩张的正确性，这无论如何不能让隋朝接受，而且如果不能让高句丽臣服，那么隋朝建立的自我中心政治体系，等于缺少一块拼图，甚至可能会功亏一篑，所以后来隋炀帝杨广大举征讨高句丽，不完全就是出于好大喜功的因素，否则唐太宗李世民也大举征讨高句丽的行为就无法解释得通。

但是隋朝为什么在解决北方问题时，将高句丽放在了最后？从当时的形势来看，隋朝对高句丽呈现压制之势，是在打败突厥之后，因此杨坚并不急于解决高句丽问题，而依旧将精力集中在进一步削弱已经分化的突厥，为日后解决高句丽问题建立巩固的基础。

开皇四年（584年）二月，杨坚在接到突厥苏尼部万余人前来投降的奏报后，随即前往陇州（今陕西陇县）视察，与此同时又传来突厥阿史那玷厥可汗率众投降的消息。

阿史那玷厥是突厥西部的可汗，势力很大，其实所谓“投降”是隋朝方面一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宋代的司马光认为是“文降”，也就是说是来和隋朝订立盟约的。当然和先前突厥随时大兵压境相比，阿史那玷厥的做法已经很温和了，这一举动本身就说明突厥内部正在经历一场大的变动。

杨坚作为一个政治家，当然敏锐地察觉出了这一点，所以从陇州视察回来后，杨坚亲自在皇宫接见并宴请了突厥、高句丽和吐谷浑三个与隋朝存在利益纠葛的使者，就在酒席宴前，杨坚通过观察三个使者的表现，对当时北方全局的形势有了自己的判断。

杨坚通过仔细了解，得知突厥阿波和达头联合反叛沙钵略的内战已经爆发，这对杨坚而言简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让敌人自相残杀，这是长孙晟的设计，现在敌人果真中计，对于隋朝来讲算是坐山观虎斗，所以在席间杨坚拒绝了突厥使者的求援要求。

时过不久，沙钵略终于抵挡不住阿波的猛烈进攻，接连惨败，无奈之下只得向以前自己毫不放在眼里的隋朝求援，当时嫁在突厥的千金公主也忍辱希望改姓，认杨坚做父亲，希望隋朝方面能够解 救沙钵略。

从千金公主的态度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沙钵略在国内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当时杨坚的二儿子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就主张应该趁机立刻派兵荡平沙钵略，但杨坚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除了沙钵略之外，突厥内部无论是谁统一，都将成为隋朝的一大劲敌，目前应该援救沙钵略，让突厥内部各部族保持均衡，这样是在分化瓦解突厥。

于是，杨坚欣然同意了沙钵略的请求，派遣开府仪同三司徐平和为使者，前往突厥册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事实上这个称号本身就带有一种揶揄的味道，但沙钵略目前顾不了那么多，连忙上表谢恩，但是从他的表文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他内心的一丝不服。

辰九月十二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圣贤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使人开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语，具闻也。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所有，彼有缯采，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

尽管沙钵略在表文中信誓旦旦，但表文的第一句就暴露了他内心的不服，依旧将自己摆在和杨坚平起平坐的位置，毫无称臣之意，明显还是想东山再起。

杨坚是何等精明之人，一眼就洞穿了沙钵略的内心，他决定迅速打掉沙钵略的傲气，所以他立即回信通知沙钵略，自己将派尚书右仆射虞庆则和长孙晟前往突厥看望自己的“女儿”千金公主，顺便也去探望一下沙钵略，目的就是要让沙钵略领略一下杨坚的政治智慧。

虞庆则和长孙晟来到突厥后，沙钵略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在迎接的时候故意将刀枪棍棒放在自己的牙帐之内，自己则高坐中央，等着虞庆则和长孙晟向自己行礼。虞庆则进到帐内后，见状便气愤不过，当场指责沙钵略无礼，但是沙钵略则只是欠了欠身子，自称有病不能起身，而且告诉虞庆则，从自己的上一辈开始，就不冉向人行礼。千金公主在旁边也假意劝虞庆则，说沙钵略是虎狼性子，把他惹急了会吃人。

沙钵略和千金公主的表现，让虞庆则当场愣在那里，一时间语塞，但是长孙晟胸有成竹，他缓缓上前说道：“突厥与大隋都是大国之子，可汗不起身回礼，我们当然无话可说，但是千金公主既然已经认我皇帝陛下为父，那么可汗就是皇帝的女婿，难道可汗就那么没有礼数，不尊敬自己的岳丈吗？”

长孙晟这番话虽然说得不温不火，但却搬出了礼法来压沙钵略，这让沙钵略很尴尬。要知道突厥人也是讲究礼数的，沙钵略一时词穷，只好勉强笑了笑，自我安慰地说道：“须拜妇公，我从之耳。”随后起身下拜。

不过，虞庆则还要让沙钵略称臣，沙钵略忙问左右什么是臣，左右告诉他隋朝的“臣”相当于突厥的“奴”，沙钵略既然已经下跪，也就没有什么可争的了，所以沙钵略也顺势说道：“得作大隋天子奴，虞仆射之力也。”

双方这次见面最终以友好的方式收场，沙钵略不仅送给虞庆则很多马匹，还当场决定将妹妹嫁给他，总算是将场面敷衍过去。但是虞庆则走后，沙钵略回想起自己曾经的光辉荣耀，再看看现在居然沦落到寄人篱下的境地，心中不由得生出悲哀，与身边人相拥号啕大哭起来。

经过此次外交较量，隋朝方面大获全胜，成功打掉了沙钵略的傲气，使其不得不低头顺从。

但杨坚十分清醒，沙钵略只是突厥的一个分支，其他各个部落实力还很强大，隋朝目前还无法完全将他们都纳入自己设定的政治体系，所以杨坚在接纳沙钵略的同时，在转年五月派遣大将军元契出使阿波可汗那里向其示好，这就等于向突厥内战双方的沙钵略和阿波可汗全都伸出橄榄枝，其实就是要继续坐山观虎斗，从中找机会获渔翁之利。

开皇五年（585年），沙钵略的处境更加艰难。阿波可汗与达头可汗联军步步紧逼，西域各部族都归顺于阿波可汗，东北的契丹也趁势侵扰其地盘，沙钵略再也无法坚持下去，只得遣使向隋朝告急，希望带领部族迁移到漠南，以图背靠长城随时取得隋朝的支援。

杨坚得知沙钵略已经被打得体无完肤，知道不能再袖手旁观，于是同意沙钵略的请求，同时让杨广领兵进行增援。沙钵略在获得隋朝的增援后，总算是有力量开始反击，终于能够抵挡住阿波可汗的进攻。

不过，就在沙钵略大举出击时，阿波可汗趁势乘虚直捣其大本营，幸好隋军奋力抵抗打败阿波可汗，才没让沙钵略丢了大本营，这让沙钵略感激涕零，随后便上表杨坚表示感谢，并让其第七子入隋进贡。

对于隋朝给予的莫大帮助，沙钵略这一次真的是心服口服。杨坚也利用这个机会对其加以笼络，加封沙钵略为柱国、安国公，并且约束契丹禁止侵扰突厥。沙钵略大受感动，于开皇七年（587年）再次遣使进贡，并请猎于恒、代之间（今山西大同一带），获得杨坚允许。沙钵略一时兴起，大发神威，一连射杀十八头鹿，进献给杨坚以示忠诚。

朝廷内很多人认为杨坚下这么大力气支持一个走向末路的突厥可汗很不值，事实上，这依旧是杨坚均衡策略的一个体现，隋朝目前还没有彻底消灭突厥的实力，但如果将突厥纳入自己的政治体系，就不能允许任何一个部落做大做强，尤其是开皇六年以来，隋朝的主要防备对象，由沙钵略变成了阿波可汗。

此时阿波可汗已经控制了整个漠北地区，沙钵略不断受其逼迫，而备受屈辱，在开皇七年四月郁郁而终，因此隋朝的均衡之策失去了一个有力支撑者。杨坚得到消息后，立即派车骑将军长孙晟持节奔赴突厥，册封沙钵略的弟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以期迅速完成其内部的政治权力交接，防止不测。

但是出乎杨坚预料的是，莫何可汗有勇有谋，在隋朝的帮助下当上可汗后，他利用内部汗位交替而阿波可汗疏忽之际，让军队打起隋朝赠送的旗鼓偷袭阿波可汗。阿波可汗看到隋朝的旗鼓后，以为是隋朝出兵支持莫何可汗，大惊失色，慌乱之下大败投降，阿波可汗随即成为阶下囚，莫何可汗立即上疏杨坚请求如何处置。

杨坚实在没有想到，处罗侯刚刚当上可汗，就为自己送上一份大礼，解决了自己想要解决而又暂时没有力量解决的问题，于是他让文武群臣商议该如何处置阿波可汗。

很多人都认为应该将阿波可汗处斩，只有长孙晟不以为然，他认为阿波可汗的罪行并非有负自己的国家，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突厥所有的可汗都应该治罪，大开杀戒，并不是臣服对方的好办法，不如饶其一命，这样有利于四夷来服。

宰相高颎同意长孙晟的意见，最终阿波可汗被赦免。

开皇八年（588年）莫何可汗领兵西征，想要统一突厥内部，但不幸阵亡，沙钵略之子雍虞闾成为汗位继承人，是为都蓝可汗。由于莫何西征失败，所以突厥还是分为东、西两部，东边的都蓝和西边的达头形成对峙，双方势均力敌之下，都向隋朝示好，因此杨坚的均衡之策得以继续实施，也确保了北部边境很长一段时间的安宁。

隋朝建立之初，对待突厥采取分化之策，使其内部分裂，然后让其并存，从而达到隋朝臣服整个突厥的目标，这是杨坚“以夷制夷”的一贯策略，但是就像我们所说的，隋朝的战略并不是领土扩张，而是努力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体系，以达到构建一个有利的周边和平环境，所以对外册封之外，还有羁、分化、怀柔等多种策略并举。

纵观整个隋朝对外政策，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势，而是强调“用夏变夷”的融合，这当然是由于隋朝建立时的格局所致，同时也体现了杨坚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所表现出来的务实风格。在其完成建立与周边国家共融的政治体系之后，杨坚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实现他始终坚持的理想，那就是在他的时代开创一个盛世局面。

隋朝建立三年后，杨坚终于完成了内政改革，以及招抚四夷的任务，大隋帝国由此巩固了政权，国家转危为安，社会发展走上正轨，仅仅是内政改革和招抚四夷这两项成就，杨坚其实就已完成了继往开来的任务。

三年的时间分化、打败突厥，彻底改变了两百多年战乱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少有能与之比肩者，而在国家根基未稳之际，又能建立各项制度垂范后世，反映出杨坚作为一个伟大的帝王，展现出的从容自信、处变不惊的大气之风。

三年的时间里，杨坚为自己亲手建立的大隋帝国的巩固呕心沥血，每天上朝他都召集五品以上官员，认真听取他们的汇报，一起商讨处理政务，回到宫中后依旧不休息，批阅文件，直到深夜。

在去世之前，杨坚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有过这样一番话：“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事，每日阙庭，刺史以下，三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府，诫敕殷勤。”

杨坚的这番话并非自我吹嘘，后来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询问大臣萧瑀对杨坚的评价，萧给出的评价是：“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

萧瑀的这番评价也证明了杨坚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我们暂且不论其得失成败，对比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些荒淫暴君，杨坚的所作所为确实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礼部尚书杨尚希看到杨坚每天处理政务不知疲倦，十分体恤地上疏劝杨坚要注意身体，并告诉他要抓大放小，不要被琐碎的事情牵绊。

杨坚这种工作作风，很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我们都知道，杨坚担任过地方官，了解民间疾苦和官场的潜规则，所以他并不完全相信公文汇报的内容，以防止被地方官蒙骗，而是强调要做细致的工作。

隋朝建立伊始，杨坚就频频派使者到各地去巡视，自己也经常出巡，所过之处亲自受理百姓的投诉案件，以达到直接了解基层情况的目的。

杨坚对自己派出的使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不但要采听各地风俗和民间疾苦，还负有明察暗访的职责，以利于自己对地方政情、民情的直观了解。

杨坚开创的“开皇之治”与历史上其他的大治时代有不一样的特色，其中一点就是杨坚对于关心民间疾苦这件事，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有一次，关中地区闹饥荒，杨坚立即派使者去当地赈灾。使者从当地为他带回了百姓吃的糟糠，杨坚看完后泪流满面，随即拿到朝廷让百官传看，从此自己不食酒肉将近一年。

另一次关中饥荒，杨坚率领百姓到洛阳就食，一路上杨坚与百姓同行共处，很多百姓都已经挤进了皇帝卫队中间，使士兵们很紧张，唯恐皇帝发生意外，没想到杨坚却毫不在意，不允许卫兵驱赶百姓，每次遇到年迈的长者，自己都会引马避在一边，到了山川险要之地，则命令士兵帮助挑担赶路的人。

杨坚的所作所为，以及他所营造的那些动人的场面，在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千百年来被百姓流传下来。与宽待百姓相比，杨坚对自己却要求很严格，其生活简朴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著名。例如日常吃饭只有一道荤菜，六宫之内都穿勤洗的衣服，每天上朝乘坐的舆辇也一再修理而不更换。

不过，很多外界官员不知道杨坚的脾气，往往向其献媚，结果碰得一鼻子灰。例如有一次，有关部门将大量干姜送到宫中，正好被杨坚看见，他看到这些干姜装在布袋子里，认为用布袋子装干姜有些浪费，就斥责负责运送的官员，但是责任部门却没有引起重视，下次进香料时竟然用毡袋包裹，惹得杨坚勃然大怒，将负责官员找来，一顿鞭笞。

当然很多事情也不能都怪下属做得不对，但自古以来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绝大部分都是矫情虚伪，其梦寐以求的东西往往就是借着慷慨痛斥的表演说出来，如果完全相信这些官吏的豪言壮语，恐怕就不只是鞭答这么简单，但是杨坚以小见大，用警示的方式反对铺张浪费是真实的。

早在隋朝建立伊始，杨坚就三令五申，宣布要革除奢靡腐败，例如“诏犬马器玩口味不得献上”“太常散乐并放为百姓”“禁杂乐百戏”等。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些规定并不是虚饰套话，杨坚对自己的子女也一样严格要求，例如太子杨勇曾经装饰过一具漂亮的蜀中铠甲，结果被杨坚训斥一顿。

杨坚提倡节俭无疑是出于对历史兴衰经验的总结，他将此作为一项长久的国策来推行，希望能够扭转南北朝两百多年的奢靡之风，激励人们奋发向上。

从杨坚的所作所为来看，勤俭节约不仅是道德上的约束号召，而且还通过国家法令的形式来颁布贯彻执行。以今日视角来看，提倡节俭不能只从生活作风这样的低层面去理解，还应该从政治角度去把握，对于这一点杨坚很能虚心纳谏，采纳柳彧的意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每年元宵佳节，从京城到乡村，人们都欢聚在一起，火树银花，灯火辉煌，或高朋满座山珍海味，或倡优杂技丝竹管弦，一年的辛劳和所有的烦闷一扫而空。其中少不了市井之间的争奇斗艳和竞相夸耀，因此世家出身的柳彧很是看不顺眼，就向杨坚上了一道奏折：

臣闻昔者明王训民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别其邪僻，纳诸轨度……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实有由来，因循敝风，曾无先觉。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非即禁断。

柳氏家族虽然是世家大族，但柳彧支系当时早就迁居江南，一直居住在襄阳，直到父亲柳仲礼兵败被俘才回归北周。柳彧十分清楚南朝的奢靡之风对于国家的损害有多大，甚至那些亡国事例依旧历历在目，柳彧对此深以为戒，所以上疏杨坚建议革除奢靡之风。

从奏折的内容来看，柳彧最担忧的还不只是奢靡之风蔓延，而是礼仪的违背，进而导致贵贱不分、男女混杂，这才是让柳彧最不安的。而他的这个想法恰恰与杨坚不谋而合，杨坚当时主张对社会实行集权、等级、有礼乃至是一种刻板的管理，所以柳彧的建议得到了杨坚的采纳。

杨坚采纳柳彧的建议，其实是以民间百姓为切入点，以达到整顿官场风气的目的，也就是说不仅生活作风要朴素，而且政治作风

也要朴素，这一点从当时的公文撰写上也可以看出来。

开皇四年（584年），杨坚下令全国之内，无论是公私文翰，

一律依据实际情况真实书写，而格式由皇帝亲自制定。表面看上去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但是如果联系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来的文风来看，我们就会明白杨坚在这个问题上如此较真，其实是一片苦心。

时任治书侍御史的李谔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场文风有过一番精准的描述：“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小技。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竟驰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杨坚针对官场的不良文风进行整顿，其实是整顿官场的一种手段。他的这种手法没有受到积弊已久的官场重视，这些人接到要求整顿的文件后，便将其抛之脑后，依旧按照官场的潜规则行事。

我们都知道任何时代的任何改革，如果牵涉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就会有很大的阻力，如果改革者没有坚强的毅力和无畏的决心，改革很可能会半路夭折，杨坚当时面临的局面也同样。

就在杨坚下达整顿官场文风指示的半年后，泗州（今江苏宿迁）刺史司马幼之按照以往的规矩，精心写了一篇奏文，内容文辞极其华美，在司马幼之看来，这篇文章简直无可挑剔，皇帝陛下看了后一定会龙颜大悦。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杨坚看完后勃然大怒。在杨坚看来，刚下发整顿文风的指示，就呈上来这么一篇虚文，这明显是顶风作案，竟然还敢恬不知耻地呈上，于是立即将司马幼之交给有关部门治罪。

杨坚十分明白治国先治吏的道理，官场陋习却又是最难整治的，尽管他三令五申杜绝奢华浪费，官僚们也确实有所收敛，但是只要一有机会，这些官僚便旧病复发。例如相州刺史豆卢通，本身出自鲜卑名门之后，又是杨坚的妹夫，因此难免有些自大，不将朝廷禁令放在眼里，刚一上任就忙着上贡，杨坚十分尴尬。

皇亲国戚带头违反禁令，朝廷上下全都在暗地里看热闹，如果不惩处，人们就会认为杨坚所下的禁令不过是一纸空文，所以杨坚决定当场焚毁那些贡品，并当众斥责了豆卢通。

当然，官员队伍中也不都是司马幼之、豆卢通之类的人物，例如苏威就是一个正面典型。杨坚曾经对朝臣称赞苏威，说如果自己没有苏威，将不知道该怎么行事，可见苏威在杨坚心中是什么位置。

苏威的父亲苏绰就是个提倡节俭的人，不治产业家无余财，一心协助宇文泰勤俭治国。苏威出身这样的家庭，自然深受影响，并以建立政治清明的国家为己任，可以说杨坚治理国家的所作所为，是受到苏威影响的。

有一次，苏威入宫觐见，看到宫中挂帷幔的钩是用金银打造的，于是便对杨坚大谈节俭，让杨坚颇为动容，下令将宫内现有的雕饰全部去掉。至于整顿文风，更是直接继承苏绰的想法，杨坚知道文风是社会风气的尺度，当年苏绰就想以整顿文风为切入点来整顿官场风气，进而达到以救时弊的目的

应该说，杨坚从政治的高度提倡节俭，不断推进他在位期间节俭朴实之风的形成，有利于开皇年间社会的稳定和有效的管理。但遗憾的是，杨坚制定的政策并不能长期坚持下去，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一改开皇年间的节俭朴素之风，《隋书·文学传》的说法是：“一变其风……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

《隋书》成书于唐代，所以这段记载等于是唐朝人对隋炀帝杨广的评价。从这段记载来看，唐朝人对于杨广改变父亲杨坚倡导文风节俭的做法，是有些不同评价的。以往因为隋炀帝是亡国之君，所以对他所有的做法全盘否定，并为他贴上奢靡、腐朽的标签，最终以口诛笔伐为之结论。

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思路，不完全从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出发，而是结合史料进行更深入理性的思考，便不难看出唐朝人对隋炀帝杨广的文化政策的肯定。结合时代特征来看，杨坚时代的很多政策到了杨广时代被改正或者修订，其实是有社会背景的内在原因的，不能只从杨广的主观意识出发去看这个问题。

杨坚过于强调政治的社会功用，因此将许多根本不属于政治范畴的问题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进而造成政治的扩大化以及对社会生活没有太多理性的干涉。以今日视角来看，就是缺乏一种宽容的态度与兼收并蓄的大气之风，闭塞精神、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使得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有些单调刻板，甚至会制约社会文明的发展，但是社会文明的发展又必然会呈现一种多样化的状态，这就导致杨坚时代在领导方法上有些简单粗暴。

司马迁曾说，治理国家要“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中国历史对于治理统一大帝国有很丰富的经验，古代政治家很早就总结了因势利导的原则，这也是“领导”称呼的内涵，就是要从所在的社会和环境的一定高度基础上进行协调与引导，而不是以个人主观意志教条地强制社会或者所在环境，甚至是阻碍其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坚时代的某些政策性的东西，也是值得我们重新反思的。

我们还以苏威为例，他认为那些临街开设的店铺都是求利之徒，不符合鼓励以农为本的原则，于是就向杨坚建议应该尽快取缔，将这些小商人遣散归农，如果还想继续经营的，则必须要在本地政府登记，同时拆毁旧店，限令在一定时间迁到偏僻地区经营。

事实上，在杨坚时代像苏威这样的做法并不是个例，这就是将政治凌驾于所有领域之上，而无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行用行政法令驾驭社会的一种管理方式。

我们不能否认杨坚时代提倡节俭，具有激励人心奋发向上、净化社会环境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政策如果不加以优化或者升级，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变为抑制人性、背离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禁欲主义。

从经济角度而言，鼓励合理的消费以刺激生产发展，是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而且这个理论不是西方经济学所特有的理论，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就提出了这个观点，例如《管子·侈靡论》就阐述了这种理论。

在杨坚时代并不是没有主张放宽经济管制的大臣，但是这些人被长期压制，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经历了北周时代的杨坚，其思想还没有完全脱离北周时代军国社会的管理 方法。

他的时代对于新兴事物不是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更多的是以疑惑和排斥的眼光去打量，更谈不上引导发展，最关键的是杨坚所处的位置是金字塔尖，其个人思想好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是决定性的，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但是从大历史角度来看，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政策迟早会被历史淘汰。从这个角度来看，到了隋炀帝杨广时代，修正杨坚时代过于严厉的管理制度和行政法法令，其实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的。当然杨广自身有他存在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这些问题我们后边会详细说到，但是他修正杨坚时代的很多政策是不应该被直接否定的。

杨广之所以会被贴上颓废腐败的亡国暴君标签，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总有一个定式，那就是颓废腐败与发展繁荣有着必然联系。然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范畴的问题，两者之间并没有内在的直接联系，在皇权时代下，特别是在大动乱时代，却往往将两个问题混为一谈。

为了制止颓废与腐败，有时以牺牲发展和繁荣为代价，将社会发展强行纳入等级森严的静止状态，进而实现政治集权的压倒性目标。

所以，隋朝这个时代从总体上来看，思想文化并不发达，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只用这个王朝存在时间过短来解释。如果联系他的继任者大唐王朝的政治远见以及开放包容的气度，我们或许就会看出隋朝很多政策存在弊端。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勤俭朴实是一种美德，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总舵手，具有美德只是基础，如何建构社会合理化发展的管理机制，则是一个领导者所必须长期探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