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初建，暗流涌动，杨坚抑制打压关陇武将，刘昉、元谐被杀

开皇时期，杨坚的用人策略是以高熲为轴心展开的，高颎最初得到独孤皇后强有力的支持，在平定尉迟迥的叛乱中立下大功，深受杨坚的信任，杨坚见到他都以“独孤”称呼他，视为家人。

从高熲的性格和才能来看，他的确是一个极为称职的宰相人选，稳重却又不墨守成规，坚持原则又善于协调各方关系，满朝文武大臣如虞庆则、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人都由他推荐任用，他将全部身心投入国家事务中，以至于达到通宵达旦的程度。

最关键的是，高颎善于领会杨坚的政治意图，并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所以隋朝每次有重大行动时，一般都会委派高熲负责。而且高熲深知君主政治的特点，自身十分谦卑，虽然屡出奇谋却都是私下向杨坚进献，在群臣中以突出杨坚的政治智慧。杨坚评论他是：“公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实委心腹。朕自受命，常典机衡，竭诚陈力，心迹俱尽。此则天降良辅，翊赞朕躬。”

在隋朝的核心领导层中，除了皇帝、高熲是轴心之外，苏威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由高熲推荐给杨坚，通过和杨坚的一番详谈之后，杨坚对其大加赞赏，开皇初年被委以重任，兼任纳言、度支（民部）尚书、大理卿、京兆尹和御史大夫等职，还担任过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国子监祭酒。

开皇九年（589年）升任尚书右仆射，仁寿元年（601年）重新担任此职，一直到隋炀帝杨广在位的大业三年（607年）罢官，是隋朝最后一位尚书省长官。苏威兢兢业业，最大特长是精通行政工作，善于将杨坚的政治意图转变成具体的政策指令，将政治蓝图变成现实。

所以，隋朝的典章制度大多出自其手。由此可以看出苏威是个事务型的官员，对于建立隋朝之后的杨坚，是特别需要的官员。

毕竟在君主集权制度下，君主需要的是为自己办事的人，而且苏威的性格与皇帝杨坚十分合拍，他也主张实行中央集权，权力由皇帝一人把控，其制定的政策总是力求反映出皇帝的权力意志，甚至连登记农民余粮、坐落位置都规定得甚是精密，所以很多官员对苏威制定的政策不以为然，认为他是“苛碎扰民”。

苏威处处体现出权力意志，也因此无视法律，经常请求修改法令，将法律置于行政权力之下。他虚荣心和功名心很重，喜欢揽权，而且心胸并不宽广。《隋书·苏威传》记载：“每至公议，恶人异己，虽或小事，必固争之，时人以为无大臣之体”。

也就是说，苏威经常将政见分歧演变为私人成见，进而党同伐异。例如李德林反对苏威不顾法令，强行设立乡正的做法，苏威便向杨坚进谗，诬陷李德林的住宅占用民地。

其实李德林的住宅是杨坚亲自赏赐的，但是苏威为了清除李德林，不惜使出任何手段，诸如此类事件，不仅在苏威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隋朝纷繁复杂的人事斗争中，更是经常上演此类不利于领导核心稳定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苏威如此心胸狭窄，却是隋朝领导核心中任期最长，地位最稳固的，除了他权术高超之外，高熲的支持是不容忽视的因素。《隋书·苏威传》说：“时高熲与威同心协赞，政刑大小，无不筹之，故革新运数年，天下称治。”在诸多政治斗争中，高熲往往也站在苏威阵营，在和李德林的斗争中，太子杨勇和很多大臣均支持李德林，高熲就站出来说“德林狠戾，多所固执”，对苏威非常支持。

由此可以看出，李德林最终被贬黜，除了他不合杨坚的心思之外，还败在政治斗争层面。而高熲支持苏威，与隋朝的基本人事组成有关。

苏威出自京兆武功，其家族自西魏以来在关中颇有影响，与京兆杜陵韦氏都是汉族大姓，关中汉人氏族是隋朝兴起的基本支持力量，杨坚要依靠他们，而高熲在关中没有深厚的背景，所以更要提拔重用他们，由此构成了隋朝初年新的政治班底的基本框架。

虞庆则也出身京兆，受胡人影响颇深，因高熲的推荐而迅速升迁，支持杨坚发动政变，力主铲除北周宗室，因此在隋朝建立后受到杨坚的重用，晋封大将军、内史监、吏部尚书、京兆尹。

综观隋朝初年的最高领导核心，半数以上出自高熲的推荐，这些人都出身关中，苏威负责行政，虞庆则主持吏部，两个人居于主要地位，李德林虽然也是杨坚重用的人，但政见不同，所以遭到排挤。

皇族中受到重用的代表是杨坚的侄子杨雄。杨坚发动政变时，杨雄为杨坚奔走于宫廷内外，招揽高熲、李德林等一批心腹。

隋朝建立后，政局尚未稳定之时，杨坚以皇族成员掌握禁军，委派河间王杨弘担任右卫大将军，杨雄担任左卫大将军，转年杨弘征讨突厥，杨雄转任右卫大将军参与朝政，从某种角度而言，高熲能够得到杨坚的信任，并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其实是得益于杨雄的鼎力支持。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隋朝初年的核心领导都是出自杨坚的相府班底，这些人积极参加建立隋朝的一系列斗争，表现出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卓越的才能，因此得到了杨坚的赏识。这些人在北周时期并没有地位和权力，完全是由于改朝换代才得以起势，所以他们与新生的隋朝可谓是同呼吸共命运。

杨坚重用这些人，也因为他们年轻资历浅，没有独立的势力，不能向他这个新王朝的皇帝邀功。杨坚对这些人有知遇之恩，除了他们和自己有共同的政治目标之外，其构建的权力关系也掺杂了个人感情。

例如开皇二年（582年）杨坚在一次宴会上对杨雄、高熲、虞庆则等人说：“朕之于公，义则君臣，恩犹父子。朕当与公共享终吉，罪非谋逆，一无所问。”意思就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除了犯有谋反大罪之外，其余的一律不予追究。这样的表态，明显带有感情色彩，是一种感性的表达。

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这些人由于资历尚浅，他们在朝廷中掌握权力，就必然会遭到那些元老级别旧臣的强烈不满，甚至引发多次政治危机。

这一切当然早在杨坚的预料之内，鉴于南北朝时期权臣大族经常成为分裂动乱的因素，杨坚当然要防患未然，削弱他们的力量。起用新人本身就包含这种政治意图，当新旧两派起波澜时，这些新贵还不具备同旧贵博弈的资本，需要杨坚出面进行制衡。归根结底，这一切都在皇帝杨坚的掌控之中。

杨坚启用其相府班底来撑起朝廷权力机构，确立了自身领导地位。但是将他推上皇位的那些勋贵，则被排除在核心权力机构之外，这使得他们绝难接受，所以在隋朝建立之初，朝廷内的政治斗争就开始暗流涌动。

北周的政治体制，是打天下者坐天下，也就是说谁立有战功谁就能在官职上得到回报。在这种背景下，皇帝往往只是功勋贵族的代表，要和这些人共同分享政治权力。但是杨坚要改变的也正在于此，他要改变用人制度以提高皇帝的绝对权威，以中央集权来开辟国家统一繁荣的新时代。

这就要求首先在中央上层破除利益交换，用共同的政治目标作为任用官吏的基础，因此在隋朝初年的人事斗争上往往具有政治改革的意义。

当然新贵的崛起必然会导致旧臣的不满。首先表达出这种不满的就是将杨坚推上政治前台的刘防、郑译等政变功臣，他们将杨坚推上权力顶峰，其实是为了把控朝廷权力，以谋求个人私利。

杨坚看到他们不堪重用后，便逐渐疏远了他们，于是他们觉得自己好像被出卖了一样，眼看着曾经押下的赌注就要赔个精光，甚至要从无限风光的顶峰跌落下来了。

这些人中郑译倒是比较想得开，私下里请道士为自己念经，以解心中的郁闷，他也希望杨坚能够回心转意重新重用自己，但是没想到被家中的婢女告发。杨坚得知消息后，将其训斥了一顿，郑译经过这次教训，从此规规矩矩做人，此后也得到了杨坚的重新任用，主管修乐工作，在这个领域颇有建树。

刘昉本就不是善良之辈，野心也比郑译大得多，他自从遭到罢免之后，便将个人私愤转变为政治复仇，明里暗里煽动一些对杨坚的怨恨。例如开皇初年，京师地区发生饥荒，杨坚忙于组织赈灾，为了节约粮食，颁布了禁酒令。

此时刘昉跳了出来，不仅不遵守法令，还故意让他的小妾租赁店面出售烧酒，公开表达不满。治书侍御史梁毗上疏弹劾，被杨坚按下不问。刘昉以为得计而更加张狂，他暗中和散骑常侍卢贲、上柱国元谐、李询、华州刺史张宾互相勾结，密谋打击高熲、苏威等主要朝臣以取而代之。

到了这个地步，个人矛盾已经变成了政治斗争。当时刘防等人以清君侧为名，其真实目的可能是要发动政变，这些人四处活动大搞阴谋诡计。卢贲看到晋王杨广深得杨坚的宠爱，便利用这个机会，一方面谋划废黜太子，另一方面又挑动太子杨勇怨恨杨坚，以达到扰乱皇室的政治目的。

从人员上看，卷入这场斗争的相关人员出现了一些变化，卢贲和张宾都是当年将杨坚推上政治前台的主要参与者，他们谋反的原因与郑译和刘昉无异，需要注意的是李询和元谐。

李询是北周大将军李贤之子，杨坚的功臣李穆的侄子。在平定尉迟迥的战斗中，李询作为韦孝宽的副手屡建战功。但是隋朝建立后他并未得到重用，只让他和刑部尚书元晖一起修建京畿水利工程。

元谐是北魏的勋贵，又是杨坚年少时的同学，在平定尉迟迥的战斗中也立下汗马功劳，不久后又领兵击退吐谷浑和党项的进攻，但是他为人刚愎自用，不善于巴结权贵，而且喜欢批评时政甚至口无遮拦。

李询和元谐是“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两个人在杨坚登上政治前台的过程中都尽了犬马之劳。隋朝建立后，他们却又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自然是心中愤愤不平。他们的不满主要是针对高颎、苏威等他们颇为看不起的小人物。

在他们看来，宇文泰时期那种豪杰聚义共创大业的局面，是自己最向往的，同时他们都有一个开创伟业的英雄梦想，所以他们沉浸在往事的无限眷恋中，无法接受人情日益淡漠的中央集权新王朝的崛起。

事实上，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宇文泰时期那种冲锋陷阵的矫健武将已经逐渐落后于时代。新生的隋王朝将他们晾到一边是一种必然，当然身为当事者的他们是不会明白这一点的。

但是心生怀旧之情并不等同于谋反，他们对杨坚还是十分忠诚的，例如元谐曾当面对杨坚说过一番肺腑之言：“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其实这已经是隐含表达了一种不满，他们的这种不满恰恰为刘昉之类的野心家所利用。就这样，支持杨坚的前朝旧臣与关陇出身的武将形成合力，这就开始让杨坚产生一种担忧。

高熲当时也感受到了来自这两方的压力。对于刘昉这种有平台，有资源，而无能力的人，高熲并不在乎，但是关陇出身的武将也参与进来，这就不能不让高熲重视起来。面对这种复杂艰险的局势，高熲采取的策略是以退为进，分化瓦解。

开皇八年（588年）八月，高熲上表请求让位于苏威，杨坚左右权衡后，批准了其请求，委任他为讨伐南陈统帅，让其领兵外出，暂时避开锋芒。高熲的职务当然也不可能由苏威接替，杨坚任命原东京左仆射赵芬接替高熲的职务。

赵芬是甘肃天水人，少年时由宇文泰提携进入仕途，他为人谨慎又忠于职守，在北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不但未将自己牵连进去，反而得到升迁。尉迟迥和司马消难密谋造反时，坐镇洛阳的赵芬将掌握的情报秘密汇报给杨坚，因此得到杨坚的信任。

而且在杨坚看来，赵芬是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过渡性人物，让其接替高熲的职务，也是对关陇武将的一种敷衍策略。

对于刘昉等人的不轨意图，杨坚当然严厉对待，下令严加追查。面对杨坚的严厉策略，刘昉应对不及，将所有罪责一股脑儿推到了卢、张二人头上，经过详细调查，杨坚发现这个事件牵涉的人过多，而隋朝刚刚建立，为了稳定大局，杨坚最终决定装聋作哑而结案，并以“龙潜之旧，不忍加诛”的理由，赦免了卢、张二人的死罪，贬为庶民。

需要注意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杨坚专门给李穆下了一道诏书，对其大加褒奖，《隋书·李穆传》上说，杨坚告诉他“自今以后，虽有愆罪，但非谋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同时将李崇也委任为隰州（今山西隰县）总管。杨坚的处理方式，显示出他的宽宏大量，当然也给心怀不满的人以警告，算是稳定大局的一种策略。

可是杨坚不会忘记，高熲才是朝臣里真正的首脑，高熲的离开让朝廷新班子有些步履维艰。杨坚对此当然看得十分清楚，所以转年正月，他亲自前往王谊的府邸，一个月后又到赵国公独孤陀的府上，对关陇出身的领头人物做了一番安抚，随后便以高熲推荐苏威为理由，夸奖高熲是善举贤能，下令让高熲复职，不久后又让其执掌禁军。

杨坚凭借坚定沉着的高超政治技巧，暂时度过了这次政治危机。经过这一番斗争，杨坚组建的新班子在朝廷上立足，并且比以前站得更加稳定。这个班子当然是杨坚政治路线的坚定执行者，因此围绕他们而展开的政治斗争，就直接关系到朝廷新政实施的成败，不能认清这一点，依旧想保持既得利益集团对权力的垄断，自然就会见识到杨坚冷酷的一面。

从上述政治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出杨坚用皇帝的权威庇护大臣，其实是为推行政治改革开道。当然其中不可避免地会让一些本是臣子之间的斗争转变成了君臣斗，杨坚为此也付出了一定代价。

但是杨坚作为皇帝，他的位置决定了他比其他人看得远，既然已经做出了抉择，他自然也就对将来的政治斗争做了准备。

应该说，杨坚还是十分幸运的，后来爆发的突厥大规模入侵事件，让隋朝内部的矛盾暂时搁置，而战争结束后，隋朝一方作为胜利者，杨坚政权得到了稳固，其本人的声望更加高涨，所以那时他再面对内部的政治斗争时，就能以一种更为严厉的手段进行处理。

例如王谊和元谐都是杨坚年少时的同学，自刘防事件之后，元谐被解除了职务，王谊也是赋闲在家，两个官场失意的人，很自然就会走到一起。最初两个人都是杨坚比较亲近的人，所以他们总将杨坚视为自己的同辈，没能以君臣之礼相待，而且还对朝廷政务不以为然，让杨坚及其朝廷大臣很头疼。

针对这种现状，杨坚曾经以开玩笑的口气警告王谊，说自己当年和他们这些同学地位相同，现在他们却成了臣子，是不是内心感到有些羞耻呢？

杨坚的这番话其实是想引起王谊的注意，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不久后王谊的儿子去世，兰陵公主为夫守丧，王谊看儿媳妇年纪轻轻，于是向杨坚提出提前解除她的孝制，但是他的这个提议却遭到了御史大夫杨素的弹劾，要求将王谊法办。

杨坚建立隋朝后，一直倡导孝治天下，以达到重建等级秩序的目的。王谊的这个请求恰恰和杨坚倡导的政治路线不符，所以被人抓住了把柄。杨坚虽然没有批准杨素的法办请求，但这件事对王谊来讲却是个严重的警告。

遗憾的是，王谊和元谐这种豪门出身的武将，缺少的就是对政治斗争的应变能力。受到杨坚的冷落后，这些武将每当聚在一起，互相之间总会倾吐不满与怨气。

他们想不通，曾经那么要好的杨坚同学，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难以捉摸。他们因为在现实中找不到答案，所以就请来和尚占卜算命，没想到这个做法又授人以柄，被请来的和尚偷偷向官府报告王谊和元谐企图谋反，于是朝中大臣纷纷上奏声称两个人大逆不道，依照律法应该处死，杨坚最终批准了这个建议，开皇五年（585年）四月十六日，王谊被赐死在家中。

其实王谊的死有些冤枉，说他谋反更是不能成立，因为和王谊同时被审查的元谐，最后的结果却是谋反证据不足被释放，同一个案子却是不同的结果，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其实谁都知道以言论定罪本就是不靠谱的事情，关键就在于皇帝如何把握。

从结果上看，杨坚就是为了给元谐一条生路，以显示自己对关陇出身的武将并非一竿子打死。但元谐被释放后，没过几年又有人揭发他伙同堂弟上开府元滂、临泽侯田鸾、上仪同祁绪等谋反，最终审查的结果是：元谐让祁绪率领党项兵占据巴蜀，并诅咒杨雄和高熲必死，甚至诽谤杨坚，等等。杨坚至此下决心批准其罪状成立，元谐也终究难逃一死。

从元谐无罪释放到最终因谋反罪被杀，说明王谊、元谐等关陇出身的武将表达出的不满，主要是针对杨雄和高熲等人，杨坚对此也并不否认。但杨坚执意罗织罪名，最终将其置于死地，显然是为了拿昔日心腹开刀，用赐死位列三公担任大司马的王谊来震慑“关陇集团”。

这个案件和刘昉案件有本质不同，杨坚处理刘防的目的是去除无能之人，以显示朝廷新政之风，所以他们可以免死。但关陇武将功勋卓著，在朝廷地位举足轻重，所以对他们就不能手软，以免留有后患。从客观结果来看，开皇五年的王谊、元谐案，对隋朝中央集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杨坚对关陇勋贵的防范相当明显，但也险些酿成动乱。

刘昉阴谋篡权失败后，并没能反思悔改，而是变本加厉，并将老将梁士彦和宇文忻拉了进来。

梁士彦和宇文忻都是北周名将，梁士彦还曾经因为孤军死守晋州而名扬天下。宇文忻是北周十二大将军宇文贵之子，辅佐周武帝平定北齐。在杨坚平定尉迟迥的战斗中，他们虽然隶属韦孝宽，最初却在私下里都接受了尉迟迥的馈赠，后来杨坚做出了战后分配利益的保证后，两个人才全力参加平叛。

杨坚认为，这种人并不可靠。不过在防御突厥的战斗中，杨坚因宇文忻善于用兵而想过重用他，高熲立即劝说杨坚不要重用心有异志的人，杨坚最终作罢。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宇文忻和高熲等核心班子成员的关系并不好，甚至也没将皇帝杨坚放在眼里。

当时刘昉经常到梁士彦家中做客，梁士彦虽然年事已高，却娶了个年轻貌美的妻子，这个妻子耐不住寂寞，渐渐与刘昉交好。刘昉通过她得知梁士彦对新朝廷心存不满，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由这位夫人牵线，刘昉、梁士彦和宇文忻走到了一起，开始密谋造反。

宇文忻对刘昉说：“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公于蒲州起事，我必从征。两阵相当，然后连结，天下可图也。”

宇文忻这种“相扶即是帝王”的观点，在原北周的武将中颇有代表性，梁士彦对此深表赞同，三个人密谋了很多套方案，或密谋暗杀或公开起兵造反。

三个人的密谋被梁士彦的外甥裴通得知，他担心事情败露会牵连自己，于是向杨坚告密。杨坚得报后依旧装作不知道，故意任命梁士彦为晋州刺史，三个人知道这个消息后，认为是得到天助，梁士彦甚至请求杨坚让自己的故旧薛摩尔担任晋州长史，杨坚顺势予以批准，这就让三个人更加感到大事即将可成。

开皇六年（586年）闰八月，三人随百官上朝觐见，杨坚突然对他们发难，将三个人一举拿获，下诏列举他们的罪状，将三个人连其党羽全部处死，妻妾家产全部没官。

杨坚这种抑制关陇勋贵的种种举措，所有人心里和明镜一样，当然除了梁士彦、宇文忻等阴谋叛乱者，关陇武将中也有认清形势、急流勇退的人，例如名将梁睿就是这样的人。

作为北周的名将，梁睿在杨坚夺取北周政权时，受命率领大军进入蜀中平定王谦叛乱，此后便在蜀中主政一方，但梁睿始终认为时代已经变换，自己作为北周旧臣掌握地方大权，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他屡次请求入朝担任官职。

事实上，早在平定王谦叛乱之初，梁睿就想到自己声望太高，恐怕会遭到杨坚的猜忌，于是便故意受贿让自己有些缺点，回到京城后更是闭门谢客，所以得到了杨坚的赞赏，最终富贵善终。

梁睿的做法为北周关陇出身的武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自然会有人效仿。例如王世积屡立战功，官至上柱国，但是他知道杨坚是个猜忌心颇重的人，功臣大多受到排挤打压，所以他故意酗酒，整天纸醉金迷不谈国事，这样反而让杨坚对他倍感放心，王世积也得以免祸保身。

从关陇武将功臣大部分获罪的现象来看，杨坚对于那些特别恋权者打压排挤得最厉害，只要杨坚看出他们有一点贪恋权势的倾向，就会授意御史加以弹劾，随后便以弹劾罪名将其治罪。

从杨坚打压排挤北周关陇武将到树立朝廷新的核心班子，可以说隋朝初年的人事变动虽然看似波澜不惊，但实际上暗流涌动。

如果仔细加以梳理，也可以看出发展脉络：组建新的领导班子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同时抑制北周权贵阶层，尤其是为北周打天下的武将。在这个过程中皇帝杨坚发挥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如果没有杨坚的坚定支持，在论军功、资历政治圈里，以高熲为首的新班子想要立足朝廷是很困难的。

杨坚抑制关陇武将的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以今日视角来看，这也是中国由南北朝大动乱到隋朝安定大治必须付出的代价，并不能完全归结为杨坚的猜忌刻薄。在排挤打压关陇武将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多少流血事件，最多是以各种理由将这些人罢免或治罪。

杨坚曾经对太子杨勇解释打压关陇武将的真实想法，那就是希望通过剥夺关陇武将的权力，来保全他们的性命。杨坚曾感慨：“众人见此，或有窃议，谓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

苏威也引用东汉光武帝想要保全功臣的名节而给予名誉职务的做法，来解释杨坚打压排挤关陇武将的原因，得到了杨坚的高度认可。从体制角度而言，北周军国体制的流弊对杨坚用人策略的影响深远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