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立国，杨坚明确以文治国，打压功勋武将，启用有专长的文官

北周军国体制有着自身的特性，对隋朝初年的用人策略影响深刻。一方面由于北周王朝存在时间短，到了隋朝初年，北周武将几乎垄断了各级行政机构，正所谓“周代公卿，类多武将”，形成了隋朝初年社会尚武成风，许多汉族世家子弟也纷纷弃文投武。另一方面就是官职成为对勋贵的奖赏，很多地方官职为当地出身的功臣所占据。

隋朝初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大多为出身大族的功臣武将所把持，如果要实现中央集权化领导，就必须改变这种格局。

杨坚在隋朝初年对中央官员和人事制度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且颇见成效，但是对于地方豪强盘根错节的势力，杨坚最初并没有下决心进行整治，因为地方势力暂时对隋朝新政权还构不成威胁，所以杨坚暂时维持现状，未来时机成熟再加以改变。

在这种形势下，隋朝初年地方人事和北周时代差别不大，依旧处于武将主政的状态。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当然是对历史局面的一种继承，而且杨坚十分清楚，新朝建立伊始，中央人事制度虽然已经改变，但还需要加以控制和稳定。那段时间隋朝四面受敌，维持地方既有格局，也是明智之举。

由于地方官员多为武将、大族等实力派人物担当，而这些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缺乏对管理地方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往往将官职视为新王朝对自己的报酬，更将地方视为自己的领地，因此消极怠工、飞扬跋扈甚至违法乱纪者不乏其人。

例如燕荣出身弘农，以军功进入仕途，历任青、扬、幽州总管，他所任之处都选用勇武有力者为其爪牙，在辖区内横行不法，甚至欺辱当地的世家大族。

据《周书·令狐整传》记载：“每巡省关内，闻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辄舍其室而淫之，贪暴放纵日甚。”燕荣在地方俨然就是土皇帝，甚至比真正的皇帝杨坚还要嚣张。

各地方官利用官职权力牟取私利不是新鲜现象。例如卢贲担任齐州刺史时，当地发生饥荒，他利用职权，禁止商家卖米，却把自己的大米高价出售以牟取暴利；营州总管韦艺在任时，大肆置办产业，与北方突厥进行贸易，家产达数万之巨；韦伯仁跟随叔叔韦艺时任南宁州（今云南曲靖）总管时，劫掠人妻，纵容手下士卒暴力抢劫；张威担任青州总管时，大量置办私人田地，不断侵扰百姓，当地怨声载道。

诸如上述所举的例子，在隋朝初年的各地方很普遍。事实上，开皇初年在杨坚按照军功授予官职的方针刚刚颁布、准备任命上柱国和干子为杞州刺史时，时任治书侍御史的柳彧就上表杨坚，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不能将政府官职用作酬谢的筹码，打天下可以重用武将，但既已经得天下，治理天下必须要启用有专长的文官，让其各尽所能。

杨坚十分赞同柳彧的建议，当即下令撤销对和干子的任命。其实杨坚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后来在平陈之后，大将贺若弼要求任命自己担任宰相时，杨坚就清楚地告诉高熲：“功臣正宜授勋官，不可预朝政。”杨坚的这句话是他内心想法的真实表露，只不过要改变地方官员的任用制度，必须慎重进行，因为是要触犯功勋武将利益的。

杨坚打压功勋武将的策略，并不仅仅是下狠手剥夺其权力，有时也会创造机会，故意抬高那些官职不高的文人学士，给予武将一些压力。例如，开皇初年杨坚专门派人将张煚请进朝廷，并亲自走下御座执手问候，相谈甚欢，让满朝文武看得惊讶无比，纷纷打听王张煚来历。

其实按照当时的官员级别衡量，张煚根本不算个人物，在北周时期没有军功，每当那些武将在一起互相炫耀战绩时，他就躲在一边钻研圣贤之学，久而久之他因为学问出众，居然得到了武将的尊担重。

隋朝建立时他已经年过八十，杨坚请他的时候他正在家颐养天尚年。杨坚将他请出来奉为上宾，除了尊老的意思之外，无外乎就是好想告诉武将，随着新王朝的建立和逐渐稳定，文官开始唱主角，朝法廷将倡导以文治国的理念。

开皇三年（583年）十一月，杨坚决定要在地方行政制度上进行重大改革，同时诏令各地举荐贤才，他在诏令中强调：“如有文武才用，未为知时，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其有志节高妙，越等超伦，亦仰使人就加旌异，令一行一善奖劝于人。”

这封诏书虽然没有完全体现出杨坚的用人思想，但是已经明确以文治国的原则，尤其在敏感的用人问题上，杨坚采取多做少说的策略，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明察暗访，自己也找机会借巡查之名，发现或提拔那些政绩突出的地方官员，逐步改变官员队伍的结构，整顿官场。

杨坚明白，政策执行得是否到位，地方官员的执行力起决定性作用。地方官作为中央政令的执行者，在由动乱到大治的过程中还起到消除地方分裂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杨坚体会得颇为深刻。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的三方叛乱，就曾经让杨坚吃过不少苦头。

所以从促进国家统一的角度而言，杨坚的选人用人是否得当关系到新王朝能否稳定，对于这个问题，《隋书·柳检传》评价杨坚：“初有天下，励精思政，妙简良能，出为牧宰”，倾注了大量心血。

开皇初年，杨坚吸取北周皇室对于大权控制力弱而走向灭亡的教训，分别在并州、洛州和益州设置了尚书省，由三个儿子杨广、杨俊和杨秀监管地方。鉴于三个儿子还很年轻，杨坚特意选派元岩担任益州长史，王韶为河北道行台右仆射，李雄为河北道行台兵部尚书。

三个人都是骨鲠之臣，杨坚希望他们能够辅佐三位皇子管理好地方，而且希望通过派出具有宰相之器的人前往地方的这个做法，能为不久后改革地方人事制度做铺垫，同时也让朝官和地方官双向流动，形成良性循环。

增设行台尚书省对新生的隋朝而言具有象征意义，杨坚对于地方官员的考察选拔更是不遗余力。例如开皇元年（581年）十月，杨坚巡查岐州，沿途考察吏治情况，他看到岐州刺史梁彦光治理地方有惠民政绩，立即下诏予以褒奖。在诏书中杨坚称赞梁彦光是“操履平直，识用凝远，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誉，闻于天 下”。

又如房懿恭本来是北齐官员，苏威推荐他担任新丰县令（今陕西临潼新丰镇），其政绩在三秦之地最出色，杨坚对其大加赏赐。

房懿恭将得到的赏赐全部分给当地穷困百姓，杨坚又赏赐其粟米，他也全部分给贫困之人。这让杨坚赞叹不己，在召见雍州各县县令时，特意将房懿恭召至御座之前，让他向所有县令介绍工作经验，并当场晋升其为泽州（今山西晋城）司马，不久又转授德州（今山东陵县）司马，其政绩达到了全国第一。

杨坚对房懿恭的突出政绩表现很诧异，他对进京参加考核的大臣们说：“如房懿恭志存体国，爱养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庙所佑助，岂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为刺史。岂止为一州而已，当令天下模范之，卿等宜师学也。”杨坚号召百官向房懿恭学习，并提拔他为使持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海州镇）诸军事、海州刺史。

从杨坚优待房懿恭的事例可以看出，杨坚特意优待北齐旧属，对这些人也是加以甄别、量才取用。除了房懿恭之外，高劢是北齐太尉清河王高岳之子，杨坚当政后曾对他说：“齐所以亡者，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闻于邻境，宜善自爱。”因此授予其楚州（今江苏淮安）刺史的职位，后来陇右地区屡遭羌人侵扰，杨坚又调任他担任洮州刺史，他到任后安抚各族、抑制豪强，颇有政绩。

杨坚还留意了解官员的能力特长，例如贺娄子干长期镇守西部边疆，威名远扬，死后找不到合适的接替者，杨坚通过几天的筛选，选中了杜彦。杜彦到任后确实不负众望，《隋书·杜彦传》记载：“北夷畏惮，胡马不敢至塞。”

又如开皇三年（583年）七月，幽州总管李崇出兵抗击突厥，不幸战败身亡，东北地区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杨坚得知消息后立即想到让周摇接任，周摇得到诏令后立即赶赴前线化解了边境危机。

从以上诸多事例可以看出，杨坚对于官员的个人能力和素质，平常是有着充分的考察和了解的，所以总能在关键时刻找出合适的人去解决问题。

不过杨坚也十分清楚要做好地方人事制度的改革，仅仅树立几个楷模还不够，还必须对关乎这些人切身利益的升迁之路做出妥善的安排，要把官员的个人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形成同向发展。具体说，就是要以严格考核政绩作为官员的晋升罢免标准，正所谓“黜陟合理，褒贬无亏，便是进必得贤，退皆 不肖”。

从这个角度来讲，杨坚的首要任务便是要建立公平合理的赏罚标准，尽量确保不受人情因素的干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出现赏罚不公就会让澄清吏治变成一句空话，那就更谈不上改革地方人事制度。

换句话说，皇帝杨坚亲自考核任用官员，更应该致力于建立和捍卫良性的用人机制。谁都知道政治腐败首先体现在人事腐败，源头是用人机制的破坏，在这方面杨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而且颇有建树。

据《隋书·高祖上》记载：开皇六年（586年）二月，杨坚“制刺史上佐每岁暮更入朝，上考课”。也就是说，开始实行按政绩黜陟地方官吏的制度。值得一提的是，“黜幽陟明”制度并非杨坚首创，但是杨坚确实是实行得比较到位甚至是比较严格。史料不仅频繁记载了岁末考课，而且通过查阅许多官员的履历，可以看出很多官员是通过政绩突出而得到提拔的。

例如开皇十一年（591年）二月，杨坚考察到临颍县令刘旷治理地方颇有政绩，所以晋升其为莒州刺史。到了仁寿年间，杨坚派使者到各州县去巡视，查访各地官员是否称职，发现房彦谦能力超群，晋升他为都州司马。

上述众多例子表明，杨坚从隋朝建立伊始一直到他去世之前，都坚持官员考课的升迁制度，而且政绩优异的地方官还经常被选拔到中央朝廷任职。

例如相州刺史樊叔略，据《隋书·循吏·樊叔略传》记载：“政为当时第一，上降玉玺褒美之，赐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征拜司农卿。”《隋书·刘仁恩传》记载：“有文武干用，初为毛州刺史，治绩号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书。”等等。

杨坚把有经验和有能力的地方官员选入中央，负责某一部门的全局性工作，这对地方官是一种莫大的激励，使这些人能够通过展现治理地方的能力而成为京官，这样就有了仕途上的奋进目标。

而且中央高级官员从地方官中选拔，有利于密切中央朝廷和地方的关系，做到上情下达，让中央朝廷的决策更加贴近地方实际，只有官员队伍吐故纳新，中央朝廷才能保持活力。

杨坚对于官员的升迁，有一定的规则。原则上是逐级提升，前文说到的房懿恭由县令升任司马再升任刺史，就属于正常升迁程序，也有超常提拔，例如刘旷由县令提拔为刺史，刘仁恩由刺史进京担任刑部尚书，当然越级的幅度并不大。对于政绩十分优异的官员，杨坚更多的是给予实物奖赏，很少采用直接升官的方式，以维持人事制度的严肃性。

梁光彦政绩突出，杨坚对他进行奖励，但并不予以立即提升，而只是许诺“三载之后，自当迁陟”，也是因为梁光彦担任岐州刺史还不满一年，所以杨坚遵循正常程序，等到时间够了之后再提拔，由此可知杨坚对于官员的升迁不只看重政绩，还注重资历。

后来到了隋炀帝杨广在位的大业二年（606年）七月，朝廷规定“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由此可见“计考增级”制度在杨坚时代就已经实行。

将考核官员的“计考增级”制度作为澄清吏治的一个手段，杨坚为此呕心沥血，对于考核政绩优异者，杨坚经常召见他们进行慰勉，且下诏予以褒奖，甚至经常亲自主持课考，让官员们向自己述职。

例如开皇八年（588年），杨坚亲自主持官员的考核工作，在他的精心考核下，当时的科考制度得到了严格公正地执行，保证了国家机器的高效率运转，而且通过考核也发现了一大批清正廉洁的官员。

例如元岩以有骨气出名，被委任为益州总管长史，在治理地方期间法令严明，断案公允，就连受处罚者都认为元岩断案公道，以至于在他去世时，益州百姓全都为他哀悼，杨坚也是对他的去世哀伤很久。

又如元亨以太常卿出任卫州刺史，在职八年期间政绩突出，后来因为体弱多病请求退休，当地人都请求他能留下。杨坚为此感慨不已，元亨康复回京后，杨坚派使者送药慰问，体现出了对优秀官员的爱惜之情。

再如令狐熙担任沧州刺史深得人心，开皇四年（584年）杨坚到洛阳，令狐熙前去述职，沧州百姓以为朝廷要把他调走，纷纷在路边挥泪相送，等他回来后百姓喜出望外，史料的说法是“出境迎谒，欢叫盈路”。

等到开皇八年（588年）他升任河北道行台度支使时，《隋书·令狐熙传》记载是“吏民追思，相与立碑颂德”。在传统的政治环境下，一个地方如果碰到勤政廉明的官员来治理，对当地的实际意义确实是难以估量，所以百姓用立碑颂德的方式表达对官员的爱戴之情，这种例子特别多。刘旷、房彦谦等人都得到了百姓的肯定，他们的典型事例感人至深。

司马光后来在叙述杨坚选贤任能的事迹时，评价其达到的效果是“由是州县吏多称职，百姓富庶”。胡三省则进一步评价说：“开皇之治，以赏良吏而成。”

无论是司马光还是胡三省，他们都是在说开皇之治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杨坚能够认可那些政绩突出的官员，同时排斥打击那些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武将功勋，而且在时机成熟时改变地方人事制度，这是杨坚缔造“开皇之治”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