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中国和韩国建交以来，两国的交流及合作在政治、经济、人员交流等各个领域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

1992年中韩贸易额仅为50.3亿美元，到2018年贸易额约为2,700亿美元，增加了54倍左右。

人员交流也从1992年的不足13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1,300万人，但2017年受萨德的影响下降到了约800万人。

尽管中韩两国在萨德部署上存在分歧，但2017年10月两国同时发表了“关于改善中韩关系的两国协商结果”，两国关系进入了解冻期。

两国一致认为加强交流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并同意将所有领域的交流合作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

那么，中韩贸易有何特点呢？本文笔者就为大家详细阐述下。

中韩经贸合作互补性强

20世纪60年代，韩国采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此后韩国的产业结构，以生产成本高、竞争力相对较弱的农业、林业、渔业领域被指定为政府保护产业。

最近几年服装业和制造业持续增长，而农林业和渔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在持续下降。

中国由于新技术及新产品开发能力的局限，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还没有达到世界水平。

从中韩两国的局势和主要进出口品种来看，中国正处于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阶段的转折点，韩国正处于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尖端技术型产业进军的时期。

这种互补性产业结构，成为引领两国贸易合作的原动力。

两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将中国的劳动力、土地和韩国的技术、资本相结合，形成了互补的垂直分工结构，保持了紧密的经济关系。

中韩贸易长期不均衡

中韩两个国家由于各自的经济发展阶段、所掌握的资源不同，所以其进出口货物的构成也不尽相同。

自中韩两国建交至上世纪90年代，双方主要以农产品和纤维原料为主。

韩国主要向中国输出纺织品和纤维原料，石油化工和钢铁产品，农产品和纺织品的进口以中国为主。

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贸易的领域扩展到了电力和电子业，在2000年代，计算机、移动设备和汽车零部件成为了主要的交易商品。

也就是说，中韩之间的贸易由以原料为主的为主向以零件为主的为主转变，由劳力为主向以高技术为主的产业中心向以技术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转变。

近年来，随着中国工业结构的巨大转变，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迅速增长，对韩电子产品的出口比例也在逐步上升。

但是，大多数都是以零部件为核心的。

导致这一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除了技术上的不同之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韩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向韩国的进口量也在急剧上升。但中国向韩的出口增长的机会比较小。

第二，随着垂直产业内贸易成为中韩之间的主要贸易方式，韩国向中国出口的原材料或中间原料在中国加工后又被出口至韩国或其他国家。

此外，韩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强化也成为了影响双边贸易平衡的障碍。

韩国政府通过采取关税壁垒和非关税措施来保护韩国的市场，以维护国内的市场。

在关税壁垒问题上，韩国政府于2004年决定对27个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实行较高的进口调节关税。

因为高关税，中国很难向韩国出口。

非关税壁垒包括农产品，水产品，畜产品，食品添加剂，医药等。

这些都是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

中韩经贸合作受美国因素的强烈影响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在矛盾和合作共存的同时，在大框架下一直追求“冲突中的合作”。

结果以2018年为基准，中国经济规模达到了美国的70%，2014年考虑到物价的中国GDP超过了美国。

但是，从那时起，美国开始牵制中国，发表了“重返亚太”的亚洲均衡战略。

对于美国的这种态度，中国表现出了到2049年超越美国、维护世界秩序的决心，由此引发了中国和美国霸权对决的矛盾。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原因首先是持续数十年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其次是美国企业对中国事业表示不满。

第三，因为美国的知识产权在中国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所以想防止在中国投资或出口的美国企业的利益受到侵害。

中国和美国在支配理念和政治体制的差异及地缘政治对立结构下，最大限度地避免冲突，并一直追求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

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在多个领域发生冲突。

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中，中国和美国因贸易战而爆发的中美对决战线日益扩大。

中美对立和纷争的激化，预计会给周边国家带来“选择困境”和“提高战略价值”两方面的挑战和机会。

摩擦持续的情况，对韩国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机会。

美国对中国华为采取限制交易措施，从政府层面要求其参与制裁韩国。

中国要求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相关企业共同参与中国。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技术霸权竞争的火花正在落入韩国。

相反，纷争持续的情况对于韩国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机会。

由于美国企业无法向中国市场供应产品，因此，对于与美国企业竞争的韩国企业，可以提高市场占有率。

导致中韩经贸合作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驻韩美军部署萨德。

随着2016年1月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和各种导弹挑衅，韩国经过深思熟虑，从自卫防卫措施的角度出发，于2016年7月最终决定部署萨德。

此后，中国的外交部、媒体、国防相关人士等所有党政机关在经济上对韩国进行了报复和批评，颁布了限韩令对中国乐天集团的税务调查。

在中美对立格局激化的过程中，摸索中韩合作的方向，从现实角度看，这不是简单的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动摇了长期以来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中心维持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

中国和韩国是以资本主义世界化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大受惠国。

因此，中韩两国有必要共同合作，避免因中美对立和纷争而动摇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中韩经贸合作一直牵动东亚地区

2015年12月正式生效的中韩FTA起到了提高两国经济增长贡献度的作用。

两国是东亚经济的一个轴心，对东亚经济发展也有帮助。

中韩FTA不仅对东亚内的交易，对亚太地区的经济统合也会做出贡献，对经济伙伴协定和亚太自由贸易区也会产生影响。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韩国处于东亚的地理中心，是连接“海洋亚洲”和“大陆亚洲”的重要纽带。

在经济方面，韩国对东亚贸易合作中重视双边和多边通道相结合的方式等，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韩国也以较高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地缘政治地位为基础，在2002年东盟加三（APT：ASEANPlusThree）会议上主张东亚共同体，之后提出了东北亚构想、新亚洲构想等，推进了地区合作。

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比重数十年来持续增加。

韩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急剧增加到15%以上，但从21世纪初开始下降，但现在有所恢复。

到2018年，中国和韩国市场占有率都达到约15%，呈现出增加趋势。

这暗示着他们比其他地区更重视在东盟扩大海外市场。

另外，在东亚，意味着东盟和东北亚国家间自由贸易协定的东盟+1FTA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中国和东盟之间的FTA从2005年开始商品领域协商生效，2007年服务领域协商也生效，韩国也与东盟的商品协商从2007年开始生效，服务领域也在2007年达成妥协。

通过东盟+3增加东北亚三国合作的重要性及通过中日韩首脑会谈持续的相互依存及合作，提高了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可能性。

从这一点看，在与东盟的FTA中，如果以协商方式及主要协商内容的相似性为基础，中韩以东盟为媒介进行联系，就可以接近东北亚FTA的形成。

东亚内的经济一体化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被称为“第三世界经济轴心”，是因为有中日韩三国。

东亚占全球GNP的21%。其中，中日韩三国在东亚地区所占的GNP约占90%，东盟仅占东亚地区GNP的2%。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ASEAN+1FTA达成ASEAN+3FTA，东盟将成为Hub，中日韩将成为Hub-Spoke结构。

另外，中日韩FTA地理位置相邻，经济发展程度相似，具有密切的产业结构及交易关联性，对东亚经济统合最有效。

结语

中国和韩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建立了全面的伙伴关系，经济、贸易交流增加，文化交流也加深，人员交流也频繁。

此后两国在政治、外交、安保、通商等领域发展为全面、实质性的合作关系。

2015年两国签订FTA后，为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创造相互投资及产业合作模式，做出了建设中韩产业园区等努力。

疫情以前至2019年,两国经贸合作由中国的劳动力、土地和韩国的技术资本相结合,形成了互补的垂直分工结构,保持了紧密的经济关系。

另外,两国技术差距和日益加深的韩国对华依赖度、韩国贸易保护的加强成为阻碍两国贸易平衡的因素。

对外来说，中美贸易战争恶化了中韩合作。

中韩FTA协定不仅对东亚内的交易，对亚太地区的经济统合也会做出贡献，对今后的RCEP和FTAAP也会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