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集体自杀，偶然中也有必然：文化西化导致对生命的物质化

一位长者朋友，昨日对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出现年轻人集体自杀事件，是传统文化缺失的结果，也是我们这些标榜以研究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人的失责、失职。我同意他的看法，也接受他的批评。

四位二三十岁的风华正茂的小伙，相约集体跳崖，的确令人扼腕。尽管总体而言这也是极小概率的偶然事件，但其中也包含着值得警醒的必然因素，就是将生命物质化、金钱化的生命观。

而这样的生命观，不仅为这四位斯人已逝的年轻人所秉持，实际上也是很普遍化、大众化的。

尽管更多人并未选择结束生命，但是他们却象自杀者一样，承受着程度不同的压力和焦虑，活的不够开心，甚至很累很累，象条狗。

当将生命物质化、金钱化后，生命和生活本身便失去了独立意义，而成为攫取、占有物质金钱的工具。生命和生活的好坏，便被物质和金钱来衡量和决定。

占有物质和金钱多的富者，便自视和被视作成功人士、上等人士，便会踌躇满志，甚至颐指气使、自拍炫富；而占有物质和金钱少的贫者，则自视和被视作Loser、下等人，便会人穷气短，甚至封闭消极，象微尘一样活着。

生命的意义本来是独立的，物质和金钱本来是生命的服务者。但是在物质化的生命观中，物质和金钱反而反客为主，成为生命的主人，凌驾于生命之上，生命则成了它们的工具和奴仆。

为何说唯有学习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对抗和破除物化的生命观，因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唯有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意识到生命本身的独立意义，并以此构建文明，包括构建知识体系和制度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任何文化和文明，包括任何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以及任何的宗教体系，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生命观都是物化的，都将生命置于某种物的统治之下。或是唯心之物，或是唯物之物。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任何文明中的生命观，都是物化的，只是具体的物化形式不同，生命所依附的具体的物不同。这意味着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一切文明中，都存在“生命压迫”现象。

在西方的宗教和唯心派哲学中，生命的主人是虚构的神灵，或者虚构的哲学实体，譬如理念、真理等。而在西方的唯物派哲学，以及现代西方文明中，生命的主人则是具体化的物质，包括金钱。

西方宗教的神灵，以及唯心派西方哲学中的哲学实体固然有虚构性，为这些虚构的概念赋予圣神价值，而西方的唯物派哲学，包括现代文明中的唯物主义，他们所认知的物质、金钱，实际上也有虚构成分，为这些具体的物质虚构地赋予圣神价值。

也就是说，无论西方的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存在虚构性和迷信性。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的义理文化的视野中，西方的唯心和唯物都是物。因为在义理文化中，物的定义就是人心思考、判断和构造的结果。

物是人通过人心所人为构造的，而所有的人为构造中一定包含着虚构的成分，只是比例有多有少。即所有的物中都一定包含着虚假成分，绝对相信任何物，都会导致迷信。

现代中国社会中的物质化的生命观的形成，就是以现代西方文明为先进文明，而大力学习和引入的结果。

物质化的生命观，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石，同时也是其糟粕，但是此前的中国缺失了对西方文明的评判能力，而错误地将糟粕作为精华而引入到中国。

为何说唯有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到生命的独立意义，因为唯有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到人的本质和生命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什么？就是思考。

人是会思考的动物，人之外的其他动物都不会真正的思考，他们都是依赖本能而活，不管他们的本能看起来多么智能和复杂，都不外乎一套固定的程序。

而人的思考则具备两大特征：一是，无限包容、无限变化；二是，具备善恶是非的判断标准和判断能力，以及善善恶恶的选择和行动能力。

无限包容，是说，没有不可思考之物，没有不可思考的外境，一切皆可思考；无限变化是说，随着思考对象的变化，其判断和应对方式随之变化，没有任何固定的定论和应对模式。

具备善恶是非的判断标准是说，人的思考功能内在包含着评判善恶是非的标准，或者说这是人的自然、天然、本然的本能，无需后天的学习和植入。随着心性的自然发育和成熟，人人的内心之中皆有这种标准。

用孟子的话就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善善恶恶”的意思是对善会自然本然地觉得喜欢，对恶则自然本然地感到厌恶，这种喜欢和厌恶的情感和情绪会觉得人的选择，会自然本然地选择善的，拒斥恶的。从而使得人的选择和行动自然本然地倾向于善。

这是孟子“性善”的要义所在。

中国文明在文明伊始，便意识到，人的本质活动是思考活动，人的本质属性就在思考，人的本质功能就是思考功能。而对思考功能的认知，则是来自对人的思考活动的抽象总结，认为人的一切思考活动都是由这个思考功能主体所发出，并为之命名曰“心”。

从基本定义上来说，“心”的本义就是指思考功能本身，是虚拟的主管思考的器官。心的心脏之义是第二义、引申义。

心是思考功能本身，是思考本身，而其本然和内在的善恶是非的判断标准，就是人心的基本属性，也是思考的基本属性，也被称之为“性”。

“心”和“性”都是抽象的、逻辑上的，也是不可见的，会通过在实践中的思考，而表现和呈现在行为之中，使得其行为是有“理”的，有“礼”的。、

即表现在行为、行动中的义理和礼，实际上是人心之性的外化，因此，义理和礼也可以直接等同于心和性。所以，“仁义礼智”被孟子称为心之四端，即四种基本属性，后来加上“信”，构成“五常之性”。

义理也可以和心性直接等同，所以，宋明理学说“心即理”、“性即理”。老百姓也将讲理和凭良心等同。

然后，基于礼、义理、心性，中国构建了知识体系和制度体系。知识体系就是传统的经学体系，制度体系的内核则是尧舜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以“礼”、“义理”、“心性”为基石，其实就是以思考本身为基石。中国文明是建立在正确的思考的基础之上，中国的知识体系就是教育和知道人们如何正确地去思考，制度体系在保障人们都能自由而正确地思考。

其实，礼-义理-心性基石中国文明的基石，也是人的本质和生命的本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认为人的生命本身是独立的，具体表现在礼的独立、义理的独立、心性的独立上，而且认为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于，让人的心性充分发育和成熟，然后充分地发挥。传统的知识体系和制度体系都是服务于这个目的。

这就是《中庸》开篇所讲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就是人所自然本然具有的，无需后天学习和注入的。“率性”就是遵循自己的本性，让自己的本性充分地施展和发挥，即让自己的思考能力充分发挥，充分地实践、践行，充分地独立思考、判断、选择和行动。学习如何“率性”就是修道，就是教育。

中国传统所说的“修心养性”、“成德”都是指让自己的潜在思考能力充分发育和成熟。

因此，认为生命有独立意义的生命观，一定是心性独立、义理独立的生命观，或者简称为“义理式生命观”、“心性式生命观”。

在这个生命观中，唯有人心是独立的，人心之外的一切外物、外境都是不独立的，都只是人心的思考对象。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就体现在他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而一切外物则都没有思考能力，必须被动地接受人的思考和处理。

这样，人就是心性、义理层面获得绝对的独立，无条件的独立，从而人也获得超越外物的无条件的绝对自由。

也正是基于此，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意思是说，人的思考判断是绝对独立的，不受这三种条件的制约。其实，孟子列举的这三个条件，是无数条件、任意条件的代表。

孔子也说：“三军可夺其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三军的帅位可夺，可以改变，因为无论军队多么强大，也是可以战胜的，即是说三军之帅是依赖于某些条件的，是坚固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但是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则是无条件的。通过强制力，你对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多的改变，不过是终结他的生命，但是即便你杀了他，但也并没有改变他的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即不可“夺其志”。

孔孟的话都是在说明和强调，人的思考独立和自由的绝对性、无条件性。

既然人对物是绝对的主导者、主动者，人是物的绝对主宰，因此就没有任何物可以阻碍人的思考，让其停滞下来。而人也要明白这一点，充分发挥自己的心性能力、思考能力，在任何境遇下，无论多么艰难，也都是积极思考，寻求应对之策。没有不可思考和应对之外境。

而现代西方文明在对人和生命的认知上恰恰相反，没有认识到人的本质活动在思考，没有认识到思考功能的独立，没有认识到义理的独立、心性的独立，这就导致不能实现人的超越外物的绝对自由，不能以人和人心为主体和本位，而是以虚构的外物为本位，将人置于这些外物之下。

现代西方文明所虚构的凌驾于人之上的外物包括：科学真理、客观世界、民主制度、产权、法律、技术、物质、资本等等。然后让人去服从这些东西，这样人就成为外物的工具和奴仆，失去独立和自由。

这也是美国民主双标化的根源，将这一切都武器化的根源。这些貌似美好的东西都最终​成为美国专制他国他人的工具。

同时，现代文明中的这些虚构之物，也是现代人感到压力和焦虑的内在根源，也是漠视生命的根源，包括漠视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

漠视自己的生命，就是自轻自贱、自暴自弃，以致于结束自己的生命。漠视他人的生命则是知物不知人、以人为工具，以压迫甚至剥夺别人的生命为代价而攫取自己的利益，滥杀无辜、荼毒生灵。

美国内有的失控的枪击案，外有随意地干涉别国内政和发动战争，是漠视别人生命的典型表现。

其实漠视别人的生命和漠视自己的生命是孪生姊妹。漠视别人生命者一定不懂得生命本身，也当然不懂自己的生命。漠视自己生命者也一定漠视​别人的生命。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极端不道德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