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通守：隋炀帝置，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而京兆、河南谓之内史，大唐无。”（《通典》）

隋代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其创立的大部分制度和官职大体为唐代所延续，然而奇怪的是，通守作为隋朝时期设立的地方上仅次于太守的重要官职，却并未被唐代所延续，在其后的朝代中也未复立。似乎通守只是隋炀帝时期的特有官职，到了唐代便不再设置。唐承隋制，为何却放弃通守这一重要官职，短命的通守究竟有何特殊之处？

隋朝中央为三省六部制，地方则为州（郡）

通守一职产生于隋炀帝末年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之时，在太守已无力承担镇压起义重任的情况下，隋炀帝被迫增设通守一职用于镇压农民起义

581年，杨坚代周自立，建立隋朝，589年，灭南陈，分裂近300年中华大地重新统一。杨坚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创造了“开皇之治”的局面。604年，隋文帝炀帝驾崩，太子杨广继位，是为隋炀帝，在炀帝继位之初，延续了开皇时期的政治经济举措，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至大业五年（609年）前后，隋朝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史有“隋氏之盛，极于此矣”的说法。

随着国力的强大，隋炀帝推出了一系列劳民伤财的措施和政策，修建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尤其是三征高丽更是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以至于民怨四起。杨玄感兵变后，隋炀帝仍不思已过，继续征高丽、下扬州，终于导致了农民起义的总爆发。

隋炀帝

然而在面对起义军时，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太守们却显得无所适从。为什么？因为此时的太守是要权没权、要兵没兵！

自秦代开始实行郡县制以来，其行政长官（刺史或太守）的主要政治职能有两项：一是主持地方的日常政务，二是兼理部分地方军务，其后的两汉、两晋、南北朝时期莫不如是，所谓“上马统兵，下马治民”，大体如此。隋朝建立后，“罢郡，以州统县”，在地方实行的州县两级制，仍然太守作为一州的最高行政长官（隋炀帝继位后改州为郡，因而太守又称为郡守）。但隋代的郡守实际职能较前代是有明显削弱的，郡守虽仍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但无论是“上马统兵”，还是“下马治民”的权力实际运用效果皆大不如从前。

隋朝官员形象

首先是“下马治民”权力的的下降。在隋代以前，地方行政长官实行的是辟署制，佐官皆由其自行任命，因而行政长官的的权责甚重。隋代建立后，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地方郡佐官的任命权悉数被收归中央，如此一来地方行政长官的行政权限大大下降。

“往者州惟置纲纪，郡置守丞，县惟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也就是说，在隋代，对于佐官僚属，郡守已经失去辟署权力，太守对于署官的约束力也大不如前。此外，太守还需“每岁密上属官景迹”，也就是要每年报告一次佐官们的履职情况。不仅如此，在隋代以前，郡县佐官“多以本郡人为之,三辅则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选,尽用他郡人。”也就是说在隋代，郡县佐官不得用本郡人担任，类似于如今的“回避”制度。以上变化都导致了隋代郡守的地方行政功能已经明显下降，郡守在本郡的实际行政权力打了折扣，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隋朝的行政区划

第二是隋代太守“上马统兵”权力的淡化和消失。隋代前期，州刺史、郡太守不仅是最高地方行政长官，还负责统领所在地方的军队，握有兵权，尤其是东汉末年各地州牧、刺史最为明显。然而到炀帝大业三年(607), 规定“旧有兵处，则刺史带诸军事以统之，至是别置都尉、副都尉。都尉正四品，领兵，与郡不相知。副都尉正五品”。直接导致郡守实际上失去统兵的权力，郡兵转而由郡都尉掌领，实行郡级政务与军务的分开，便于中央集权。然而郡都尉所领的郡兵人数不多，战力也不强，在义军往往败多胜少。

面对隋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行政权力下降、无统兵权限的地方郡守实际上已经无力应对，在这样的情况下，郡守们日益失去杨广的信任。于是乎，隋炀帝决定在各郡专置一职统兵，专职镇压农民起义，官职仅次于郡守，通守一直由此产生。

“诸郡各加置通守一人，位次太守，京兆、河南，则谓之内史”。

通守的职责与权限：名义上虽位次太守，但在特殊时期其权限已在太守之上

因农民起义的特殊原因，隋末通守大多任职于大业末年。而从地域分布来看，包含的地方州郡北起涿郡，南至高凉郡，西极西平郡，东达毗陵郡、齐郡等，基本上覆盖了帝国全境。

隋末农民起义后的群雄割据

既然为镇压起义而设，那么通守最主要的职权是掌领本郡的军事权力。但在实际运作中，其权力又不仅仅局限于此。

在隋末，通守有时不仅掌管本郡军务，而且还被特命为兼领数郡的军事领导权，以便镇压波及数郡的起义。如张须陀任齐郡通守时，又兼领河南道12郡黜陟讨捕大使，其职权已大大越出管理本郡军务的范围，实际上成为河南道12郡的军政长官。毗陵郡因地近江都，为江南重镇，其郡通守路道德也兼领十郡兵数万人，并成功镇压了吴兴沈法兴的叛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通守由于身负镇压起义的特殊任务，其职守权限远远超越了一般太守。

张须陀

此外，主业统兵之时，通守有时也兼领地方政务。“炀帝将有事于辽东，以涿郡为冲要，访可任者。闻(郭)绚有干局，拜涿郡丞，吏人悦服。数载，迁为通守，兼领留守”，即通守兼领郡务之事的例子。此外还有如齐郡的通守张须陀，兼领河南道12郡黜陟讨捕大使，不仅掌领军务，进行“讨捕”，还有对12郡太守及其下属官吏的“黜陟”考核大权，事实上也是兼领郡级政务。

由此可见，尽管在制度规定上，太守为一郡之长，通守为次。但是处在大业末年内外交困的特殊情形下，镇压国内起义是摆在隋王朝面前的头等大事。正因如此，通守一职由于主管军政，领军镇讨，被赋予极大的军事权力。有时也兼有对地方行政管理之权，加强军政集权，以保障军需的及时补给与军事行动的顺利。因此隋末通守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地位。

选择何人任通守，“忠心”且有一定的军事能力是隋炀帝的选人标准

通守的职守地位至为重要，肩负镇压起义的重任，因此选择何人担任该职就显得极其重要。在朝中旧式显贵大多与炀帝存有贰心的情况下，“忠心”便是考虑人选的第一要素，因此，炀帝选择的通守大多出身较低，这样的人被一旦被重用，势必对杨广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另外还有一小部分为隋陈宗室与炀帝的藩邸故旧，这些人与杨广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叛变的可能性也较小。

一是出身于基层的军职与低级胥吏，这类人占据了隋末通守人数的大多数。他们出身低下，但在隋末镇压农民起义中累积军功，被炀帝赏识并被拜为通守。这类人为报答炀帝的知遇之恩，往往较为忠心，甚至不惜以身殉职。

隋朝的武将形象

张须陀出身微贱，通过征讨西墨、平定杨谅及镇压王薄等起义军而积军功，后被炀帝任命为齐郡通守，同时兼领河南道12都黜陟讨捕大使，权任甚重。郭绚“家素寒”，初为尚书令史，后杂任吏事，以吏干见长，但他也曾立有军功，最后迁任涿郡通守。松赞曾任石门府队正，仅为管理50人的军中小吏，死后被追赠为北海郡通守。五原郡通守张长逊“隋代为里长，平陈有功，累至五原郡通守”。

二是隋朝的宗室子弟以及前朝的宗室，这些人的所有一切均来源于隋王朝，因此对炀帝较为忠心。他们主要以荫任出仕为主。如梁郡通守杨汪、青河郡通守杨善会均为隋朝宗室支属，襄城郡通守萧铉则是萧梁宗室后裔。陈叔卿与陈叔达，是陈宣帝之子，为南陈宗室，陈亡后入关仕隋，大业时分别出任上党通守与绛郡通守。出于血缘和门荫上的认同与信任，炀帝授予这批人通守一职，亦加以重用。

第三类便是炀帝的藩邸故旧。他们是炀帝的亲信，心腹之臣。河东郡通守尧君素在“炀帝为晋王时，君素以左右从”，并以“藩邸旧臣”自称。西平郡通守元成寿曾任左亲卫郎将。他们跟随炀帝已久，极得炀帝信任，被授任为通守。

此外，通守的人选，除了与通守出身有关外，更与其个人素质密不可分。既然为镇压农民起义，就得有一定的军事才能方能胜任。

首先，通守们大多作战果敢，忠于炀帝，乃至殉国。张须陀困围荥阳，仰天矢叹道：“兵败如此，何面见天子乎?”遂战死疆场，以尽臣节。杨善会为窦建德所俘，对其所授贝州刺史坚拒不受，并骂：“老贼何敢拟议国士!”自比国士，忠君之情不言自表。尧君家射妻绝降，闭城固守，“亦知事必不济，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国家，未尝不嘘。尝谓等士曰：‘吾是藩邸旧臣，累蒙奖擢，至于大义，不得不死。今谷支数年，食尽此谷，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倾败，天命有归，吾当断头以付诸君也。’”城守岁余，最终被部下杀害，河东城破。

以身殉国的张须陀（影视形象）

其次，通守颇有勇略，爱护士卒，大多具有优良的军事领导能力，颇具威信。江都郡通于王世充深通兵法，“每有克捷，必归功于下，所获军实，皆推与士卒，身无所受。由此人争为用，功最居多。”清河郡通守杨善会为窦建德所害，“清河士庶莫不伤痛焉”。荥阳郡通守张页陀战死后，“其所部兵，昼夜号哭，数日不止”。足见通守具有非凡的组织能力并深得士卒勺爱戴。

可以看出，隋末通守的人员选择均是杨广较为信任之人，尽管炀帝生性猜忌，但对通守们却信任有加，委以他们以重权。

隋末设置通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镇压起义，尽管也有部分通守辜负了杨广的信任，甚至倒戈相向。如“高凉郡通守洗瑜切举兵作乱，岭南溪洞多应之”。但是，反叛的通守毕竟为数极少，不足以构成主流。从隋末绝大多数通守的表现看，设置此职的实际效果还是基本符合炀帝初衷的。

结语

然而，尽管通守们忠勇果敢、尽节奉忠，也成功的扑灭了一些局面的起义，然而，隋末的乱局并非是设置通守一职便可以解决的，面对如洪流般的隋末农民起义，单靠通守终究无法扭转大局。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身亡，其后李渊在长安逼迫杨侑禅位，大隋王朝最终还是走到了终点。而通守一职，也如同他昙花一现，随着隋亡唐兴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自缢的隋炀帝（影视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