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现代社会中，点名、签到已经是学习、生活以及工作中的一部分。而在明代的时候，京官们一天的履职也是从点名、签到开始的。遇朝会之日，京官们需进行集合、点名，然后山呼万岁，朝会结束后到官员们需要到自己办公的衙门画押签到，意味着一天办公的开始。这些步骤，即使在皇帝不早朝，或不出席祭典、请大臣代理时,都要确实尽到。

明代称官员办公为“公座”，一般是早朝之后即行开始，“辰入酉罢”，也就是上午七点上班，下午五点以后下班。在京官员除非有充分理由,否则必须按时上下班,倘使敢有违犯，必受处分。明朝也制定了一整套的办公点名、签到以及处罚制度，它们一起构成了明代京官的办公文化。

一、门籍制度：明代京官朝参的签到与请假制度

明朝在京官员逢朝参之日，须赴宫门向皇帝叩头行礼，参加朝会;遇重大典礼，亦须赴会。为了查点人数，避免官员无故不到，因而有“门籍”的设置。

所谓“门籍”， 乃是一种职官名册，其上开列各该衙门须赴朝参官员之名单，类似签到簿。门籍置于紫禁城南端长安门处，官员如有病不赴朝参，便差人于门籍册之个人栏位上注明该日有病，称为“注门籍”。如无故不赴朝参，又不注门籍，鸿胪寺序班、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等相关官员，即可提请予以惩处。

在明朝建国之初，各衙门之门籍乃由礼部装订，摆置于长安门。洪武二十一年(1388)，礼部上奏:“ 今后朝参官员门籍，宜从各衙门自置”。太祖允其所请，自是门籍由在京各衙门自行设置。

明朝开国旧制，“公、侯、驸马、伯朝参，不置门籍”，也就是说不在查核之列。从宣宗时期开始，功臣早朝不到，也开始受到处罚。宣德六年(1431)六月庚子日早朝，文武官员不到者五百余人，其中有二人为侯伯，一人为鞑官，分别受到罚俸的处分。宣宗以为：

朝参之礼，人臣不论大小，皆所当谨。侯伯位高，鞑官受朝命，职亦非小，安可不谨此礼，一体罚俸，以警后来。已失过者，于来岁禄内扣除。

从此以后，功臣朝参未到，时受提举上报，与一般文武官员并无不同。弘治十三年(1500) ,英国公张懋等功臣上奏，希望能恢复到开国时期的旧制，但孝宗不允，“命公、侯、驸马、伯朝参如旧，不许逸惰”。此后，直至明末不变。

对于文武百官来说，要持之以恒地参加这种例行的朝会，其实是一种精砷上的考验。再加上北京冬季寒冷，清晨冒着刺骨寒风早朝，实在苦事一件；而夏天的时候长时间在太阳下面站立，也是件难受的事情。

因此，找个理由不参加朝会，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而“注门籍”制度恰好提供了方便之们，给予怠慢者抓住制度漏洞的机会。明代中期的时候，就有人“以病嗽注门籍”，却出城游玩；甚至有人称疾长达二年都不参加朝参；而明代后期，甚至出现了累月不朝参及整个衙门全部称病告假的现象。

二、明代官员的失朝现象，越接近明末，便愈发严重

在明朝，上自公、侯、驸马、伯，下到在京各衙正、从九品官员及杂职官(京府、京县正、佐官) ,都要参典朝会；甚至连在各衙门见习的观政进士，也要参加。

明朝官员不赴例行朝会、重大典礼，或迎接圣驾，在明代官书谓之“失朝”。按照明代制度，鸿胪寺序班、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等相关负责朝参事务官员，必须每日查点出席朝会名单。

但大多数情况是皇帝下令清查才会实施点名，据《明实录》记载，官员失朝的情况，在宣宗时已趋严重，至宪宗(1465-1487)、孝宗(1488-1505)时更加明显，迄于明代后期依然如是。少者数十人，一般亦在一、二百人，多者一千一百余人，实令人叹为观止，其中尤其宪宗、孝宗时期，最值注意。当然，在所有关于失朝的记录中,最严重的当是崇祯十六年、十七年元旦失朝的例子。

乃癸未(崇祯十六年)春正之朔，圣驾升殿，文班止一首揆周延儒，武班止一功臣。延儒奏以坐门劳苦，起少迟。令又为鸣钟。旧例，钟鸣则东西长安门俱闭，朝臣皆拥挤在外。因谕启门，而到者仍寥寥，鸿胪未可唱齐班。久之，来者作踉跄状，十少五六，勉成礼焉。

也就是崇祯十六年元旦早朝的时候，崇祯已在朝殿就位，而朝臣到场的仅有两人，待下令重新鸣钟、开门之后，赶到的也只有四、五成。崇祯十七年(1644)元旦的情况更糟，思宗已经在朝殿就坐，而在场的“止一大金吾立班”，元旦朝贺，文武百官竟一个人也没到，崇祯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

到了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北京城被李自成包围，崇祯于五更就位朝殿，“与二人自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二十日，李自成攻入北京；二十一日，百官竟自动赶往朝贺新君，到者竟一千三百余人，“拥挤争进，被棍扑逐，门久不启，露立以俟”。

由此可见，明代京官的失朝情况是与明代政治的衰败相一致的，越接近明末，其失朝现象便愈发严重。

三、明代皇帝对失朝者的防治措施

明朝皇帝面对这种大量官员称疾不朝的情况，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办法试图予以遏止。

第一，派遣锦衣卫官至各注病假者家中探视，名为探视，实为判断真假。

天顺五年(1461)五月丁卯日，给事中杨璧等九十八人称病不朝参，英宗即会命锦衣卫官派员暗至“各家视之，实不病”， 于是将此九十八人下锦衣卫狱询问，再送都察院，论罪赎杖还职，并罚俸一年 。

第二，进一步规范注门籍的要求

成化九年(1473)五月于巳日，因为朝参者甚少，宪宗命锦衣卫、鸿胪寺按门籍查点，结果注公差、患病者竟然有一千零八十二员，还有无故不到者八十七员。宪宗对此虽感不悦，但皆予以宽宥，不过下令往后百官“公差、患病，须印信手本开注”。也就是说，官员不朝参、注门籍,必须要有公文证明才行，此即明代官员所谓“朝参官患病，例有印信文移，填注门籍”。

嘉靖九年(1530)九月，吏科都给事中夏言等上奏指出：“近来人心玩喝，朝参礼废，或借言公差，或妄称疾病，填注门籍，岁无虚月。自今乞严示法程，每月终将门籍查出、纠举，量情罚治。其有屡经纠劾，文官至三次，武官至五次，吏、兵二部径自议处”。

礼部会议之后，订拟出以下办法，规定“小病准予请病假五日，大病则要该部主管开立证明，其无故不到者,由吏、兵二科料举，文官失朝至三次、武官失朝至五次者，吏部、兵部径予议处”；进一步规范了注门籍的要求和制度。

第三，派御医至注病假官员家中诊察。

嘉靖九年十一月癸已日,嘉靖派太医院官员“诊验各称疾不赴朝参官员有无推脱、诈骗情由”，结果发现彰武伯杨质称病不朝已有二年，但实际上并无疾病，于是予以罚俸四个月的处分。

四、明代皇帝对失朝者的处罚措施

明朝皇帝对于官员无故不朝会，除采取上述的一些防治措施之外，对清查未到的人员,依据《大明律》的规定，还会给予相应的惩处。

凡大小官员，无故在内不朝参，在外不公座署事，及官吏给假限满，无故不还职役者，一日笞一十。每三日加一等。各罪止杖八十，并附过还职。

但在实际运用中，对失朝官员进行鞭打处罚的很少，总的来说，明代对于失朝的惩处方式，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罚俸，(二)午门罚跪，(三)逮问、赎杖还职，(四)带枷长安门外，(五)罚运灰、砖，(六)停职、降职。

1、罚俸

用罚俸、夺俸的方式，处罚朝会缺席的官员，是明代最普遍采行的办法。一般来说，以全体罚俸一个月为多，但也有两三个月，甚至有半年、一年的。另外，则是按照旷朝次数分别等差加以处分。

宣德六年(1431)六月庚子日，文武官员早朝不到者五百余人，其中失朝二、三次者三百余人，罚俸五个月，一次者不究。

嘉靖十年(1531)十月己丑日，朝参不到者二百四十六人，其中累积至三次者逮问，二次者夺俸两个月，一次者宥之。嘉靖十二年(533)四月乙酉日，失误朝参文武官员四百余人，其累犯至三次者下法司提问，二次者夺俸两个月，一次者一个月。嘉靖十二年七月己未日，失朝文武官员一百八十五人，初次失朝者夺俸一个月，再次者两个月，三次者法司逮问，其有病而未事先告假者姑且不究。嘉靖十三年(1534)八月辛西日，早朝不到官员一百八十四人，“三不至者下法司逮问，再不至者夺俸二月，一不至及患病未请告者夺俸一月”。

2、午门罚跪

明朝皇帝对于朝会不列席，有时采取罚跪处分。正统十年(1445)正月辛卯日，给事中、监察御史劾奏功臣魏国公徐显宗等二十八人，“懒慢不朝，请治以罪。” 英宗认为:“大臣者，小臣之表率;大臣既皆偷安，小臣何所视法?命跪于午门前以愧之”。景泰六年(1455)四月辛卯日，侍班御史上奏朝参官员人数过少，景帝于是下令锦衣卫、鸿胪寺清点不到者，武安侯郑宏等二百一十四人未到，“命跪于午门外，日薄乃释之”。

3、逮问、赎杖还职

天顺四年(1460)正月二日，英宗命令百官朝觐皇子，到当天鸿胪寺按门籍清查，发现有四百一十二人不在，于是将此些人下狱，发都察院，论罪赎杖还职。在天顺四年三月癸未日，文武官员一百一十七人因失朝，亦被发下锦衣卫狱，论赎杖还职。

4、带枷长安门外

天顺四年(1460)四月，府军右卫指挥同知樊雄原以失朝下狱，论赎杖还职，赎杖之后，本当谢恩，又因醉酒迟误谢恩时机，至是再度下狱，刑部论罪，仍赎杖还职。英宗下令将其带枷示众于长安门外。天顺五年(1461)三月。因武功右卫指挥欧阳昭三月不朝参、公座，英宗乃下令将其“枷示于长安右门三个月”。

5、罚运灰、砖

成化二十三年(1487)七月乙卯日乃太宗忌日，宪宗于奉先殿行祭礼，到场官员极少，宪宗乃命锦衣卫、鸿胪寺按门籍清点，清点结果, 总共有一千一百一十八人未到。宪宗下合薄惩，三品以上者运灰五千斤，四品以下者三千斤，九品以下者一千五百斤，其注病假者查验回报。不久，锦衣卫、鸿胪寺将患病、病愈及无病者分别条列呈上，宪宗因为注患病者甚多，姑且不究;其病痊及无病者仍按规定运灰。

弘治八年(1495)二月丙子日。当日早朝未到者有丰城侯李玺等六百二十余人，孝宗降旨姑宥其罪，但罚令运砖:三品以上者五百块，四品以下者三百，九品以下者二百。

6、停职、降职

成化二年五月辛未日,定国公徐永宁因失朝为鸿胪寺所弹劾，宪宗命其闲住养病。

因失朝而降职，嘉靖二十二年(1543)正月戊辰日，行穀礼于玄极殿，嘉靖命成国公朱希忠代祭,陪祀官员一十四员未到 ，世宗大怒，降旨:“各降三级调外任”。

结语

从制度设计来看，明代对京官的朝参、办公有着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对失朝者也有相应的处罚措施。

但是实施情况来看，明代前期惩罚方式比较多元，到孝宗以后，则大多采取罚俸的作法，少有例外。然而，不论皇帝如何严格查察，失朝缺席者仍然屡屡出现。及至万历年间，官员“托病不赴朝参、公座”，“托故注籍”的现象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天启六年(1626)，尽管熹宗在上谕上曾指示:“以后有来迟、不到的，定行查参处治”。也就是试图用不定时点名的方式，让官员有戒心，来改善大量官员失朝的情况，然而崇祯末年的情况证明了这一谕旨终究是没能发挥效用。

当然，造成失朝现象越来越严重后果，还与皇帝常常原宥其罪有关，这种原谅性的作法更造成了官员的放纵。窥一斑而见全豹，官员有令不尊，有法不依，明代政治最终走向崩盘也是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