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张贵妃第三次央求宋仁宗封其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经不住美人的再三请求，仁宗答应了。可就在朝堂宣旨后，却再次遭到众臣的一致反对，尤其是御史中丞包拯更是激动，对仁宗开启了喷谏模式，口水都喷到了仁宗的脸上，仁宗只得落荒而逃，任命之事便不了了之。

张尧佐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止。久之，上以温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 “得，得。”既降旨， 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喷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 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以上只是包拯为官时犯颜直谏、不畏皇权的一个案例，包拯为官，一生秉公执法，刚正不阿，弹劾官员无数，人送外号“包弹”，对待同僚更是“严毅不恕，朝列有过，必须弹击”、“数论斥大臣权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喷官家、劾同僚的臣子，却一生升官无数，在出仕的26年里（1037-1062年），累计升迁高达27次，历任权知开封府尹、三司使、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要职，死后更是被仁宗追赠为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以包拯的性格和为官作风，如果放在其他任何一个朝代，恐怕都难以立足于朝堂之上，但包拯的所作所为却丝毫没有影响他的仕途，不禁要问，包拯究竟凭借的是什么？

包拯首先应该庆幸的是，他之所以能够如此“豪横”，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顶好顶好的主子

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的“好皇帝”，宋仁宗赵祯绝对可以名列前三，后人在评论中常说，宋仁宗是唯一个真正的符合“仁”宗庙号的皇帝。

宋仁宗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论能力，他不如宋太祖雄才大略，论学问他也不如宋徽宗多才多艺，但作为大宋319年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名声却最好的，在位期间，他执政宽简、为人温良，无愧于“仁”宗之名。

仁宗恭俭仁恕……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可以说，能够遇到仁宗是包拯的幸事，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仁宗时代，是中国文人最为自由的时代，唐宋八大家占其六，不能不说与仁宗的宽仁恭俭有关。如果包拯遇到的不是仁宗，或许包青天的威名也不会留下来。包拯之所以敢于直谏，也正是知道仁宗不会因此而迁怒怪罪于他。

包拯“豪横”背后的最主要原因则是他有着一个强大的朋友圈，尤其是他的“同年”们更是长期位列宰相之位

有人说，以包拯的为官之道和性格，他不会有朋友。但事实上，当时包拯不仅有朋友，而且有一个强大的“朋友圈”，而这些朋友，则是包拯在怼遍同僚却依旧能青云直上的底气所在。

说到包拯的“朋友圈”，那就不得不说他的同年们。仁宗朝的科举，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大放异彩的嘉祐二年，却忽视了在政治成就上更甚一筹的天圣五年，这一年的科考士子中，后来官至宰执者的竟然多达七人，其中便包括包拯，此外还有王尧臣、韩琦、吴育、赵概、文彦博、吴奎，其中韩琦与文彦博更是官至宰相，而这些人无一例外的都成为包拯职场上的盟友。

宋代选官,“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巨公,皆繇此选”。进士、诸科中,又以“进士得人为盛”，“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34; ,中进士者后来多显贵,天圣五年(1027年)榜多显贵即是如此。到嘉祐末,甚至出现了两位天圣五年进士同为宰辅的盛事。

王伯庸名尧臣膀,韩魏公第二,赵康靖公第三。嘉祐末,魏公为相,康靖为参知政事，伯庸虽先罢去,而魏公与康靖同在政府,当时号为盛事。时陆子履作诗云“须信君王重儒术,一时同榜用三人。”

天圣五年(1027年)的两榜进士前几名,几乎同时在中书任长贰,宋代历史上极为罕见，“尤为难得”,传为一时佳话。包拯同年中有如此多的佼佼者,自然荣幸无比。

尽管包拯在中榜后由于守孝等原因长期未能入仕，但在1037年开始实授天长知县后，短短几年便在“同年”友人的帮助下数次升迁，并在6年后入京，不久便担任监察御史。这其中，先后数次担任宰相的文彦博和韩琦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文彦博。

文彦博其人，乃北宋政坛的常青树，三次为相，服侍四帝。文彦博与包拯之间可谓“世交”，两人的父亲曾“同官阁中”，文彦博与包拯之间则方业进士，相友甚厚”，以至于后来包拯的次子包绶续娶了文彦博的季女，两人成了儿女亲家。

因此，对于年长但却仕晚的包拯而言，得到文彦博的帮助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心照不宣的。至和二年（1055年）十二月，包拯由刑部郎中、知庐州被贬为兵部员外郎、知池州，但仅仅9个月便复官为刑部郎中、知江宁府，不久便升任为权知开封府，在地方上待了五年的包拯再次回到了汴京这一权力的中心。而这中间的五年则与文彦博首次罢相及二次任相之间的空挡期较吻合，正是由于离开了文彦博的“照顾”，刚正不阿的包拯方才被贬至地方，而文彦博一旦复相，包拯便立即回京，此种巧合不言而喻。

其次便是韩琦。

现存的包拯史料中，只记载了两个帖子，一个是与文彦博的，另一个便是与韩琦的，足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

韩琦一生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出将人相。历任枢密副使、枢密使;其中在嘉祐三年( 1058年)六月至治平四年(1067年)九月间，连续任宰相长达九年之久。韩琦辅佐三朝,久掌大政,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功勋卓著,被后世称为一代贤相。韩琦“尤以奖拔人才为急,倘公论所与，虽意所不悦,亦收用之,故得人为多”。在他任二府长官11年间,他的同年包拯、赵概、文彦博等先后擢居宰执,同舟共济,同游宦海。

韩琦与包拯二人政见一致、私交极好，相互支持。两人同在地方任官时便相互合作。至和元年（1054年），时任知并州的韩琦上《乞罢差里正衙前奏》，时任刑部郎中、知庐州的包拯率先响应号召，上奏支持韩琦。嘉祐三年( 1058年)六月，文彦博二次罢相，继任者为韩琦，相位的更迭不仅没有影响到包拯的地位，反而使包拯更加得心应手。

文彦博拜相期间，包拯由地方走向了汴京并站稳了脚跟。而韩琦拜相期间，包拯在权力中心站的更高、走的更稳，并走上了仕途的快车道。

嘉祐三年( 1058年)六月庚戌，韩琦任相仅21天，包拯便由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升迁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次月又兼领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次年三月，升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嘉祐六年( 1061年)四月辛酉升迁为给事中、三司使；庚辰再升迁为枢密副使，短短四年之间，包拯升迁5次，由权知开封府升迁至枢密副使，跻身宰执之列，达到了众多官员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地位。显然,如此快的升迁速度,除了包拯本身的能力之外，离不开其背后强大“朋友圈”的作用。

仁宗自至和服药之后，临朝简默,政事不复厉精,选任差除,尽归宰执。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于台谏,大臣犹怀恐惧,不敢泰然作奸。

至和以后，正是文彦博、韩琦先后为相阶段,宋仁宗将人事大权交给宰相,将监督百官之权交给御史中丞,企图通过制度上的互为犄角,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在实际运作中,因“选任差除,尽归宰执”,台谏官“公议”作用已名存实亡。因此，宋仁宗统治后期,宰相对于百官乃至执政大臣的任命,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而包拯正是在此期间迅速崛起的。而这段时间的台谏长官为赵概，同样是天圣五年的进士，自然不会对韩琦、包拯等人有所掣肘。尽管包拯在为期仅一年的三司使职位上，先后遭到了欧阳修的抨击和胡宿的弹劾，但包拯的升迁之路却未受到任何影响。

“自仁宗皇帝以来,委政大臣，宰辅之权诚为太重,加以台谏官被贬者,多因指大臣之过失,少因犯人主之颜色,是威福之柄潜移于下。”

纵观包拯一生的升迁，如问责贬谪后快速复位、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权三司使与枢密副使等职,皆与他的两位高官同年密切相关。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以前，两次为相的文彦博帮助最大。嘉祐三年六月以后,包拯的所有升迁和化险为夷,均与宰相韩琦扶植、庇护息息相关，这也成为包拯“豪横”却依旧不断升迁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自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六月到神宗治平四年（1067年）七月，宰辅大权竟然全由天圣五年的进士们所操持，不得不说是科举史上的一大盛举。

当然，包拯之所以敢于直谏、有恃无恐，是因为他所谏之事大多出于公心，所谏之人大多确实有错。包拯其人，刚正廉洁、孝义节俭，他之所以能够在斗争激烈的官场立稳脚跟，成为一代名臣，与他的禀赋有关，与宋仁宗爱才惜才有关，更与同年高官的庇护有关。对于大宋朝廷来说，在长达12年的天圣五年的同年执政期间，这群执政们大多符合“君子”的定义，他们能力突出、忧国忧民、秉公无私，共同为仁宗到神宗朝的政权平稳过渡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