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谢氏始终高度评价杜甫及其诗歌，赞同杜甫诗歌对中国文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且认为杜甫是所谓唐代“社会派”诗歌的创始人，他的诗歌在唐代由盛转衰这一转折时期为中国诗歌开启了新的光辉篇章，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对唐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谢氏在专著中不止一次提到所谓“社会派”，认为杜甫是唐代“社会派”诗歌的创始人，但对社会派的具体定义并不明确。

关于“社会派”的起源，谢氏认为，是当时唐王朝的危机已经在缓慢逼近，杜甫因为做官无门而得以近距离接触人民的生活，才能够满怀真正的公民思想。

这些年里他与高适、岑参等诗人紧密联系，他们比赛写诗，在创作中反对强权与暴敛，使他们的创作方向与杜甫联系在一起。

杜甫的诗歌，与当时李白、王维、高适、岑参和其他进步爱国诗人的诗歌一起，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新流派。

安禄山叛乱被视为唐王朝的历史转折，事实上也是唐代诗歌发展的转折。

宫廷诗歌的轻率和昂扬都被面对现实没有出路的恐惧取代，但是具有民主思想的社会派诗人们则持不同的态度。

他们对人民的苦难感到震惊，越来越多地转向社会和公民主题，而谢氏认为，叛乱年代在诗歌中直面社会现实的趋势在杜甫的作品中表现得最有力量，奠定了中国诗歌新方向的开端——“社会派”。

由此我们可见，谢氏提出的“社会派”指的就是这一派的诗人在诗歌中提出最重要的现实问题，表达对皇帝的不满与批判，对宠臣官僚的行径进行揭露，他们也直接讲述人民的凄凉命运，反映时代最尖锐的问题。

但是“社会派”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更倾向于用来形容风格，指的是对自然或当代生活做出准确的描绘与体现。

而谢氏提出的“社会派”是一个诗歌流派，专指在诗歌中针砭时弊、自成派别的一群诗人，他们关注时代现实，诉诸于社会矛盾。

关于杜甫之后的“社会派”诗人，谢氏主要以杰出诗人白居易和元稹为例，认为他们在杜甫之后深化了杜甫的创作原则，强调文学有作为事实和公正喉舌的使命，甚至也可以成为社会斗争的工具。

他们创作了更多社会主题的诗歌，进一步深化了揭发性的主题：谴责统治者的专横，揭露贪官，也直接或隐晦地建议当权者管束横行的藩王。

谢氏指出，尽管他们同样不能突破自身的阶级限制，仍旧信任皇帝，对普通百姓只是抱以同情。

但是与前辈杜甫相比，他们使文学更贴近人民，广泛地在优秀的作品中展现了农民的生活与日常以及他们的痛苦与愿望。

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杜甫的诗歌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世诗人始终不断地学习着伟大诗人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尊重和他高超的诗歌技巧。

谢氏在专著中写道：“杜甫的文学遗产促使作家们创作具有社会思想的、真实的、艺术性上令人信服的作品。

杜甫的创作成就帮助他的追随者们抗争中国诗歌中的形式主义和机械模仿，使诗歌保留了与生活的联系。”

谢氏还认为，杜甫是继屈原之后另一个同样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代表，他的创作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在中国人民爱国意识的形成中占据重要地位。

诗人将自己的勇敢与坚定、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忠诚传递给宋代诗人陆游、辛弃疾等人，他们在民族斗争激化的年代在诗歌中将爱国情怀表现得尤为明显。

因此陆游的作品中不乏《读杜诗》《草堂拜少陵遗像》《龙与寺吊少陵先生寓居》等缅怀杜甫的诗作也不足为奇。

杜甫的诗歌还保留了它对现代读者的审美冲击，尽管中国的古诗略显晦涩难懂，但是杜甫的诗歌始终被代代传阅与背诵。

杜甫诗歌由于其中蕴含的色彩之丰富、清新，以及非凡精准地传达了诗人的见闻和深刻的思想，长久地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值得一提的是，杜甫并不是一直备受推崇，享有盛名。

1644年满清王朝建立，外族统治者畏惧杜甫的勇敢无畏，用带有偏见的评论来歪曲他文学遗产的意义，杜甫最好的作品甚至没有被收录到出版的诗集汇编当中。

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文学的代表们在捍卫过去的先进传统时，肯定了民族精神力量在杜甫创作中的体现。

作为苏联时期的汉学家，谢氏则认为帝国主义及其同谋试图贬低杜甫优秀的文学遗产。

1928年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中为杜甫的创作专门辟了一个章节，却不提杜甫的爱国信念，而只是在杜甫想要做官报国的追求中看到了他对荣誉的渴望。

他甚至把杜甫能够苦中作乐的乐观精神当做是杜甫的幽默感，认为诗人只是在任何事情中都能找到乐趣。

林语堂也赞同胡适的观点，试图将杜甫的作品评定为顺从、恭顺的诗歌，认为诗人的作品有消极、踌躇、资产阶级反战主义的特点。

对此谢氏在专著的前言中就曾驳斥道，西方和旧中国资产阶级的文艺学家们试图把杜甫刻画成仅仅是一个艺术手法高超的大师，避而不谈杜甫首先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是中国最早的、真正的民族诗人之一。

谢氏指出，在中国工人和农民阶级掌握政权之前，几个世纪里杜甫的形象都遭到歪曲，文学革命之后，伟大诗人的遗产才有了新的命运。

杜甫的名字成为了中国最光荣、最忠诚的子孙的代名词之一，他的文学遗产被后世反复传诵和致敬，声名也远扬海外。

我们不评价谢氏观点中带有的政务倾向，但谢氏对杜甫的崇敬、赞扬之情是贯穿整部专著且显而易见的。

本文我们重点论述了谢氏如何看待杜甫的诗歌。

在谢氏看来，前期杜甫的诗歌多是乐观昂扬的诗作，后期因为唐代安史之乱等战事的爆发，生活陷入困苦而目睹百姓的悲惨，杜甫诗作情感色彩逐渐沉郁深刻。

谢氏眼中的杜甫不仅是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创作了诸多反映唐代社会现实的佳作，其山水抒情诗也不遑多让，其中羌村时期的温馨诗作与四川时期的宁静诗歌都是杜甫擅长抒情诗的典型例证。

此外，谢氏尤为关注杜甫抒情诗中的女性形象，认为诗人高度赞扬女性力量，具有一定进步思想。

谢氏对杜甫诗歌创作特点的分析聚焦于杜甫作为文人的艺术敏感，认为诗人具有诗歌敏锐度，并且对周围世界的观察细致入微。

还聚焦于杜甫诗歌多短小精悍，言有尽而意无穷，通常思想内涵深刻；最后聚焦于杜甫诗歌创作多擅长比喻与联想。

谢氏创造性地提出中国诗歌“社会派”概念，认为诗歌创作关注社会问题，反映社会问题这一倾向始于杜甫。此外，谢氏还高度赞扬了杜甫对后世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