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秦国在战国中后期是诸侯列国中国力、军事、经济最为强大，且最为富强的诸侯，即便同为战国七雄的赵、楚、齐、魏、燕、韩关东六大诸侯距离秦国也有很大一段差距，为此延续到秦王嬴政时期，秦国最终以武力兼并了关东六国，完成了多年以来的统一大业。

而秦国之所以能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军事强国，就不得不提到秦孝公时期的变法改革，正是秦孝公重用商鞅，决心变法强秦，才使国力与日俱增，奠定秦国在日后的强国基础，最终傲视于函谷关以东的一众诸侯。

然而变法强秦的主要执行者商鞅却遭到了诬陷，最终落得一个身死族灭的下场，而且后世即位的历代秦国君主也没有给这位对秦国有重大贡献的有功之臣平反，这是为什么呢？

历代秦君之所以不给商鞅平反，最为主要且直接的原因是商鞅最后确实起兵发动了叛乱。虽然起因是被秦国贵族诬陷，而商鞅也是没办法之下才想起兵谋求一条生路，但商鞅的选择却坐实了谋反事实，失去正名机会。

如果商鞅没有选择起兵跑路，或许还有回旋余地，即便最终因拷打而陷害，确实含冤而死，以后也有平反的机会。故而在谋反已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即便商鞅对秦国立下重大功劳，后世秦君也不会且不能为他平反。

其次商鞅入秦虽然变法使秦国富强，但全面彻底的变法改革，且执行相当严格力度却严重伤害了秦国一众宗室贵族、王公大臣的地位和利益，为此得罪了曾经既得利益的贵族阶级。在面对以公子嬴虔为首的贵族势力秋后算账，新即位的秦惠文王需要给这些损失利益的贵族大臣们一个交代。

虽然秦国是在商鞅制定的法令策略下得到大幅提升，但却是以一众旧贵族的利益和广大普通百姓的辛苦付出为条件成本，可以说秦国强大的基础还是在于这些势力根深蒂固的贵族阶级以及广大秦人。而且秦国民众对商鞅制定的严苛法令，以及不近人情的商鞅本人也感到害怕，故而对商鞅并无多少好感。

所谓“两相其害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在面对一众贵族阶级和孤家寡人商鞅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秦惠文王也只能选择站在贵族这边。而且独揽军政大权的商鞅还不想放权，为此秦惠文王也只有借贵族势力之手除掉商鞅，也只有这样才能收回权力，坐稳国君之位，成为真正的秦王。

在秦惠文王下令将商鞅尸身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后，秦国民众也没有可怜他，可见商鞅在秦国是上至贵族，下到平民得罪了个遍。在如此情况下，就算贵族们没有诬陷商鞅，要想坐稳君位的秦惠文王也会想办法除掉不愿放权的封君商鞅，这也是商鞅最后遭身死族灭，落得凄惨下场的关键原因。

最后则是商鞅自己选择放弃了一线生机，在他功成名就，出任秦相十多年后，曾有人建议他应及时功成身退，隐居山林，这样或许方可善终，但商鞅为了权势利益地位，并没有听从这位士人的直言劝告。

不久后秦孝公去世，失去支持庇佑的商鞅也迎来了杀身之祸，在一众贵族针对陷害下而起兵谋反，最终以身死族灭的凄惨结局收场。

本文以《史记》和《战国策》为主要参考史料。

商鞅起兵谋反为既定事实

商鞅由于变法改革制定的一系列法令措施触动了秦国贵族的利益，而且为了保证变法顺利实行，使秦人民众都必须按照新法的法令来行事，为此就拿触犯新法的时为秦国太子的秦孝公之子嬴驷开刀。

由于太子是秦国继承人，不宜在身体上施加刑罚，毁坏容貌，于是商鞅便对太子嬴驷的几位老师进行了刑罚处置，而且惩处力度是一个比一个狠。

“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君又杀祝懽。”《史记》

首先是作为太子首傅的宗室公子嬴虔，至于嬴虔具体受了什么刑罚，史料并未记载。不过想来应该不会太重，毕竟嬴虔是秦孝公之父秦献公的长子，是当时秦君的兄长，可以说是除秦孝公之外，最具权势的宗室贵族大臣，而商鞅才受到秦孝公重用不久，担任左庶长不过一年时间。

此时商鞅还未完全得到秦孝公的信任和大力支持，故而对秦孝公兄长嬴虔的处刑应该不会太重。不过在嬴虔第二次触犯新法后，时为大良造，掌握秦国军政大权，充分得到秦孝公信任和支持的商鞅直接判处了嬴虔甚为侮辱的劓刑，直接割去了其鼻梁。

其次是太子右傅公孙贾，权势地位不如公子赢虔，被处以具有羞辱的黥刑（也称墨刑），在公孙贾脸上以墨炭刺字，即便如何擦洗，也无法洗掉，而这个犯罪标志将会伴随公孙贾度过一生。最后是太子左傅祝懽（同欢）。

在以右为尊的秦国，祝懽是三人中地位最低的太子太傅（先秦时期以右为尊，可参考《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故而为赵国立下大功的廉颇开始针对地位比他更高的上卿蔺相如，还有秦国调兵所用虎符的右半符也为国君所掌管），或许这位仁兄的地位权势太低，也没有什么后台，无所顾忌的商鞅便直接将其处死。

为此在秦孝公去世，商鞅失去倚靠之后，曾经被商鞅刑罚惩治的宗室大臣嬴虔便捏造罪名，带领公孙贾等一众贵族大臣诬陷商鞅谋反。因为新即位的秦惠文王嬴驷对商鞅当年惩处他一事也耿耿于怀，加上商鞅独揽军政大权，位高权重，威望极高，几乎到了秦人只知商君之法，商鞅其人，而不知秦君的地步。

“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chou，二声）也。”《战国策》

由于嬴驷对封君商鞅的顾忌，为此给了原太傅嬴虔、公孙贾等人敢于陷害商鞅的机会，而嬴驷便就坡下驴，借一众憎恨商鞅的贵族之手而拿下商鞅，收回王权。或许嬴驷也没想到，自己只是想迫使商鞅主动交出权力或离开，但商鞅却是真的起兵叛乱了。

商鞅听闻秦惠文王逮捕令后，先是想只身逃离秦国，但由于制定的新法使客舍老板畏惧而不敢接待，加上商鞅曾经以欺骗手段俘虏魏国公子卬，乘机大破魏军，导致已经逃到秦魏边境的他又被魏国人遣送回了秦国境内。

“商君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昂而破魏师，弗受。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余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史记》

商鞅逃亡魏国不成，便潜逃回自己的封地商邑，调动封地内的部署士兵向北攻打，准备从郑国方向逃亡谋求生路。秦惠文王听闻，有了正当理由后，便立即派遣军队攻打商鞅和其率领的叛军，最终追至郑国渑池，击败了叛军，商鞅当场战死。

之后秦军将商鞅尸身运回秦都咸阳，秦惠文王昭告天下说道：“不要商鞅那样谋反”，于是下令将商鞅尸身五马分裂，并诛灭其全家。从秦惠文王的诏命可以看出，已经坐实了商鞅谋反的事实，后世秦君又如何能为其平反呢！

或许秦惠文王在即位前后就已经想好了如何对付商鞅，毕竟在嬴虔等人告发商鞅谋反后，秦惠文王只需下令封锁秦国通往境外的各处关隘要道，然后在国内进行搜寻追捕，以及重点包围商鞅封地即可。

而商鞅却能安然逃至秦魏边境，之后还能安然回到封地调动士兵谋反，这就不得不让人有所怀疑。或许秦惠文王就是想逼迫商鞅主动起兵，坐实谋反举动，以正当理由将他除掉，同时震慑贵族，告诫天下，从而收回权力，坐稳君位。

商鞅损害了秦国贵族什么利益？

首先在作为全面变法预案的《垦草令》中，商鞅的出台的法令就开始削弱贵族和官吏之前拥有的一些特权，比如贵族子弟也必须服役，迫使加入农业生产，限制贵族食客数量，以及加重贵族阶级的赋税等。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

之后在第一轮改革制定的法令直接废除了传统选拔官吏的“世卿世禄制”，只要贵族中人没有立下军功者便不能列入宗室家族名册，这相当于直接将贵族贬为了普通百姓，几乎废除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特权，比如再也不能父死子继，享受封地赋税收入等。又在第二轮改革中废除了贵族的“井田制”，实行了土地私有制。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史记》

为此严重触动秦国贵族阶级利益的商鞅被秦国很多公室贵族之人怨恨，但商鞅却不想着调和与贵族阶级因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反而在商於封地自称寡人，整日用新法来逼迫贵族子弟，如此只会进一步加深与贵族之间矛盾，且更加难以调和。

“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史记》

期间刑治太子的几位太傅，在上文中也有详细提及，被贵族日夜怨恨的商鞅开始想办法保护自己的安全，为此出门时都会跟随了几十辆车载全副武装，身强力壮的武士保护。在秦孝公病重期间，商鞅更是独揽秦国的军政大权，进一步激化了与贵族的内部权力矛盾。

“孝公疾且不起，欲传商君。”《战国策》

之后秦孝公重病不起，还想把君位传给商鞅。如果商鞅即位，秦国贵族的之后的处境只会变得更加艰难，受到更加严重的逼迫，而且太子嬴驷又怎么不会忌惮这位位高权重的封君呢！故而一旦秦孝公去世，失去庇护的商鞅自然会遭到贵族们秋后算账，而欲掌权亲政的嬴驷也会站在贵族这边，借刀杀人。

为何秦国民众没有可怜身死诛灭的商鞅？

商鞅不得秦国民心，是因为新法同样触动了秦国百姓的利益，虽然新法提升了国家赋税和经济能力，但最终却是广大普通百姓来买单。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

以前一户百姓之家只需要交一份赋税，但商鞅制定的法令却是强行分家，一个家庭中若有两个成年男子以上而没有分立门户的便便加倍收取赋税，无论分不分家，百姓的赋税都会提升。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

从事工商业的人若是因为懒惰而变得贫穷，把他们和其妻子孩子一家老小都收为官府的奴仆。而且取消了影响农业生产的娱乐活动，可以说商鞅制定的新法之下，秦人整日生活只有两件事：平时耕田种地，战时上阵打仗，这就是所谓的“耕战”。

或许这种封建化的改革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但最终受苦受难的还不是那些生活在底层普通百姓吗！正如那句张养浩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封建社会时期，无论王朝兴亡，最终受苦还是天下百姓。

“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战国策》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史记》

秦国百姓只不过碍于商鞅制定的新法和严厉刑罚被强力压服而已，除此之外，商鞅还是一个刻薄少恩之人，当百姓经过多年适应说法令适宜后，商鞅却说他们都是扰乱教化的人，于是把这些人全部迁到边疆居住，此举之后，秦国百姓中再也没人敢议论商鞅制定的法令。

“赵良曰：“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於鄙。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史记》

在商鞅出任秦相十余年后，有一位名叫赵良的士人劝说商鞅也说道：“商鞅辅佐秦君治理国家却不为百姓造福，反而大规模地建造宫殿，用严刑酷法残害平民百姓，这难道不是在积累怨恨，酝酿祸患吗！”。

最后赵良还给处境危险的商鞅想了一个可以或许善终的办法，将所封十五座城邑还给秦国，归隐偏僻山林自耕自种，劝说秦君重用贤士，赡养老人，抚恤孤儿等，如此或许方可稍微求得平安。

如果商鞅仍然要贪图财富，认为独揽秦国的军政大权才是荣宠，那么只会继续激发百姓的怨恨。一旦支持他的秦孝公去世，商鞅的死期指日可待，秦国用以拘捕他的罪名可以说不胜枚举，但是商鞅并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放弃仅有的一线生机。

“商君归还，秦惠文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战国策》

“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史记》

在秦孝公去世后不久，商鞅果然被嬴虔等贵族罗织罪名而被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处以五马分裂尸身并灭族，不过秦国民众却没有人可怜他。而秦穆公时期的五羖大夫百里奚去世的时候，秦国不论男女皆痛哭惋惜，两相对比，商鞅在秦国以谋反恶名落得凄惨下场是有内在原因的。

商鞅虽变法强秦，但被秦国一众贵族痛恨，最终被秦惠文王以谋反罪名灭族，秦国广大百姓也不怜，后世秦君又怎么会为他平反呢！

结语：

商鞅辅佐秦孝公进行的变法改革确实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但并不能完全归功于商鞅。客观来说，秦孝公和秦惠文王起到的作用同样很大，没有这两位秦君的支持和延续，变法将成空谈，或戛然而止。

后世秦君对变法强秦的商鞅或许会心存感激，但在谋反既定事实下，并不存在平反一说。对商鞅来说，建功立业或许才是最大的心愿，而且他在秦国这个舞台也施展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功成名就的他又有什么遗憾呢！

文/历史紫陌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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