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面临的3个难题，一个比一个严重

在玄武门之变发生之时，李世民坚决贯彻了自己稳控局势的计划，首先控制住最重要的李渊，使自己的父亲失去与外界的联系，切断他和李建成和李元吉一派势力之间的沟通可能，并且精心安排人选对父亲李渊进行控制和监视，而且也可以看出李世民甚至做了迫不得已之下弑父自立的打算。幸好李渊站在唐王朝稳定的大局出发，选择了默认既成事实的态度。这不仅为唐王朝能够继续稳定下去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李世民后一步的善后提供了保障。

李世民

在玄武门之变成功后，登上帝位的李世民面临着几个严峻的问题。首先，玄武门之变虽然杀死了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但东宫和齐王府集团的残余力量还分散在全国各地，尤其在山东地区(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包括黄河以北地区在内)有着较强的势力，成为引起社会不安的重要因素。其次，李世民当皇帝在形式上是由父亲高祖禅让，武德时朝廷的宰相班底，特别是支持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的大臣依旧当权，如何处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为又一个难题。再有，李世民依靠秦王府的谋士和武将起家，他登上皇帝宝座后自然还要依靠这些力量以巩固其政治地位。但是，李世民登基后，就不比原先做秦王时，只要照顾一方面就可以了，如果还只是固守着秦府原有班底，就不能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从而影响新政权的安定和巩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成为李世民面临的最大挑战。

李渊

太子建成在山东的亲信有幽州都督庐江王李瑗和泾州的罗艺，他们都有重兵在手，蠢蠢欲动，随时可与长安附近的前太子集团残余势力里应外合，威胁京城。当时，秦府将领中有些人主张乘胜杀尽建成、元吉的党羽，并“籍没其家”。许多人还四处搜寻前太子集团的成员及兵勇，争相捕杀邀功。这使原太子集团的人惶惶不能自安。在玄武门事件中立有大功的尉迟敬德的头脑比较清醒，他极力反对这样做，他对李世民说:“建成、元吉两位元凶既已伏诛，若再罪及余党，杀人太多，就不利于天下安定了。”李世民也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决定采用明智的安抚政策来消除太子余党的对抗情绪。

李世民

首先，他给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原太子集团残余势力的不满情绪。然后，他一面下令禁止秦府人员滥捕滥杀，一面以唐高祖的名义下诏大赦天下，说“凶逆之罪”，只在建成、元吉两人而已，其余党羽，一概不加追究。赦令一公布，果然奏效。曾率领太子府卫兵进攻玄武门的冯立、谢叔方等人逃匿在外，听到赦令，第二天即出来自首。薛万彻开始时不敢出来自首，李世民屡次遣使“谕之”，显示出一片诚意，解除了他的顾虑，于是他也出来自首了。李世民公开提出，这些人为主子效命，都是忠义之士，并当众释放了他们。冯立、谢叔方、薛万彻等人也马上表示愿为李世民效忠。散亡在长安附近的太子府兵勇，有些人放下武器，自动投诚，有些人则销声匿迹，不再参与活动了。长安附近的隐患顺利解决。

接着，李世民又集中力量对付庐江王李瑗和泾州的罗艺。李瑗是高祖李渊的堂兄之子，和李世民是同辈兄弟，以宗室在武德元年(618年)被封为庐江王，任信州总管。

王君廓和李瑗

武德九年(626年)，迁升至幽州大都督，与李建成结成死党，企图在北方策应建成。由于李瑗并非将才，所以高祖李渊又派右领军将军王君廓做他的副手。王君廓参加过农民起义军，勇力过人，李瑗为了拉拢他，与他结以婚姻，把他作为自己的心腹。

李建成被杀后，李世民召李瑗入朝。李瑗做贼心虚，怕进京后难以自保，于是将朝廷派来的使者崔敦礼囚禁起来。李瑗想找燕州刺史王诜商议如何应付，这时，兵曹参军王利涉对李瑗说:“大王不奉诏进京而擅自发兵，此为反矣。诸州刺史都是朝廷命官，未必都肯听从，万一征兵不集，何以保全?”李瑗听了觉得有理，便问该怎么办。王利涉回答说:“山东豪酋过去都是窦建德的部下，今被废黜，人心思乱，若旱苗之望雨。大王宜派使恢复他们原有官职，让他们在其本地统兵，诸州如有不从，即加以诛戮。此计得行，河北之地便可安定。然后分派王诜北连突厥，自太原南临蒲、绛，大王则整驾亲征洛阳，西人潼关。两军合势，不出旬月，天下可定。”

李渊

王利涉对山东形势的分析有一定道理，李瑗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准备依计而行。可是让谁挂帅统领大军呢?王利涉建议李瑗撤掉王君廓，将兵权交给王诜，理由是王君廓曾随李世民东征作战，颇受宠信，所以不可信任。对此，李瑗一时为难，犹豫不决。不料消息被王君廓探知，他当机立断，抢先下手将王诜杀死，并当众宣布说:李瑗与王诜扣留朝廷使者，擅自发兵，图谋反叛，今王诜已斩，李瑗没有什么能耐，你们要是跟他干，难逃兵败族灭的下场。何去何从，好生选择。部众听后，都说愿跟王君廓讨伐李瑗。这时，李瑗还蒙在鼓里，不知事有变化，等到王君廓率领一千多人从狱中放出朝廷使者崔敦礼，李瑗才如梦初醒，匆匆纠集数百名兵士披坚执锐，冲出门外，结果当即被王君廓杀死。庐江王李瑗的叛乱就这样胎死腹中。

李建成的另一亲信罗艺，原是隋朝旧臣，趁隋末大乱据幽州起兵，自称幽州总管，武德三年(620年)归唐，封为燕王，赐姓李氏。罗艺本是一英勇善战的武将，然而刚愎不仁，脾气火暴，十分凶险。李世民东征刘黑闼时，罗艺曾率领部众数万从战，颇有战功。第二年刘黑闼复起，李建成率兵镇压，顺势将罗艺拉为死党，并将其引入朝中。罗艺借势跋扈，与秦王府作对，李世民手下的人跑到他的营地，他竟然无故殴击。后来被高祖李渊调出京师，镇守泾州。

王君廓

李世民即位后，为了稳住罗艺，任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可是罗艺仍“惧不自安”，遂诈言检阅武装，会集各路军队，率军离开泾州赴幽州。幽州太守赵慈皓不知罗艺谋反，出城拜谒，罗艺乘势开人幽州。李世民闻报，即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大将军尉迟敬德率众讨伐。讨伐大军还未到达，赵慈皓与统军杨岌便合谋赶走罗艺。罗艺察觉，将赵慈皓关入狱中。城外的杨岌发兵攻打罗艺，罗艺大败，抛下妻子儿女，急急忙忙率数百骑逃往突厥。行至宁州界时，罗艺被自己身边的人所杀，传首京师。罗艺的叛乱就这样迅速失败了。至此，太子集团残余的武装力量基本全被清除了。

太子集团中还有许多谋士，如魏徵、王珪、韦挺等人，都是些颇具才干的有识之士，并且都为建成、元吉出谋划策加害过李世民。但李世民并没有追究他们之前的所为，反而任命他们三人同为谏议大夫。

罗艺

昭陵六骏为唐太宗昭陵前的六匹骏马的浮雕石刻。六匹骏马随太宗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以西域国语命名。建昭陵时,太宗下令将其刻石,并亲自作诗六首命书法家欧阳询抄录,刻于每匹骏马之碑上。

秦叔宝

魏徵、王珪等人受到重用，为医治玄武门事变的后遗症，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其他太子集团的余党纷纷归附。李世民之所以宽免、重用魏徵等人，除了为安抚太子集团的残余势力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招抚山东的豪杰之士。隋末唐初的所谓山东豪杰，其代表人物或是豪强地主，或是农民军领袖，而其下层群众则大多是铤而走险的失业农民，他们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往往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在角逐中的争夺对象。

王珪

在反隋斗争中，他们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农民起义武装;以窦建德、刘黑闼为首领的河北豪杰，以翟让、李密、徐世勋(李世勋)为首领的河南豪杰，以秦叔宝、程咬金(程知节)、辅公柘、杜伏威等为代表的山东豪杰。其中以窦建德、刘黑闼的河北豪杰的社会基础最为深厚，势力最为兴盛，持续的时间最久。翟让、李密和辅公柘、杜伏威两支起义力量先后被唐军镇压或者招抚，基本上被唐廷所控制，其大部分将领，如徐世勋、秦叔宝、程知节、张亮等人后来都成了秦府集团的骨干。张亮曾受李世民密令在洛阳“阴引山东豪杰”，扩充自己的势力。

程咬金

窦建德农民军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们在隋亡以后，一直是同李唐争夺天下的强大武装力量。他们没有像李密、徐世勋等人那样归附唐王朝，而是一直在同唐军交战，屡败屡战。窦建德被俘后，送至长安惨遭杀害，但其部刘黑闼又数次起兵反唐。由于窦建德在河北地区有很深的群众基础，而李渊对河北地区的“山东豪杰”又一直坚持残酷的镇压政策，因此唐王朝和河北地区各种势力一直矛盾不断。

魏徵

所有这一切，使李世民深深感到，要消除河北地区的隐患，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最根本的办法是进行安抚政策，而能够胜任这一使命的只有魏徵。魏徵曾是窦建德的部下，而且李建成出兵平定刘黑闼之时，曾劝他对河北地区辅以安抚的手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因而与河北地区的势力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于是，李世民派魏徵到河北安抚民众，魏徵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他的努力安抚下，河北的局势一直比较稳定。

李世民

在稳定各地局面的同时，李世民也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宰相班底。除了前面所说，重用太子建成旧臣以外，他还贬逐了高祖时的老臣裴寂，并提拔秦王府的旧部下。到了贞观四年(630年)，经过多次反复的过程，他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央政权机构的改组，以房玄龄为左仆射、李靖为右仆射、温彦博为中书令、王珪为侍中、魏徵为秘书监、戴胄为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兵部尚书。这样，群贤毕集，个个精明强干，房玄龄是“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李靖是“才兼文武，出将人相”，温彦博是“敷奏详明，出纳惟允”，王珪是“激浊扬清，嫉恶好善”，戴胄更是“处繁治剧，众务毕举”，魏徵则是“耻君不及尧舜，以沛争为己任”。他们各守其职，一同为“贞观之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