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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国你问一个人，有没有信仰？答案真是五花八门的，就算回答：“有”，你让他仔细说说，他也说不出所以然。

这倒不是马列主义教育的结果，往历史里深究，中国人从古至今就这样。

初一十五了，或者要祭祖了，或者遇到不顺了，就去庙里上香三炷，再撒点钱，和佛菩萨做个交易，交换一个祈求平安的愿望，但也不强求。愿望实现了，念一声：“阿弥陀佛”，如果不成，换个玉皇大帝再试试，再不成，那就打心眼里觉得都是骗人的，是迷信。

（民众求神场景）

整个过程都充满着现实主义的色彩，但这的确是中国人普世化的信仰观。

如果要讨论为什么在中国，神权无法压制王权，那就要去翻翻历史，看看那些与神共处的年代，我们和神的关系，以及求神拜佛的中国人到底在想什么？

一、王，是天地万物之灵

《尚书·秦誓》中有这么一句话：“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荀子也说：“人最为天下贵”，都是将人放在天地万物之首，金字塔顶端的最高位，何况是统治人类的君王。

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人是有点“人神”傻傻不分的，那时帝王的威慑力，也全来自于神的光环。与其说那时的人是万物之灵，不如说那时的大王是奉天承运的天之骄子。

当时，王位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王宫里的贵族之间也都有着血缘关系，王宫贵族和外面的平民之间鲜有接触，所以王权就自戴一层“神秘面纱”。

古时候，人类社会生产力极薄弱，面临大自然各种洗礼，手无缚鸡之力的劳动人民，就只能靠求神拜佛，遇到难事，靠占卜，或祭祀与灵界沟通。

（商代的甲骨占卜）

悲催的是，又弱又穷的人们，哪里有多余的物资，做祭祀占卜的仪式，所以那些生活在王宫里的人，就变成了通神的媒介。特别是最神秘的大王，不仅拥有财富，还拥有着与神对话的权利，只有他才能借神的力量，解决民生问题。

慢慢地，大王就成了天神派给人类的指定候选人，君权神授的概念逐渐形成。商朝很迷信，王的权利被神化，又是国家唯一的保护伞，民众也心甘情愿，将所有的敬畏之心奉上。

（被神化的纣王）

不过在中国的王权神授时代，神权只以意识层面存在着，他并没有一个代表神权的组织，去影响王权做决定。

授权者和执行者合二为一，这也是中国统治者聪明的地方，总是将权力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二、人定胜天，护佑中华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走过商周，中国人就发现求神办事需要付出太多，而且并不保证结果。

佛不渡人人自渡，渐渐地大家遇到问题，不再先求老天，而是想办法自己解决，逐渐开创出了一条“人定胜天”的定律，自此，中国人就一路开挂了。

自己研究观测天象的方法，考察地理，制作草药，掌握自然灾害的规律。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想要什么都自己造。

（中国的四大发明图）

医治疾病可以查《黄帝内经》《本草纲目》，要发展农业就开凿大运河，用郭守敬的《授时历》指导农田耕种。

军事方面，要预防外敌侵略，就筑起了万里长城。

农业和医学，天文和数学，是中国古代最发达的自然学科，可以说是任何同期的其他国家都比不上。

统治者们要治国平天下，就去学习孔孟老庄的思想，不论是小到为人处事，行为礼仪，大到道德标准，治国安邦的方针，这些哲学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底蕴和根基。

（中国古圣先贤图）

中国历朝历代人才辈出，又很擅长从历史获得经验值，早早就将各种精髓记载下来，并代代相传，这更让一批批后人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变得越来越强。

试问这样一个很强悍的民族，神的加持还重要么？

套用现在流行的话，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朝内观”，以实现自我价值，而神只能静静坐在神坛上，成为一种精神文化，一种习俗，与现实的权力搭不上关系。

另外有意思的是，全世界，大概只在中国，会有一部神话，叫《封神演义》，讲的是由人来封神的过程，而且每个神也都是历史上真实的帝王将相，由此可见，在中国人心里，到底信不信神？应该是不信的，中国人更相信自己。

（名著《封神演义》）

那中国的统治者们到底信不信神？

应该也是不信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利用宗教文化的精神概念去锁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宗教与神明只是一种维护权利的工具。

三、神权是治国好帮手

“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人性复杂，要统一管理非常不容易，中国王权们发现与其自己说教，不如借用宗教思想，去影响和控制民众的思想。

统治者最擅长使用一边“引”，一边“压”的方式，将神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得神权只能为王权服务，而不能超越王权的高度。

这一技巧被运用到极致的，要数唐朝。众所周知，唐代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国门开放，丝绸之路带来了伊斯兰教，而东方主流的儒，道，佛学思想也是平等共存。

表面上看，这是统治者对文化的包容，其实是王权利用宗教势力的互相牵制，而暗布的制衡方式。

（唐朝的乐山大佛）

开国皇帝李渊为了维护统治，说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人，所以首先以道为尊。而后其他李唐皇帝们发现佛教文化的宗旨是，六道轮回，因果不虚，劝人慈悲向善，那就借用佛学的宗旨让人民思想趋于稳定和安乐，知足向善。儒家思想非常看重国与民的关系，看重君与臣的关系，尊崇礼仪，谦让。

于是儒家的礼，道家的真，佛家的戒，三教并行的政策，成就了唐朝的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也成就了帝王们稳住自己权利的愿望。

在三教并行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经济发展之路。

寺院香火旺盛，人流多，促进了当时的旅游业，手工业发展，而国家又将盈利来的钱，用于救济百姓，进一步发展生产，推动社会繁荣，民众体验到了国家给予的“好处”，又会对统治者们感恩戴德，倍加拥护。

（儒释道三教并行图）

顺势牵引宗教文化的传播和推广，用形而上的思维善巧引领了形而下的管理，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治国模式。不过如何平衡和拿捏宗教与王权之间的分寸，也备受统治者关注。

一旦神权势力越来越庞大，影响到政权和利益时，刚刚提到的制衡手段也可被用上，当几大宗教派系明争暗斗时，统治者就顺水推舟，削弱大势力教派，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有了武宗灭佛时期。

四、越权的神一定被灭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在中国，王权是至高无上的。其他人，无论头顶有没有宗教的光环，都不能违背这一点，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就是很好的证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首诗出自杜牧的《江南春》，描写的是南梁时期，爱佛如命的梁武帝, 大规模修建寺庙，推崇佛教到了痴迷的程度，不理朝政，屡次出家，在他的宠溺下，佛教渐渐与政府平分天下，更有甚者以教派的名义侵占粮田和老百姓缴纳的税金。

（梁武帝为自己建立的同泰寺）

梁武帝原本是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但痴迷于佛教后却变得刚愎自用，诸事不问。他独宠佛教，不知不觉将手中的权利赋予了佛教独盛的能力，而他疏于管理的治国态度，又让一些不轨之徒有机可乘，做出了许多伤害民众的事，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

失民者，失天下。

梁武帝这个前车之鉴，给后世皇帝们敲响了警钟，他们不再允许佛教肆无忌惮的发展。

最后甚至因为太厌恶佛教，直接下令僧人还俗，拆掉了寺庙，烧毁了佛像。更有甚者，北周武帝在境内彻底灭掉了佛教。

（三武灭佛图）

纵观历代王朝，崇尚佛教的君主占多数，可一旦宗教出现要凌驾于君权之上的苗头，那统治者的杀伐果，连老天爷也无法阻止。

文章写到这里，不得不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是有资格骄傲的。

中国人自立自强，在风雨中渡过了泱泱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一直秉持低调而强大的气魄，屹立于世界之巅。

有西方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神权没有压倒过王权，可能就是中国强大的秘密。

但其实为中国的强大，来自于人民的智慧与勤劳，乐观与坚韧；来自于中国人尊重历史，珍惜先行者走过的每一步，铭记古圣先贤的每一声教诲。

我们将经验代代相传，又在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每一次重创过后，都不急不躁的继续向前，这是我们炎黄子孙镌刻在骨子里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