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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去世后,独守空房数十年的妻子,终于说出一句著名的怨言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教影响下,我国古人的婚姻大事都是讲究“父母之命,媒之言”,意思是说儿女婚姻大事须经媒人介绍,并最终由父母作主。很显然,这种婚姻制度是极其不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婚姻大事是关系男女终身幸福的大事,仅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将两人结合在一起,往往会酿成爱情悲剧,譬如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梁祝爱情故事既是如此。

任何社会制度都有其时代背景,这种包办婚姻制度在当时的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封建婚姻终将被遗弃。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迎来了一场千古未有的巨变,受新思想影响,人们开始追求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可就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却也有一大批传统女性受害,她们与丈夫结婚,却一生得不到真爱,最终只能在寂寞、孤独中悄然离世。而在这其中就有著名文学家鲁迅的发妻朱安。

鲁迅去世后,独守空房数十年的妻子,终于说出一句著名的怨言

关于一代文豪鲁迅先生的婚姻生活,大家所熟知的都是许广平女士,但其实,在鲁迅与许广平共同生活的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尴尬的人处在两人之间,她就是鲁迅先生在绍兴老家明媒正娶的发妻朱安。朱安出生于一户商人家庭,祖上曾做过知县一类的官员,在当地也算是颇有名望的家庭。只是自幼生长在封建家庭,她和旧中国很多女子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

公元1899年,年已21岁的朱安经亲戚撮合,被许配被给了当地一位祖上也是官宦世家的周家的长孙周树人(鲁迅本名)。当时,朱安的父母对这门亲事非常满意,而早早地被教育成一位深闺小姐的朱安,也没有任何置喙的余地。就这样,她开始在家人的安排下,准备起自己的婚事来。然而,这时的她还不知道,她素未谋面的新郎鲁迅,却不是一个甘愿遵循传统的夫君。鲁迅在外求学期间,就曾多次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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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两家人订亲时鲁迅正在南京新派学堂念书,于是周家人准备待他两年学业完成之后,正式完婚。可没曾想,品学兼优的鲁迅在毕业那年拿到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安的婚事只得推迟,这一推又是5年之久。眼看未过门的媳妇已熬成老姑娘,而作为家中长子的鲁迅又迟迟不提结婚,这让周老夫人操碎了心。于是乎,就出现戏剧性的一幕,周老夫人谎称病重想见儿子,将鲁迅从日本骗回国,并逼着他跟朱安完婚。彼时,朱安已经28岁,而鲁迅时年25岁。

1906年,鲁迅在母亲的主持下同朱安完婚。可仅从相貌来看,朱安实在太难如人意了,她不仅皮肤黝黑,身材娇小,还有一双三寸金莲,给人一种发育不健全的感觉。这些倒还在其次,最关键的在于朱安胸无点墨。对于这样一个新娘,鲁迅既伤心、失望,又身不由己地怀着同情,结婚当天他们竟然都没有圆房。婚后第四天,鲁迅就同二弟周作人踏上赴日的旅途,继续完成他的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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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从鲁迅拒绝跟朱安圆房那刻开始,后者的悲剧就此开始。在此后漫长的30年时间里,朱安空守着“正妻”的名头,默默地等待着丈夫能“回心转意”,可到最后不过是一场空想而已。而对于同是这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鲁迅对妻子朱安并不熟悉更谈不上爱,有的只是照顾的责任。正因如此,事后鲁迅曾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就这样,朱安在绍兴服侍婆母13年时间,1919年又跟随她搬到鲁迅在北京的住所,并负责主持周家家务。在此期间,朱安与鲁迅间也仅维持着形式上的夫妻关系,每天只有两三句日常的对话,此外便绝少有过其他形式的交谈。当时,虽然朱安每日生活在痛苦之中,但她对鲁迅却毫无怨恨之意,对别人提起“丈夫”时,她总是反复地说大先生对自己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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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朱安的辛苦守候并没有换来丈夫的回心转意,在1923年鲁迅赴上海任教期间,鲁迅与学生许广平从师生情谊,迅速发展为挚烈的爱情。不久以后,他们终在上海结成了眷属,并且在两年后,许广平为鲁迅生下独子周海婴。

当鲁迅与许广平同居的消息传到北平后,尽心服侍婆母多年的朱安精神备受打击,情绪极其萎靡。自己默默的守候,并没有换来丈夫的回心转意,这让失落的朱安第一次向别人吐露了心声:“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当然对于朱安心里的苦,鲁迅也能体会到,他曾一度考虑过跟她离婚。然而在那个“礼教吃人”的年代,被丈夫休掉的女人是要遭受鄙夷、唾弃的,结局都十分的悲惨,所以鲁迅自始至终都没有下定决心。事后,虽然两人感情上形同路人,但在家庭生活上鲁迅对朱安还是尽到了义务,他每月都会按时寄给她100银元家用,另外还会单独给朱安10银元的零花,后来还帮助朱安的弟弟在北京谋了一份好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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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义上维持30年的夫妻关系后,鲁迅先生于1936年病逝,时年58岁的朱安只得与周母相依为命。起初,许广平忠实地履行着她“供养”朱安的原则,而朱安也依旧尽力地侍奉鲁迅的母亲。可后来随着周母的去世,加之社会动荡,没有经济来源朱安晚年生活十分清苦,她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即使这样,也常常难以保证。

最终,在晚年生活压力下,她一度想卖掉鲁迅在北京的藏书,并登了广告寻求买主。只是后来,经许广平和鲁迅朋友的多方劝阻才打消了她的念头,至此,这位一生不幸的老人,渐渐了解鲁迅在世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但在鲁迅去世后,这位独守空房数十年的妻子,面对晚年生活的艰苦,终于还是说出了一句著名的怨言:“你们总是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鲁迅去世后,独守空房数十年的妻子,终于说出一句著名的怨言

纵观朱安的一生,她和鲁迅先生的婚姻,无疑是封建时期包办婚姻悲情产物!朱安本性纯善温柔,假如她生在一个更有见识的家庭,也许她的人生会变得完全不同,也许她和鲁迅的婚姻会变得圆满,可惜,现实中朱安只是默默守望,却从未追随。朱安的爱情是悲怆的,她只会把自己困在旧社会的枷锁之中,一生都未解脱!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北平病逝,走完了自己69年的凄苦一生。在临终前,她经常躺在病床上喃喃自语,希望死后能葬在丈夫身边,只可惜这个梦想根本无法实现。朱安死时身边没有亲友照顾,死后葬于北平西直门外保福寺外,只有孤零零一座坟,并没有墓碑留下,令人见后无比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