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在有些领域已经跨入世界前列，谁能想到，仅仅在30年前，我们还是一个整体科技水平落后的国家，当时甚至有人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只需要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就行了。

但我们中国人有志气，科学家王大珩为科技自立自强奔走呼号，不惜“走后门”找到邓小平。

邓小平高瞻远瞩，直接批下了100亿，以推动中国科技发展，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

王大珩

中国光学之父

王大珩出生在日本，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的父亲王应伟当时在日本留学，抱着科学救国的理念，一心学习最终成长为出色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

1929年，王应伟回国在青岛气象台任职，王大珩在青岛礼贤中学读书，课余时间他总会去气象台，在父亲的引导下观测天文气象，小小年纪的他就这样开始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天文观测非常依赖光学仪器，王应伟每每叹气说，由于中国不能制造精密光学设备，要完全依赖外国，这话被王大珩暗暗记在心里，这为他从事中国的光学仪器研究和制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大珩

他满怀理想，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并于1938年获得公费留学资格，进入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深造，获得光学专业硕士学位。

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军事上有着重要作用的光学玻璃制造越发受到重视，王大珩决心要为中国掌握这项技术，便转到谢菲尔德大学学习光学玻璃制造。

1948年5月，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学成归国的王大珩，受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先生的邀请，开始从事光学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王大珩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留在祖国大陆，参与大连理工大学的创建工作，并担任应用物理系主任。

王大珩等人

当时国家一穷二白，虽然有光学，却造不出一块光学玻璃。

1951年，在钱三强等人的大力推荐下，王大珩开始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也就是后来的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这里成为中国光学人才的摇篮。

仪器馆的原址是一片战争留下的废墟，当时王大珩带着28名助手，清理废墟，填平弹坑，硬是用双手在千疮百孔的土地上开辟出几间房屋，然后从旧货市场淘换日本人丢下的天平秤、显微镜等，从无到有，为中国的光学工业拓荒。

对于这段经历，王大珩动情地说：“我就是冲着‘没有’这两个字来的。如果中国‘有’，从前我也许就不会那么孜孜以求了。”

这就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担当和作为，他们从来不会等靠要，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正是他们的这份坚持，才使新生的共和国能在西方的技术封锁中傲然挺立。

王大珩

没有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国家能够给予的支持只有1400万斤小米，王大珩团队克服各种困难，陆续建立起3个实验室和2个实验工厂，逐渐发展为中国光学事业的龙头和骨干。

1953年12月，中国科学院仪器馆试制出第一埚光学玻璃，取得了零的突破。

此后王大珩持续攻关，到1958年已经结出累累硕果，包括经纬仪、夜视仪、电子显微镜、多臂投影仪和有色光学玻璃等，被《人民日报》形象地概括为“八大件、一个汤”。

光学广泛应用在各个科学领域，当“两弹一星”项目上马时，王大珩又带领团队转向国防工业，研发了可以抓拍原子弹爆炸的高速摄像机，可以测算导弹轨迹的大型靶场设备，以及对地观测卫星上使用的观测系统。

“两弹一星”也奠定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基础，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制的电影经纬仪等先进设备创造性地解决了航天测量中的一系列技术难题，王大珩因此获得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仪器

唯一一次走后门

王大珩不仅仅是一位实用型科学家，也是一位有眼界有见识的战略型科学家。

上世纪80年代，高新技术领域迎来一波发展热潮，世界主要国家相继提出了各自的战略计划，最典型的如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

时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部长的王大珩，在参加完国家科委牵头的中美合作研讨会后，意识到中国也要有自己的对策，不然就会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距离，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下风。

然而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举国体制松动，国家的主要精力要用来发展经济，因此有一部分人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金发展科技，不如先把经济搞上来，直接从西方国家引进就是了。

王大珩

这就是当时一种很流行的说法“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而对于王大珩这些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来说，这话根本不值一驳，毕竟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国人用百年屈辱史换来的教训。

经过深思熟虑，王大珩撰写了一份关于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书，然后与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三位科学家一起斟酌，报告中忧心忡忡地指出：

“当今综合国力的竞争非常激烈，稍有懈怠，就会落后于人。现在不抓起来，以后恐怕就翻不了身了。”

王大珩心情急切，知道如果走正常流程，这个建议书要经过层层审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送达最高决策层。

王大珩想到了同样在科学部工作的张宏，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邓小平的女婿，从不走后门的王大珩走了他人生中唯一一个后门，请张宏把建议书尽快送到邓小平手里。

王大珩

其实王大珩与邓小平早有渊源，1964年，邓小平来到长春，在王大珩的陪同下视察了光学研究所，对团队的科研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只是后来他们二人都遇到了波折，再次见面已经是在1977年的科学大会上。

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提出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因此对王大珩的建议非常支持，短短两天后就做出批示，要求从速办理。

1986年3月，经过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讨论，国家正式出台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调拨100亿元用于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根据出台的时间简称为“863计划”。

“863计划”着力于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新材料、能源、激光等七个高技术领域，实施30年来，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使我国的科研水平始终紧跟世界前沿。

随着2016年新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提出，“863计划”完成了历史使命。

王大珩

严谨治学为国育才

从创办长春光机学院开始，王大珩就贯彻了非常先进的办学理念，提出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学校、研究所、工厂三结合的思路，不要说在几十年前，就算在现在，也符合科技成果转化的要求。

学院的教授参与科研项目，校办工厂作为学生实习基地，与全国五个光学机械所展开合作，在先进办学理念的指导下，学校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桃李满天下。

即使取得了这样那样的成就，王大珩仍然以身作则，对学生对自己对学问严格要求，做到不骄不躁一丝不苟。

比如他最看重的学生蒋筑英，独立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光学函数测试仪，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赞扬，本来蒋筑英被安排在全国光学大会上做发言。

王大珩

但最后由王大珩决定改为了书面报告，理由是那时候蒋筑英还很年轻，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产生骄傲情绪。

蒋筑英英年早逝以后，同事们整理他的资料时，称他为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王大珩在审阅时，把“著名”之类的形容词全部划掉，他说著名不著名，要由国家和人民评价，自己说了不算。

他的另一位学生赵文兴准备发表一篇文章，为了表达对老师的致敬，将王大珩的名字写在最前面，作为第一作者。

王大珩看到后，认为文章的主要观点虽然是自己提出的，但没有来得及做实验，证明过程都是赵文兴的劳动成果，于是动手把自己的名字列在后面，谁知在定稿时赵文兴又改了回来。

王大珩

这时王大珩严肃了起来，他认为如果仗着导师的身份，没有做实际工作就把名字署在前面，是有失人格的，导师应该言传身教告诉学生，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在他的坚持下，最后还是把署名顺序改掉了。

王大珩还一再要求别人不要称自己为“中国光学之父”，他曾非常认真地说：“叫开拓者或奠基人，我可以接受，但如果说是中国光学之父，那我的恩师叶企孙，又该怎么称呼呢？”

退休以后，王大珩却坚持着终身学习的精神，在信息时代到来后，他以古稀之年自学编成语言，说自己是个计算机盲，如果不认真学习，知识结构就要落伍了，这种精神尤其值得现代的年轻人学习。

王大珩

王大珩除了推动“863计划”外，也时时关心其他领域的科学发展，2003年，他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了发展国产大飞机的建议。

2007年，又提出了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的建议，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

他身上对祖国的赤子丹心，和对科学真理的孜孜以求，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11年，他在病榻上去世，享年97岁，把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光学事业。

参考资料

学习时报.《王大珩：提出“863计划”的战略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