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博士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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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汉武帝时期，中国汉代杰出外交家张骞先后两次前往西域，开辟了一条陆上的“丝绸之路”

自东汉以来，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曾三度中断，直至班固前往西域，才再次恢复了“丝绸之路”。

班超父子二人在西域经营了长达数十年，为丝绸之路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所以，人们可以不分昼夜地奔走于驿站之间。胡贩客们，每日都在交易经商。这使得“丝绸之路”成了沟通欧亚的一条纽带。

汉代的使节和商贾向西方进发，而西域的使节向东方进发。

中国的丝绸由长安开始，经甘肃、新疆，再经中亚、西亚，最后进入欧洲。

与此同时，西域诸国也通过丝绸之路，向汉朝输送了大量的天材地宝，而且，在输送的过程中，西域诸国还遣派出了许多的质子，其中不乏一些皇亲国戚，以及一些世家大族。

在这里质子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们既是丝绸之路上一种特殊的“商品”，又是汉人和少数民族之间互通的文化使者，以及政治方面的外交使臣。

两汉时期质子的时代背景

在西汉初期，由于连年的战争，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民不聊生，大饥荒，人相食，死伤过半，自天子不能备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在这种情况下，当权者只能采取“养精蓄锐，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

之后，在“文景之治”的影响下，汉武帝时期，国力日渐强盛，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交往日益密切。

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汉武帝一改被动的边境政策，采取了以武破疆的策略。于是，他派张骞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打开了一条陆地通道。

这里的“西域”是指从玉门关、阳关以西到五十多个小国的总称。

在张骞出使之前，大部分国家都被匈奴控制和奴役。

“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而西域则成为了匈奴进攻中原的战略基地，对汉王朝边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汉武帝登基后，与匈奴作战屡战屡胜，匈奴主力元气大伤，被迫退守漠北，西汉在西域建立了极强的统治地位。

西域诸国被中原发达的政治体制、经济文化所吸引，以“纳质内属”的形式向汉靠拢，以求发展，但又畏惧于强汉的强大势力。

随着丝绸之路的出现，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与货物交换也越来越频繁。

两汉时期的质子活动

一、质子的国家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南越是汉朝时期最早接受向其遣质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位向汉朝遣质的西南小国。

在汉武帝建元六年期间，闽越开始向南越入侵，汉武帝为了报德而派兵讨伐闽越，南越国王胡遣其太子随助入侍汉朝。

随后，这位太子成为了继位南越王胡成的婴齐。婴齐继位后，也遣送子弟入宿卫汉朝。随着汉朝通西域，西域诸国纷纷向汉朝遣送质子，其中楼兰是最早的一个。

在汉武帝元封三年时，赵破奴和王恢奉命攻打楼兰和姑师，俘虏了楼兰国王，攻陷了姑师。不过，由于楼兰向汉朝贡献了质子，这引来了匈奴的进攻。楼兰又遣送一个儿子作为匈奴的质子，同时也遣送一个儿子作为汉朝的质子。

除了楼兰，还有许多西域国家向汉朝遣送质子，例如扜弥、大宛、鄯善、于阗、疏勒等。

虽然以上这些国家都向汉朝遣送了质子，但仍有可能有其他国家也遣送了质子，需要进一步的历史文献证实。

在东汉和帝时期，班超担任西域都护，他的经营使得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纳质内属于汉朝，这与《汉书·西域传》中所记载的“西域分至五十余国”是一致的。

班超还曾到达西域的大月氏和车师，为汉朝开拓新的西域贸易路线。这些外交和商业活动不仅增加了汉朝的统治范围，也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据历史文献记载，丝绸之路开通后，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向汉朝派遣质子，成为中央政府和边疆民族之间交往的一种常态。

建立藩属关系后，新的领袖继位必须派遣质子入宿卫，以示忠诚和尊重。其中，匈奴是向汉朝派遣质子最多的民族，东汉时期更是先后向汉朝派遣了十八批质子。

乌桓和鲜卑也分别向汉朝派遣了质子。西域诸国同样是数量较多的派遣者之一。

由于轮换制度的存在，新旧质子经常在前往和返回的道路上相遇。这种质子制度不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有助于中央政府了解各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从而更好地统治和管理边疆。

二、质子的身份

在中国古代“质子”是一种特殊的人质制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

遣质的目的是通过人身抵押来获取索质方的信任，以达到盟约协议的目的。

因此，质子的身份选择非常讲究，其身份必须是能够“累其心”之人，以增强信任和约束力，使遣质方有所顾忌，不敢轻易违背约定。

据历史文献《汉书》、《后汉书》等记载，汉代向中央派遣质子的身份一般是少数民族政权的领袖、部落酋长、王室成员等。

其中不乏一些王室贵族的子弟，甚至有些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在汉朝宫廷随时可以见到少数民族的质子，一旦与汉朝建立这样的藩属关系，新的继位者继位之后必须再次派遣质子入侍。

因此，质子的身份显得尤为重要，它属于一种特殊的人质，代表着其所在政权与汉朝之间的藩属关系。

三、质子的居所和管理机构

在汉代时期，由于大量质子的存在，汉王朝建有专门的场所来安置他们。在中央和地方都建有这样的场所，以便于管理。

据文献记载，长安城内建有蛮夷邸，这是一个专门馆待边疆少数民族人员的场所，位于“长安城内稾街”。

在唐代，有“鸿胪客馆”用于馆待入京的四夷蕃客。除了蛮夷邸之外，还有一些质子被留在边地，有专门的住所，被称为“质馆”。

在宋代时期，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政府建立了一些专门的质子居所，称为“纳质院”。这些居所是专门用来关押来自各族的质子的。

纳质院的建立，一方面可以加强中央对质子的监督和管理，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来吸引和保护质子，从而稳定双方的关系。

在两汉时期，质子的管理职责主要由典属国、大鸿胪、尚书主客曹和谒者等机构负责。这些机构是负责处理与少数民族之间政治、外交关系的机构。

在典属国被撤销之后，大鸿胪接管了质子的管理职责。同时，尚书主客曹也承担了相应的职责，主要负责接待及迎送质子。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方机构如缘边州郡等也承担了类似的职责。质子也可以通过西域都护、使匈奴中郎将等“持节使者”迎送入朝。这些机构相互协作，确保质子得到合适的待遇并被妥善管理。

质子制度对丝绸之路的影响

质子制度在汉朝时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具，用于加强中央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和管理。虽然“纳质称臣”、“入侍为质”等做法可能存在一定的民族歧视和压迫色彩，但相对于战争而言，这些做法的代价相对较小，而且收益较大。同时，中央政府也积极发展西域地区，加强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联系，这不仅促进了双方的交流，也为丝绸之路创造了相对安定的边境环境。

一、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和平相处，客观上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保障

质子制度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中央王朝接受质子也不仅仅是作为要挟的手段。

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唐代以后，纳质都是少数民族内部属于朝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纳质各国需要履行相应的义务，除了遣送质子外，还要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定期进贡，战时助粮助兵等。

尽管断匈奴“右臂”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动机，但是丝绸之路开通后，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畴。

西汉政府利用质子手段，成功拆散了匈奴与西域的联盟，接着进一步利用后者牵制、打击前者，巩固了边境的胜利。

西域都护设立后，西域属国都归它保护和管理，臣服各国不再频繁侵扰中央政权的边境，商旅往来也得到保护，丝绸之路才真正畅通起来。随着匈奴势力的削弱，尤其是汉宣帝时五单于争立，匈奴内部四分五裂，呼韩邪单于迫于形势危急称臣附汉，遣子入侍奉献，与之对立的郅支单于“亦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汉匈之争得以偃旗息鼓。

此后几十年间，汉匈一直保持着友好和睦关系，丝绸之路也得以长时间全线畅通。

二、质子是巩固贸易关系的一种策略，贸易往来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发展和经济繁荣

质子作为一种巩固贸易关系的策略，不仅是一种政治活动，更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来说，他们自愿向中原王朝遣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经济需求。

在遣质的同时，各国也要履行朝贡义务，进贡牲畜、皮革等物品，以获取汉王朝更加丰厚的赏赐。

这些物品中，除了官袍、金银等珍贵品外，更多的是粮食、丝绸、茶叶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深受少数民族的喜爱。

当仅靠朝贡所得难以满足人民的需要时，互通有无的贸易关系必然发生。随质子来京的人员中，有不少是游商走贩，和平相处的关系为他们经商提供了机会。

同时，为表示恩宠，中央也会采取一些有吸引力的措施，如开通边境互市，鼓励多边贸易活动的发生，以促进经济的互通有无。

这样的措施吸引了更多的商人和贸易商前来，使得贸易活动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推广和发展。

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一些专为慕利而入仕的国家，如康居。

汉成帝时，康居遣子贡献，却十分蛮横骄纵，都护郭舜一语道破：“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

这说明康居之所以遣贡是为了进行贸易活动。丝路畅通后，大量中原物产流入周边，满足了边地人民的各种生活需要，同时也使得西域的各种物产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改善了中原的物质生活面貌。

纳质内属为各族人民创造了和平相处的环境和安定的生活，农业、游牧业、手工业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丝路沿线的各个城市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和繁荣。

三、质子制度的确立，加速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碰撞与融合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当不同文化相遇时，难免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碰撞和冲突。

质子制度和朝贡体系的建立，加速了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和创新。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各国的技术、文化、艺术和宗教逐步传入中原地区，汉文化受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在音乐、娱乐、建筑和服饰等方面变得更加多样化、富有活力。

特别是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边疆各少数民族也逐渐汉化。汉王朝的政治制度、礼仪文明和风俗习惯对边疆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对先进汉文化的仰慕和积极吸收，才促进了自身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促进了汉文化圈的形成，并将边疆文化传播到中原地区，推动了汉文化的丰富和繁荣。

此外，文化交流不仅存在于中原和少数民族之间，也在多民族和部落之间进行，为各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结语

质子制度的确立，让各国质子和随从人员穿越千山万水，跨越中原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鸿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为促进中外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客观上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

然而，这种质子制度的实施是建立在汉朝强盛的国力基础之上的。

如果失去这种强大后盾，管理西域将变得困难重重，丝绸之路也会受到影响。在东汉时期，中原和西域之间不稳定的关系反映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普遍规律，质子制度成为除了武力征服之外的重要控制手段，同时也见证了两汉历史的盛衰。

【参考文献】

1.杨联，《国史上的人质》，《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

2.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3.《后汉书》，《西域传》.

4.《汉书》，《匈奴传下》.

5.《汉书》，《康居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