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普罗的独白

编辑|巴普罗的独白

无论古典作家的态度如何，提比略治下罗马帝国的和平局面无可置疑。

提比略没有试图扩展帝国疆域，而是满足于巩固罗马对其现有领土的控制，他在位期间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军事成就可供宣扬。

承平态势

事实上，提比略长达23年的统治时期内，只出现1次军团调动，即公元20年西班牙第九军团调往北非。仅仅4年之后，西班牙第九军团就返回了潘诺尼亚。

此外，根据现有资料，提比略在位期间，仅授予1次“英白拉特”称号（布莱苏斯），1次凯旋式（日耳曼尼库斯），1次小凯旋式（德鲁苏斯）以及7次凯旋勋章。这些都足以证明提比略治下军事活动频率低，帝国社会总体上的承平态势。

奥古斯都的军事改革和治军方略对罗马社会安定，军队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历史学家们论及后来的种种危害，正是于奥古斯都时代埋下隐患。

普林尼的记载暗示，奥古斯都晚年受困于伊利里库姆大起义，曾经一度企图自杀，可见奥古斯都晚年边境形势的严峻程度。奥古斯都死后，罗马帝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根基不稳，提比略边境政策的实施，确保了总体上和平环境，这对帝国具有重要的巩固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提比略的统治也代表了对奥古斯都元首制辛苦和有价值的补充。提比略边境政策对罗马国家的第二个影响，是国库充盈。边境动乱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提比略元首制下，各行省内部普遍享有和平，并且日益繁荣。

提比略边境政策不仅成功消弭帝国边境动乱，确保帝国各地经济正常发展，而且极大地规避了不必要的战争所带来的巨额军费支出。

根据苏维托尼乌斯记载，奥古斯都去世时，帝国国库仅剩余1.5亿塞斯特提乌斯。而作为对比，提比略死后却留下了27亿塞斯特提乌斯的巨额遗产。

这相当于提比略在位期间，帝国国库平均每年都有1亿塞斯特提乌斯以上的盈余，而这一数额，几乎等同于奥古斯都40余年统治的总计剩余，可见提比略时代帝国财政之富足，以及奥古斯都时代帝国财政之匮乏。

提比略的巨额遗产，主要归功于其治下经济紧缩的财政政策。塔西佗曾明确指出，提比略规定不许给各行省增加负担，以免扰乱地方秩序。这表明，提比略治下，帝国国库充盈并非横征暴敛所致。

与此同时，作为罗马年度支出最大的一项，军费在提比略时代长期维持在低水准，这为帝国财政节省了大量支出。根据狄奥记载，梅塞纳斯（GaiusCilniusMaecenas）曾经向奥古斯都建言：

【对你而言，估算税收收入以及可预见的从矿山或其他方面所获的收益，是合理的。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再次估算军费开支以及治理国家所需的其他开支，并且加以平衡。除此之外，还需要计算突发战事或其他任何紧急事件的必要开支。】

据梅塞纳斯的言论可知，罗马统治阶层显然清楚地意识到军费开支是罗马财政收入的主要支出，也表明了职业军队的建立与军事战争的持续势必对传统共和国时期的财政体系造成冲击。

这一局面的出现，需要奥古斯都引进新的财政政策，平衡帝国财政收入与军费支出的预算。尽管如此，帝国军事活动仍然是在一种漏洞百出、极不稳定的财政背景之下运作的。

根据霍普金斯（KeithHopkins）估算，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年度军费支出约为4.5亿塞斯特提乌斯，而这一数据是建立在罗马年度可支配收入约为7亿塞斯特提乌斯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军费占罗马帝国年度收入的比例高达60%。

如此之高的军费支出，对罗马国家显然是一个沉重负担。相较而言，提比略的边境政策意味着对外军事活动长期消停。自公元16年终止日耳曼战争后，提比略再未对外用兵，征服活动偃息20年，所节省的军费支出必定数额斐然。

此外，有数据显示，将一个军团从帝国一端调动到另一端，仅运输成本就会使帝国年度军费预算上升近0.5%。这意味着单个军团一次长距离行军，需要耗费约200万塞斯特提乌斯。考虑到帝国资源的有限性，这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

提比略整个统治期间，军团调动只有1次，相比之下，军事活动密集的时代，必然意味着频繁的军队调动，而仅此一项，就会使国家财政支出显著增加。

除运输成本之外，战时军需给养、道路修建、装备牲畜，以及随战争而来胜利后的庆典、纪念工程和失败后的直接损失，都需要巨额经费的支撑，其真实成本难以估量。

通过抑制军事活动的频率与规模，提比略节省了大量军费，这对元首制初期财政体系尚不稳定的帝国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因为帝国国库充盈，提比略才得以在公元33年，直接从国库拨款1亿塞斯特提乌斯投入市场，缓解因现金短缺而引起的金融危机。

此外，提比略还在在赈灾方面投入了大量金钱。公元17年，亚细亚发生地震，一夜之间12座城市被摧毁。普林尼宣称，这是“人类记忆中最大的地震”。

为抗震救灾，提比略豁免所有受灾地区5年的全部租税，并从国库中拨款救济，仅萨狄斯（Sardis）一个城市就获得1000万塞斯特提乌斯。公元27年，罗马城发生大火，整个凯利阿努斯山（monsCaelianus）毁于一旦。

提比略按照民众的不同损失程度发放补偿金，受灾者无一例外，塔西佗称之为“慷慨的赠赐”。公元36年，罗马城再度发生大火，阿文庭山（monsAventinus）和与之相连的部分马克西穆斯竞技场（CircusMaximus）遭到焚毁，提比略直接斥资1亿塞斯特提乌斯，用以救济受灾群众与重建民众宅邸。

提比略继承了奥古斯都在位时期的税收政策，没有征取任何新的租税。在此基础上，提比略的边境政策，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其治下帝国财政充足。

富足的国家财库，不仅能够保障罗马政府日常支出，推进道路等公共工程的建设，也使得提比略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出资救急，确保帝国体制平稳运转。

消极影响

提比略边境政策虽然实现了帝国总体和平与国库充盈，但同时在一些具体事件中产生了消极影响，延缓了对边境战争与危机的平息，扩大边境战争与危机的波及范围。

在处理边境事务中，提比略过于坚持其边境政策，试图规避战争，这也导致其在应对错综复杂的事态中拖延时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战争与危机的发展势头。

在色雷斯内乱之初，雷司库波利斯挑起分裂战争，劫掠王国东部地区，甚至接连摧毁当地要塞，双方冲突不断。此时的色雷斯形势可谓严峻，但提比略仍然极力避免武力介入，试图以抚慰的态度平息当地动荡，派遣军官责令双方和平解决争端。

这一口头警告，不仅没有调和双方之间的矛盾，反倒为雷司库波利斯施展阴谋提供可趁之机。随后，雷司库波利斯以和平商谈为由，诱骗科提斯进行会晤，将其囚禁并且杀害。

显然，提比略没有及时平息事态，其举措助长了雷司库波利斯的野心，最终导致科提斯被杀，色雷斯全境落入雷司库波利斯之手。在塔克法里纳斯起义过程中，提比略边境政策对起义事态产生的扩大效应同样明显。

塔克法里纳斯发动起义后，采用游击战术，四处劫掠侵袭，给北非地区造成极大困扰。公元21年，布莱苏斯出任阿非利加行省总督，开始以游击战术对抗游击战术，取得奇效，将叛军逐入沙漠深处，并且俘虏了塔克法里纳斯的兄弟。

提比略此时急于重建边境和平，恢复地方正常秩序，误判了北非形势，认为塔克法里纳斯起义已经结束，因此，撤走西班牙第九军团。事实证明，提比略撤走西班牙第九军团的举措，最终造成起义以更大规模卷土重来。

塔克法里纳斯利用这一契机散布谣言，宣称“其他民族也正在瓦解着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军队正逐步从阿非利加撤回”，起义声势比以往更甚，波及范围更加广阔。另外，提比略在东方的克制与外交政策，同样助长了阿尔塔巴努斯的气焰，导致阿尔塔巴努斯愈加横傲。

根据狄奥记载，第二次东方危机中，阿尔塔巴努斯之所以敢于对卡帕多奇亚发起军事威胁，正是因为其此前占据亚美尼亚的行为，没有遭致提比略的报复（τιμωρία）。

这意味着，在第二次东方危机之初，提比略漠视了阿尔塔巴努斯攻占亚美尼亚的军事活动，进而造成东方紧张形势的迅速加剧,扩大东方危机的波及范围。

提比略在危机之初漠视阿尔塔巴努斯行为的原因，恰好在于他在边境外部奉行外交政策，致力于追求和平，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助长了阿尔巴努斯的野心，刺激其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从某种意义而言，这种政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起边境外部势力的挑衅，危及帝国边境安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