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普罗的独白

编辑|巴普罗的独白

追求安定是提比略的个人理念之一，他曾在元老院演讲中说道：“我恳求上天诸神，直到我临死的时候，使我的心田得到宁静”。

在边境政策的施行中，提比略同样致力于维护边境安定，不轻易扰乱边境的正常秩序，确保稳定态势。

保障罗马的真正利益

诚如马什所言，自始至终，提比略都以尽可能少的流血和金钱代价，保障罗马的真正利益。在提比略23年的统治时间内，罗马帝国边境出现一系列战争与危机，但他实现了维护边境安定的目标，消除战争与危机带来的动荡，这对帝国发展和行省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手段灵活。提比略元首制政策总体上遵循奥古斯都，但也并非完全照搬不变。在边境政策的具体施行中，提比略手段富有创意，极具灵活性。在处理边境起义过程中，能够明显发现提比略不同的具体应对方式，公开宽大与秘密处理兼有。

塔克法里纳斯起义时，提比略要求元老院选派具有军事才能的将领担任阿非利加行省总督，以期尽早结束战争。之后，布莱苏斯走马上任，公开对叛军实行宽大措施，加速了塔克法里纳斯起义结束的进程。

与塔克法里纳斯起义中的公开宽大不同，在公元21年高卢起义中，提比略选择不张声势，秘密处理。这一年的帝国形势极为特殊，是年塔克法里纳斯起义、高卢起义、色雷斯起义同时扰乱帝国边境，罗马城谣言四起。

提比略直到起义结束后，才向元老院通知起义的消息，并且拒绝庆祝小凯旋式（ovatio），其目的便是为了淡化起义的消极意义。

同样，为了避免激起民众的战争热情，提比略也试图压制弗里西人起义的负面传闻，封锁罗马军队受损消息，继续保留阿普洛尼乌斯的副帅职务。

提比略边境政策的灵活性，也体现在他对边境外部事务的安排上创新与守旧并存。虽然整体上遵循奥古斯都晚年政策，但鉴于日耳曼战争已经结束，帝国北方边境出现的新形势，要求提比略采取新的措施。

公元19年，提比略将逃往罗马避难的日耳曼部落首领玛罗波杜乌斯和卡图阿尔达（Catualda）的追随者移居到多瑙河对岸，并且指定夸迪人（Quadi）万尼乌斯（Vannius）作为他们的国王。

通过此举，提比略在多瑙河中上游创建了一个相对完备的附庸王国。作为罗马多瑙河边境的守望者，万尼乌斯一直统治到公元50年，这种安排也为后来的历任元首所继承。

提比略边境政策因地区而异，根据情况和突发事件又有所调整。在小亚细亚，科玛盖尼与阿玛努斯被吞并后，划归叙利亚行省，由叙利亚副帅统辖。

卡帕多奇亚则单独组建为新行省，由骑士等级的总督管理，这是首次由骑士等级的官员治理一个如此辽阔的行省（埃及在严格意义上属于元首私人领地）。

卡帕多奇亚作为边境战略要地，面积达8.5万平方千米（相比之下，犹太行省只有2.5万平方千米），传统上应该纳入“皇帝行省”，由大法官等级的副帅统辖，驻扎正规罗马军团。

但鉴于公元17年东方的紧张局势，提比略谨慎整合卡帕多奇亚，没有循规蹈矩在这一战略要地集结军团，只保留少量辅军。提比略的意图，正是为了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被帕提亚人视为武力威胁的行动，通过最小化这一敏感地区的军事安排，防止动荡形势加剧。

在两次东方危机中，提比略也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手段，强硬与克制交替。第一次东方危机，形势虽然严峻，但因为有合适的亚美尼亚王位候选人存在，提比略直接选派亲罗马的阿尔塔克西亚斯，平息帝国东方的紧张局势，没有试图扩大争端。

第二次东方危机，阿尔塔巴努斯骄蛮横傲，对罗马构成军事威胁，提比略采用更为强硬的手段，针对帕提亚国境内外“双管齐下”，捍卫帝国东方利益的同时，沉重打击帕提亚国力，迫使阿尔塔巴努斯以屈服的姿态接受和议。

提比略边境政策的灵活性，适应了不同地区、不同形势的需要，公开宽大与秘密处理兼有，创新与守旧并存，强硬与克制交替。

罗马帝国疆域广袤，边境战争与危机复杂多变，提比略在坚持贯彻抚慰政策与外交政策的同时，因地制宜，顺利平息边境各地的战争与危机，确保帝国内部平稳运转。

对后世帝国的影响

奥古斯都晚年已经意识到帝国资源及现有军队的有限性，因而告诫提比略不要轻易扩张帝国领土。然而，纵观整个奥古斯都时代，其军事政策仍然富有侵略性。

一些古典作家的记载，会对理解奥古斯都政策造成一定误导。苏维托尼乌斯声称：“若无正当或合适的理由，他（奥古斯都）决不对任何民族发动战争，也绝不想花出任何代价去扩大疆域和自己的军事荣耀”。

狄奥也有过类似评论：“奥古斯都按照罗马人的习俗管理臣民领土，允许盟友按照各自的传统方式统治……因此没有进行战争”。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文本是他们写作时代的产物，反映了作者观点，而非对奥古斯都政策的真实描述。

首先，奥古斯都的行为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克制。作为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奥古斯都时代军事活动密集，他为罗马拓展的疆域，超过任何共和国前辈军人和后世皇帝；

其次，奥古斯都同时代的文献资料，反映了当时整个罗马社会的扩张热情，其中最重要的是《自传》。奥古斯都在《自传》中用夸耀性的口吻宣称：

【我拓展了所有行省的边界，这些边界此前居住着尚未臣服于帝国的各族人民……在我的命令和主导下，两支军队几乎同时开进埃塞俄比亚和‘幸福之地’阿拉伯；两个民族的大批军队在战争中被歼灭，许多城镇被占领……在我成为元首之前，罗马人民的军队从未深入潘诺尼亚诸部落。通过我的养子及副帅提比略·尼禄之征服，我将此地诸部落并入罗马帝国；我还将伊利里库姆的边界向前推进，远至多瑙河沿岸。】

奥古斯都在《自传》中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征服伟业，这清楚地表明奥古斯都以征服者的姿态，为自己的扩张成就感到骄傲，并乐于向公众大肆宣传战争胜利和扩张进程。

此外，琼斯(A.H.M.Jones)认为，公元9年之前起草的《自传》早期版本可能会说：“我平定了高卢、西班牙，以及日耳曼地区，以大洋为界，从加迪斯（Gades）延伸至易北河流域（theriverElbe）”，但在瓦卢斯灾祸后，“易北河流域”的说法被简化为更温和的“易北河河口（themouthoftheriverElbe）”。

如果这一推测成立，这表明即便在瓦卢斯灾祸发生后，奥古斯都仍然不忘自己曾经征服日耳曼，在《自传》中对瓦卢斯灾祸闭口不提，对易北河却念念不忘，其自豪之情彰显无遗。

另一个重要的同时代证据，是奥古斯都时代诗人的作品。维吉尔在长篇史诗《埃涅阿斯纪》中如下写道：

【他（奥古斯都）的权威将越过北非的迦拉曼特和印度，直到星河之外，直到太岁和太阳的轨道之外，直到背负苍天的阿特拉斯神在他的肩上转动着繁星万点的天宇的地方……罗马人，你记住，你应当用你的权威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

作为奥古斯都宣传政策的一部分，诗人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帝国主义情绪，真实地映射出当时整个罗马社会盛行的思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服务政权的政治理想。提比略实质性地扭转了罗马的扩张主义倾向。

公元16年日耳曼战争的终结，标志着共和国中期以来罗马对外扩张进程的结束，这构成了罗马历史上一个显著转变。相比于奥古斯都，提比略对帝国边境的形势有着更清晰的认知。尽管提比略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将领，但在帝国边境却坚决推行和平进程。

元首制初期，罗马皇帝没有详细的边境战略规划，提比略的边境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于处理边境战争与危机事务过程中。

但提比略的边境政策，确实抑制了罗马对外扩张的步伐，罗马帝国边境驻军也表现出更多的“内向性”，即致力于边境内部和平的维系，而非对外侵略的扩张态势。

提比略统治期间，罗马沿莱茵河与多瑙河河岸建立的永久军事基地，表明了当时帝国野心的界限：阿尔根托拉图姆(Argentoratum，今法国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温都尼萨。这些军团驻地沿莱茵河与多瑙河西岸分布，以内部监管、外部防卫为己任，直至“扎根”此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