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普罗的独白

编辑|巴普罗的独白

十字军开始前，利沃尼亚原住民既无统一的身份认同，亦无统一的军事组织。

抓住这一特点，十字军采取依靠城镇，与一部分原住民结盟，进而逐一征服、逐个击破的军事策略。

民事管理办法

这种军事策略逐渐衍生出相应的民事管理办法，发展出一套以城镇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十字军的管理模式也成了利沃尼亚的遗产。然而，十字军组建的权力网并未将原住民纳入其中。蒂娜·卡拉指出，在十字军构建的权力结构中，“原住民没有一席之地。”

语言是德意志统治者与原住民之间的天然而显著的隔离带，从语言上看，德语对利沃尼亚的语言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

里霍·格伦塔尔称，尽管德语是利沃尼亚贸易、教育、政治和社会权力的语言，也是利沃尼亚殖民地的语言，但利沃尼亚农民与德意志地主之间存在社会鸿沟，这一社会鸿沟将说德语和说利沃尼亚语言的两个群体分割开来。

一些学者关注利沃尼亚原住民在利沃尼亚基督教化过程中的作用。受洗并不意味着人们从内心接受了天主教，蒂娜·卡拉认为，“直到中世纪晚期，利沃尼亚人才接纳了基督宗教。利沃尼亚十字军不过是为东西两个基督宗教划了一条分界线。”

纵观利沃尼亚基督教化的过程，长剑与《圣经》无处不在，但藉此以为在利沃尼亚基督教化的过程中，原住民完全是被动的会有失偏颇。

恰如丹麦史家托本总结的，“通过不断地发起对波罗的海人的战争，被十字军精神点燃的基督宗教扩张主义者们强迫波罗的海人皈依了基督宗教。波罗的海人自己在基督教化的历史过程中也有自己决定性的话语权。”

有学者认为，基督教化并未打断利沃尼亚本土文化的发展。拉脱维亚大学大安德里斯·席勒认为，13世纪的利沃尼亚十字军运动催生了新的西欧式的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主要由条顿骑士团、里加大主教和四个主教区主导，以基督宗教、城镇、文字、封建制度为其特征。

十字军在政治、宗教和文化上都对利沃尼亚原住民产生了影响，自13世纪以后，原住民与十字军在各种层面上进行了融合。尽管原住民推崇的平等者公社与十字军推崇的土地私有相互抵牾，原住民对自然力的多元崇拜与十字军推崇的一神崇拜也相互矛盾。

但是，西欧殖民者并未打乱利沃尼亚原住民的传统。“利沃尼亚将进口的中世纪(基督宗教封建制)和本土史前(异教酋长)的社会结构结合起来，并在未来的几个世纪建立一种新的共存的社会结构。”“中世纪的利沃尼亚，存在着两种独立的文化和社会。”

拉脱维亚学者罗马斯·雅罗希斯总结二战之后学者对森加尼亚人的考古发掘，进一步推断道，“森加利亚部落正逐步地、自然地发展着，在13世纪后半叶被征服和接受洗礼之前，他们未曾遭受过外敌入侵，森加尼亚人以务农和畜牧维持生计。”

罗马斯·雅罗希斯认为，12世纪末“是利沃尼亚各个部落封建政体成形的最后阶段，”但是这个过程被十字军打断了，罗马斯认为“这是一个本地社会自然发展为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入侵所打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只有立陶宛最终形成了自治的立陶宛大公国。

对利沃尼亚人在十字军战争中的表现，伊娃·艾曼分析认为，利沃尼亚十字军运动期间，拉丁基督教世界对利沃尼亚的异教徒有共同的认知，在基督徒眼中，利沃尼亚的异教徒就是其共同目标。

相反，利沃尼亚的原住民并没有类似的共同目标，利沃尼亚各部落并未翕然将拉丁基督教十字军视作威胁，他们更关心敌对邻里的一举一动，为此不惜与十字军结盟攻伐同胞。

从更广的意义上讲，“因为异教徒缺乏对共同目标的认识，面对基督宗教的冲击，东波罗的海人被撕裂，并被拉向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政治利益，使他们的失败不可避免。”

实际上，伊娃的叙述是有目的地。伊娃对基督宗教内部的分歧视而不见，将眼前的十字军全然视为有组织、有计划的敌人，对比之下，利沃尼亚原住民就成了“受害者”。伊娃是在将原住民建构成历史的“受害者”，而这种建构正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拉脱维亚学者孟提斯·安斯认为，在1290年前的利沃尼亚，骑士团、里加大主教和库罗尼亚主教都没有实权。十字军对利沃尼亚的征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住民的确进行了反抗，但也进行了妥协。

此间，利沃尼亚原住民“卷入了利沃尼亚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变迁的大潮之中，然而在这之中，原住民却不是平等的参与者，他们总感觉自己与土地领主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由此可见，利沃尼亚人在十字军战争发生前后都没有形成民族认同，后世史家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民族国家的起源追溯至13世纪难免有些穿凿附会。卡斯帕斯从军事防御的视角出发，讨论原住民在十字军中的重要性。

卡氏认为，在利沃尼亚十字军运动开始之初，利沃尼亚人在自我防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原住民充当十字军的苦力，为十字军修建城堡和军事工事，以抵御“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

所谓的内敌就是那些没有与十字军合作的原住民，所谓外敌就是不信奉拉丁基督教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

十字军起着类似教员的作用

对利沃尼亚来说，十字军起着类似教员的作用，十字军带来的价值观使分属于不同部落的利沃尼亚人认识到他们是一个整体，在利沃尼亚的防护上，他们应当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

卡氏认为，这种意识出现的时间是13世纪末，这个时候，“外敌”已经基本上不再对利沃尼亚形成威胁了。从卡氏对“内敌”和“外敌”的区分可以看出，其诠释是从民族国家形成这一理路出发的。从结果看，卡氏的论述与德国学者的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综上所述，在论及利沃尼亚基督教化和欧洲化时，一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学者与波罗的海东岸学者之间还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体现在对利沃尼亚原住民的研究上。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两个年轻国家，现实的入欧需求与民族主义的潜流正在博弈。

各个时代都对利沃尼亚十字军运动的历史、《利沃尼亚的亨利编年史》和《利沃尼亚韵律编年史》进行了重构。对历史的重新诠释是对历史的重写，对文本的阐释亦然。

从这个意义上讲，《利沃尼亚的亨利编年史》和《利沃尼亚韵律编年史》这两个文本已经成了失控的文本，由这两个文本和利沃尼亚十字军研究衍生出的话语已经成了骄纵的话语。

文本脱离了原作者的控制，元话语及文本在不断地被檃栝和重塑，这便是失控的文本与骄纵的话语。历史文本是文本中的一种，文本的本质是叙事。

叙事文本多有结构，严格地说，叙事结构是文学作品的特征，但历史文本作为文本中的一种，也带有明显的叙事结构，美国学者海登·怀特考察了历史叙事的结构。

叙事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但叙事却不会成为历史，它始终都是进行时。历史叙事的对象在过去，过去没有暂停和停止，而是分秒相接。相反，叙事文本大多有规模，有开始、中间和结尾，这些故事是“讲述的而非经历的”。

历史文本的编撰不可能是雪泥鸿爪的随意拼接，而是时代话语对阵与交锋的战场。它虽由作者执笔立言，却由时代谱写共奏。历史叙事的取证方式和求真追求使历史文本不同于其它虚构文本，历史文本可以生成历史话语。

历史叙事既可以挖掘和再现历史话语，又能生成和代表新的时代话语。历史文本作为话语的载体，其成为话语须由作者与读者进行共谋和协商。

尽管作者在叙事主题、角度、方式以及史料选择和裁剪上有一定的预构的、诗性的选择权，但历史文本的创作也难逃时空、史料、主题和叙事势能等因素的严格限制。

在探讨近半个世纪以来英语学术界利沃尼亚十字军研究前，有必要简要回溯中世纪至20世纪初，不同时空、不同作者笔下的利沃尼亚十字军运动。总的说来，在中世纪，编年史作者自诩为基督宗教的传教士，担负着传播福音的责任。

启蒙运动时期，在批判的、反中世纪的氛围中，波罗的海十字军在浪漫主义思潮中获得了动力，启蒙时代的作者关注十字军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

19世纪，浪漫主义视域下的波罗的海十字军研究启发了德国的波罗的海裔作者，如恩斯特·塞雷菲姆（ErnstSerephim）和阿斯塔夫·冯·特兰塞赫-罗森克（AstafvonTransehe-Roseneck），这些作者将十字军视为承载着文明的文化之车。

19世纪德国作者的观点刺激了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的民族主义，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学者认为，利沃尼亚十字军运动使其祖先丧失了自由，同时还打断了利沃尼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