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大顺政权，并且率领大军渡过黄河，浩浩荡荡的向北京杀来。而反观明军这面，军心涣散，面对大顺农民军是一触即溃，还有不少地方的明朝守军选择望风而降，这也使得李自成的大军迅速占领山西全省，兵峰不断逼近北京城。

此时的大明王朝彻底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已然无兵可用，无饷可派的崇祯皇帝，选择就此放下帝王颜面，用近乎于“乞讨”的方式，向朝臣们借款以充作军饷，从而能够重新集结部队，抵挡李自成。然而，面对崇祯皇帝自降身份、苦口婆心的劝说，朝臣们却不为之所动，都只是象征性的拿出了少许银两，而这些钱自然是远远无法解决眼前的危机局面。

最终，深知无力回天的崇祯皇帝在绝望中自缢殉国，而在他临终前，也对于朝臣进行了痛彻心底的咒骂：

“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然而，造成如此的君臣之间“离心离德”的局面，并不仅仅全都是大臣们的原因，崇祯也应该为此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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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向大臣们“借钱”，纯属迫不得已。

明朝的财政窘境自万历朝时期的“万历三大征”之后开始，就已经显露无疑。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这一年明朝全年的财政收入约为白银3000万两，勉强能够维持财政的收支平衡。而到了万历朝末期，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明朝开始在辽东战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得国家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局面。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朝仅军费一项的开支就高达2300万两，整个国家已经难以为继了。

到了崇祯皇帝登基后，明朝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一方面，崇祯皇帝在代表江南地主和商业士绅的利益的东林党人的劝谏下，废黜了矿业税和商业税，直接导致了明朝财政收入的进一步缩减，再加上灾患不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北方各地遭受清军不断南下劫掠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当时的北方地区一片糜烂，朝廷的征税能力也在持续减弱，岁入银两已经不足2500万两，远远赶不上支出与消耗。

另一方面，崇祯除了要面对关外的清军外，还要面对着西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这也使得整个国家处于两线作战的局面，财政状况日趋捉襟见肘。

而单单是为了对付关外的清军，崇祯皇帝光“辽饷”就加征了五次，每次都在百万两之巨，百姓早已不堪重负，整个国家也处在财政崩盘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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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于国家缺钱，受到影响最大的无疑便是明朝的军队了。

明清之间有决定性意义的“松锦大战”，正是因为崇祯皇帝迫于国家财政紧缺的制约，急于结束战争，所以一再催促洪承畴出兵进攻，从而使得洪承畴彻底放弃了“且战且守”的“持久之策”，最终在松山被清军围歼，洪承畴本人也在被俘后选择投降清朝。

同样“惨剧”也发生在了孙传庭身上。由于粮饷的短缺，孙传庭所部在辎重、兵器、粮草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还被崇祯催促着出潼关与李自成决战，最终军心涣散、军备不整的明军被打败，孙传庭也战死沙场，从而留下了“传庭死而明亡矣”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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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李自成大军逐渐逼近北京的时候，国库早已是空空如野，于是崇祯只能选择用朝臣“借款”的方式来筹集军饷，以抵御李自成的进攻，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令崇祯失望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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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们荒唐而又滑稽的表现，正是此时明朝君臣之间离心离德的真实写照。

为了让大臣们“慷慨解囊”，崇祯可以说是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谏，甚至一再强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并且希望每位朝臣能够拿出3万两白银，来帮助国家挽救危局。

然而，大臣们的表现却只能用“啼笑皆非”来形容。

内阁首辅魏德藻，竟然只拿出了500两，并且还跪在崇祯面前痛哭流涕，一再哭穷。而有的大臣为了躲避掏钱，竟然身着破衣烂衫，把家里的家具、摆设，甚至是锅碗瓢盆，统统拿到大街上叫卖。还有的官员更为过分，他们在自家门外贴上廉价出售的红纸，表示要举家搬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反而是宫中的太监们，这其中王之心捐款的最多，他一人就拿出了白银1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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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此情此景，崇祯皇帝可以说是失望至极，而最让他感到无奈与愤恨的，还要当属他的岳父、周皇后的父亲周奎了。

崇祯非常清楚自己岳父的实力，所以他希望周奎能拿出来10万两白银，也算是给朝臣们做个表率，从而带动其他人捐钱。可周奎在崇祯面前，除了哭穷，还是哭穷，在崇祯的一再“哀求”下，才勉强同意拿出1万两。

可即便是如此，周奎还要跑到后宫找自己的女儿周皇后诉苦。周皇后是明朝有名的贤后，她对父亲周奎是好言相劝，并且还拿出自己体己的5000两给到周奎，希望周奎以自己的名义捐出来，以不至于让崇祯和周奎都过于难堪。可不曾想，周奎还要从这5000两中扣下2000两，最后只是将13000两白银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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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们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多年的党争，使得这些官员已经将党派的利益看的高于一切。

先是东林党、齐党、楚党、浙党之间进行党争，随后又是东林党与阉党相互倾轧、攻伐、报复，朝堂上早已是乌烟瘴气。而在这长时间的激烈党争中，官员们已然抛弃了正确与否的判断，同时更加放弃了一直遵循的“礼义廉耻”之道。

正如《雍正王朝》中对于“朋党”进行评价时所说的：

“朋比胶固，牢不可破，祸端丛生是其党者。不管贤与不贤就百般庇护，不是一党，不管好与不好就百般攻击，视朋党荣枯为性命，置事实大局于不顾。”

也正是因为如此，官员们想到的只有自身的利益，从而至整个朝廷大局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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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这些朝臣们也不愿再为这个即将覆亡的王朝再进行付出，甚至为之陪葬。

所以，他们想要的首先是保全自己，保全自己的性命，保全自己的财产，保全自己的官位职级与荣华富贵，以至于当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官员们选择的不是以死殉国，而是排着队的向李自成投降效忠。到了在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后，又是这些人再一次排着队的向清朝效忠，场面可谓是极度的滑稽与讽刺。

尤其是周奎，身为国丈，因为女儿嫁给了崇祯皇帝而倍受恩赏与提拔，而他不仅在紧要的关头不肯出钱帮助崇祯，挽救国家，甚至为了自保还主动将前来避难的崇祯太子以及其他皇子亲手交给了李自成。自己的岳父尚且如此，由此也可见，那么崇祯与朝臣之间的离心离德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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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造成这样的局面并不仅仅是明朝官员的责任，崇祯皇帝自己同样是难辞其咎。

首先，崇祯刚愎自用，性格多疑，并且的极不愿承担责任，被他“坑”死的文臣武将不在少数。

崇祯在位十七年，光兵部尚书就换了十五人，其中有两位是让人感觉最“冤”的。

第一位是王洽，“己巳之变”皇太极率兵破关而入包围北京，崇祯不由分说直接将王洽下狱，王洽可谓是莫名其妙的就直接“躺枪”了。第二位陈新甲则更加的可惜，他本是按照崇祯的意图与皇太极议和，结果因为疏忽消息为朝臣所知，随即遭到了极力的反对，崇祯立马“翻脸”不认账，并且将所有责任推卸给了陈新甲，进而将其处死。

实际上，不光是王洽和陈新甲，包括孙传庭、袁崇焕等人都是死在了崇祯的性格缺陷之下，而这也难怪满朝文武会与崇祯离心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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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是崇祯自己太过于“抠门”了。

其实崇祯的“抠门”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国家确实没有钱，于是崇祯自己保持了极为简朴的生活习惯，非常的节约，这一点还是很值得肯定的；而另一方面，就是崇祯太过于看重自己的内帑，根本不舍得花他自己的钱。

李自成逼近北京时，李明睿曾向崇祯提出，让其以祭祀孔庙为由前往山东，随后安排史可法接应，就此完成南迁，而因为担心朝臣们反对，李明睿还要崇祯不要通过户部拨款，而是从大内出钱。这个方案随即遭到了崇祯的拒绝，他要的是朝臣们恳请他南迁，再由户部出钱执行，这样一来崇祯就不会背负逃跑的“骂名”，也不用承担这份责任，同时还能省下来这笔钱。结果，朝堂上无人支持崇祯南迁，全部劝谏其要“君王死社稷”，崇祯不仅没有走成，反而因为想要推卸责任，险些让李明睿成为第二个陈新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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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崇祯由于本身性格上的缺陷以及他的“抠门”，这样极度自私且反复无常的表现，让朝臣们产生了后怕，进而愈发的自私与顾及自保，从而才会出现国家在危难关头崇祯向朝臣借钱，文武百官却无人愿意倾囊为国，反而在此之后纷纷倒戈，拥戴新主的场景。

最终，无力回天的崇祯皇帝，面对已经将北京城重重包围的李自成大军，带着对于满朝官员们的极度愤恨，在煤山自缢，正统明朝就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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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这些朝廷官员们逃过了崇祯的“借钱”，却没有逃过李自成残酷的拷掠。

就在李自成占领北京后，随即封刘宗敏为汝侯，并安排其主持对明朝官吏拷掠索饷。

整个拷掠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残忍，刘宗敏命人特别赶制了五千副夹棍，夹棍上有棱，有铁钉相连，凡不从者，则夹碎手足，同时，命人在门口树立了两根柱子，作为凌迟专用，不少明朝的官员都惨死在了拷掠过程中。前文中提到的崇祯岳父周奎，被严酷拷掠出了足足57万两白银，即便如此，也还是丢掉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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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这样的高压态势下之下，明朝的大臣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拿了出来。最终，刘宗敏仅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拷掠出7000万两白银，并随即铸成数万块银饼，后用骡车运至西安。

要知道70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明朝三年多的财政收入，试想下，如果这些朝臣们能够将其中的一半拿出，来支持崇祯皇帝，来挽救整个大明王朝，那么明朝最后的结局或许真的有可能被改写了，可最终却是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不由得让人倍感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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