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看剧】《我们的日子》：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看我国法律制度的变迁

《我们的日子》以东北锦城市祖孙三代人的生活为视角，讲述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华夏大地，对普通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产生的巨大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生产生活方式改变时，我们的法律制度也随着不断修改、完善。

市场经济制度的变迁

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以计划经济为主基调的背景下，市民的生活物资主要凭粮票、肉票等票据领取，生活物资十分匮乏。迫于生计，少部分人选择铤而走险倒卖生活物资，剧中的王宪安就是代表人物之一。

王宪安自小父母双亡，跟着哥嫂一起生活，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从技校辍学后开始倒卖衣服、电子产品等货物,最终东窗事发入狱。

虽然剧中没有说明王宪安涉嫌什么罪行，只知道王宪安“被关”了很多年。我们从当时的背景可以推测出可能涉嫌投机倒把罪、走私罪。

投机倒把罪：产生于计划经济年代，指行为人以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套购转卖等手段获取利润的行为。根据1979年的刑法规定，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单处罚金或没收财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该罪名已在1997年的刑法中删除。

走私罪：该罪名在1979年的刑法与1997年的刑法中均有规定，但又有所不同。1979年的刑法对走私罪的规定非常笼统，仅规定了立法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1979年的刑法规定显然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局面，因此1997年的刑法将该罪名修改为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了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对普通货物、物品以偷逃关税的数额认定。

市场主体的变迁

在计划经济年代，王宪平等人上班的厂子都是国有的，就连陈美玲的舅舅所在的小卖部也是国营的。剧中，傅莹作为工厂饭堂的工作人员，为改善家里的伙食，每天从单位的饭堂“顺走”一点猪肉、面粉等食材，并最终被厂长开除了。

虽然傅莹当时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那么她是否涉嫌犯罪呢？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分析。

盗窃罪：1979年的刑法对盗窃罪的规定只有数额较大的规定，而不论盗窃次数，对于盗窃次数多，但数额未达到较大标准的，也不作犯罪追究。在70年代末，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立案数额起点为200元。1997年刑法则不仅规定了盗窃数额较大（目前广州标准为3000元）的可以构成盗窃罪，也规定了多次盗窃、入室盗窃、扒窃等行为也可构成盗窃罪。

职务侵占罪：1979年刑法无该罪名的规定。1997年刑法才有了职务侵占的罪名，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贪污罪：1979年刑法将贪污罪列在了“侵犯财产罪”中，体现了对“公共财物”的保护，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的行为。1997年刑法单独规定了“贪污贿赂罪”一章，体现了对公权力的管理与约束，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在犯罪对象上有公共财物、国有财物、本单位财物等。

社会治安的变迁

剧中，周围的人对杨大山的评价为“流氓”，坐过牢，不是好人。据杨大山自己讲述，在其年幼的时候父母离异并各自另行组成新家庭，谁也不要他，他只能依靠自己像“流浪狗”一样生存下来。

伴随着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我国的刑事犯罪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抢劫、抢夺、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持续下降，近年来危险驾驶、扰乱市场秩序等危害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呈上升趋势。

流氓罪：流氓罪属于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属于重点打击范围。1979年刑法规定，流氓罪是指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破坏公共秩序以及其他情节恶劣的行为。1997年刑法已取消该罪名。

遗弃罪：1979年刑法规定，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属于“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1997年刑法对遗弃罪的内容没作改动，但将该罪名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一章中，由此可见，1997年刑法更凸出对被遗弃对象个体的保护。

如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完成全面脱贫攻坚、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时代，黄埔检察也在不断探索满足人民群众新需求、新期待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例如，我们保护自主创新，成立知识产权保护“大联盟”；我们护航民企高质量发展，推行企业“合规制度”改革探索；我们关注弱势群体，积极构建“多元化”司法救助新格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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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孤翁钓雪

编辑丨人

图丨网络

<第20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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