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历代秦王为什么不给商鞅平反？
答：
如果站在秦王的角度来说，确实该给商鞅平反，但对于整个秦国来说，却没多少人希望给商鞅平反。
因为商鞅得罪的人太多了，除了没得罪秦孝公，各个阶级都得罪个遍。
商鞅变法是逆转秦国命运的重要改革，毫不夸张地说，商鞅缔造了整个周代最极致的“法家政治”，但极致的“法”，只能说对秦国统治者产生最大利益，因为法的核心在于“牧民”，这是对统治者以外的所有人赋予义务的政治，根本目的也是为了令统治者集权，变得强大。
而强大，是需要汲取养分的，养分无非就是百姓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又或是上层阶级、贵族积累的权力，因为养分不是凭空产生的，所以具体到商鞅的变法，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这是一场秦王对贵族阶级、百姓阶级的“掠夺”。
这也是商鞅变法的底层逻辑。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不久后，就迎来了他执政一生的重要伙伴：商鞅。
在魏国并不得志而且还有生命危险的商鞅为了让自己能有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他向秦孝公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变法，这些变法，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霸道”来称呼，所以显然是法家之计，但商鞅没想到的是，秦孝公对这些霸道仍然不满意，理由是效果还是太慢了。
秦孝公的数次不满意，让商鞅明白了秦孝公要的变法不仅仅是霸道这么简单，于是商鞅一咬牙，拿出了自己认为最彻底，也是最狠的变法思想献于秦孝公，而秦孝公得到了商鞅的最终版本后，双眼顿时发亮，因为这正是他想要的变法：
“民弱国彊，民彊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
商鞅猜中了秦孝公的心思，其实秦孝公要的未必是秦国全面的增长，而是想在短时间内将自己的力量变得强大，这样做有一个鲜明的“优劣面”，优势在于，如果秦孝公个人能力很强，那么他就能以个人的集权带动秦国变得强盛，而劣势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假如秦孝公个人能力不行，那么这一切被他集中起来的资源，就会成为浪费。
但商鞅认为秦孝公是有能力、魄力的君主，于是他和秦孝公强调“弱民”理论，在他的思维中，强国需要弱民，如果民强则国弱，这种想法最大的弊端在于，将国家和百姓区分开来，其实商鞅说的不是“民强国弱”，而是“民强君弱”，所以为了强君，必须弱民。
这个思想与孟子的“民贵君轻”是截然相反的，可秦孝公却很喜欢。
于是在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下令商鞅主导初次变法，这一次变法乃是商鞅变法的前奏，以《垦草令》为变法大纲，先给整个秦国社会来一针麻醉，猛药还在后头。
确定了“弱民强君”的路线，那么一切变法必然是极大损害百姓利益。
在《垦草令》中，商鞅对底层农民百姓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可以说是把百姓群体得罪了个遍。
一、在生产方式上，商鞅严格执行重农抑商，打击商人群体。
但事实上，商鞅的“抑商”并非是禁止商业发展，而是将经商权聚集到国家的手中，吞噬基层百姓的商业利益，按照商鞅的想法，只要商人失去了卖粮食的权力，那么商人就只能变为农民，勤恳耕种，而百姓也失去了买粮食的渠道，也只能勤恳耕种。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无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商君书》
这个变法的好处在于掠夺了商人的经商利益，并且将商人也逼成了农民的一员，如此一来，整个社会的农业生产力必然会大大提高，而国家的税收也同样增高，这等于秦国就有两个多出来的经济增益。
二、打击所有文化传播渠道，禁止百姓学习知识。
商鞅的弱民之术最受“争议”的一环在于他泯灭民智，在商鞅的眼中看来，百姓的思想很容易被各种理论所影响，虽然当时没有可以传播大量文化的纸质书卷，但游说各地的思想家却是不少，而这些思想家们的很多思想，都让百姓们对自己的人生有启发和思考。
对百姓而言，这是好事，但对统治者而言，这种现象对他们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乱农之民欲农，则草必垦矣。——《商君书》
因此商鞅禁止百姓接触任何学说，只能统一接受勤恳的务农思想，这种办法大大地保证了社会基层的稳定性，也让秦国的经济发生了质变。
三、禁止百姓的一切精神娱乐活动。
虽然周代的社会并不发达，但让百姓们在闲暇之余能够放松的精神活动还是有的，或许没有后来的酒肆、勾栏那么发达，可起码还是能满足百姓的日常生活。
但这一种精神上的娱乐活动，也被商鞅视为“荼毒”农民的关键所在，于是商鞅下令禁止所有的“声服”在民间传递，不允许影响百姓的生产，只要这些声服消失了，百姓就会老老实实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劳动。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商君书》
按照《垦草令》的逻辑，商鞅一直在强调“民意壹”和“草必垦”，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强大的思想集权，所以商鞅的变法，是建立在极大挫伤百姓利益的基础上的。
试问，这些百姓们原本丰富的生活被剥夺了，他们会不恨商鞅吗？
并不是每一个老百姓都是刚出生的新生代，有的人是经历过秦国“学说丰富，声服精彩”那个时代的，因此在《垦草令》颁布后，对商鞅的痛恨是可以想象的，甚至有更多的商人群体，他们失去了经商的机会，只能变为农民，这更让他们对商鞅咬牙切齿。
而在《垦草令》颁布后，商鞅刚刚得罪完基层百姓，又“马不停蹄”地继续得罪贵族阶级，因为秦孝公觉得商鞅的变法很是有效，于是下令开启全面的变法。
公元前356年，这才是商鞅变法的正式开始。
而也是商鞅变法，把商鞅推到了一个“必死”的绝境。
在商鞅的想法中，百姓群体的强弱与否是统治者强弱的关键，但百姓群体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因为还有一个与“君”天然对立的群体，那就是“臣”，而“臣”这个概念扩大来说，就是掌控了一部分权力的政治贵族阶级，掌控了一部分国家财富的世袭贵族阶级。
所以掠夺百姓的利益还不够，这些贵族们也一样要下手。
因此商鞅规定，让贵族世袭的“世禄世卿制”彻底取消，贵族的后代不再是贵族，而新的贵族也不再是固化的，乃是流动的。
至于如何流动，这就涉及到一个制度，那便是“二十等爵制”，这是一个以军功为核心的等爵制度，下至普通百姓，上至贵族子弟，都能被这个制度所涵盖，不论任何人，只要能在战场上杀敌，又或者是在政治、外交上有所建树，都能被授予爵位。
其实这是一个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有利的制度，虽然底层百姓的生活被商鞅极大压制了，但却打通了普通人晋升的渠道，社会的阶级得以流动，不再是固定的形态，但在对普通百姓有利的前提下，也意味着本身掌握了大量权力的贵族受损，虽然随着制度的深化，很多贵族也会变成普通人，但在短时间内，贵族仍然是贵族。
报复商鞅的能力，他们还是有的。
因此在变法实行不久后，第一个反对商鞅的人出现了，他不是别人，正是秦孝公的太子，后来的秦惠文王赢驷。
按理来说，赢驷和秦孝公，都是商鞅变法的最大受益者，可赢驷作为秦国太子，本身也有自己的势力，这些势力绝大部分都是政治贵族、世勋贵族，所以商鞅的变法就动摇了赢驷的根基，因此赢驷便“带头犯法”。
赢驷犯法，这是商鞅变法最大的一个坎，因为太子的身份特殊，他竟带头犯法，商鞅该如何处置是个很严峻的问题，不依法处理，那么变法就存在了巨大的漏洞，根本做不到彻底的公正，如果不能公正，那么变法名存实亡，但如果依法处理，将法施加在储君身上，那么变法的受益者本身就会变得虚无。
简单来说，秦国君主本身就是变法的最大受益者，如果他不能跳出变法之外，变法的意义便会大打折扣。
于是商鞅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太子的老师“代为受过”，而赢驷的老师有两人，一个是秦孝公的兄弟赢虔，史称“公子虔”，另一个人则是名为公孙贾，这两个老师，都代替赢驷受刑，因此对商鞅产生了巨大的仇恨。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史记》
特别是公子虔，他对商鞅最初还是抱有友好态度的，可商鞅的不择手段让他对商鞅转变态度，成为了反对商鞅的头号人物，事实上，这是商鞅变法的必然，因为“得罪人”，就是商鞅霸道变法的核心所在，得罪其他人，就是为了讨好秦国君主。
也是在秦国变法开启了一段时间后，商鞅发现还是有些底层百姓还是不能严格执行，于是开启了“连坐制度”，连坐制度并不是商鞅的首创，魏国的李悝变法就推出过连坐制度，这个制度有效地将百姓的一举一动与百姓的宗族连接在了一起，遏制了百姓的反抗行为。
除此之外，商鞅还实行“分居制度”，他规定一个家庭中，父子兄弟不能同住在一起，必须分开来住，如果非要住在一起，那就要加税，商鞅这么做的目的既是在于防止这些男子以家庭为单位闹事，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家庭越多，生产积极性便会提高。
这两个制度再次加剧了底层人民对商鞅的仇视，秦国之所以落得一个“暴秦”的称号，很多时候就是从商鞅给百姓留下的印象开始的。
但商鞅做了这么多事情，并不是没有成效的，秦国因此变得强大，军事实力开始强盛，国家财富得以暴增，秦国此前失去的土地也被商鞅取回，商鞅因为政治和军事的双重功劳，被秦孝公封为商君，而商鞅也确实在秦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抱负了。
商鞅的人生巅峰是在秦国，同样的，他的悲剧也是在秦国。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这位秦国君王真的做到了在有生之年带领秦国崛起，前后仅仅是花了二十年的时间，但秦孝公去世后，商鞅就没有人“保护”了，于是即位的赢驷团队，开始了对商鞅的清算。
先是公子虔等人直接“污蔑”商鞅，称他有心谋反，而秦惠文王则下令商鞅进朝问话，商鞅怎么会不知道这一去便是凶多吉少，因此便开始了“逃亡生涯”，但商鞅将天下变法得让所有人“无所遁形”，商鞅跑到边境地区，也不能很好地躲起来，跑到了魏国，魏国也不愿意收留商鞅，最终商鞅只能被逼得在自己的封地起兵反抗。
结果可想而知，商鞅最终战死，而商鞅被杀之后，他的尸体还被运回了秦国咸阳进行车裂之刑，之所以最后还要以车裂之刑处决商鞅，目的就是为了让秦国的百姓和贵族阶级看着商鞅被消灭，以此来宣泄他们心中的仇恨。
由商鞅的结局就不难看出，秦国人对商鞅的恨是刻在骨子里的，不论是秦国的任何一个阶级，都对商鞅没有好感，而能保住商鞅的，本身也只有秦国，但连秦王都要讨伐商鞅，那么商鞅便是无路可走。
因此根本没人会想着为商鞅平反，即便秦国统治者仍然在实行着商鞅留下的制度，可商鞅就是旧时代情绪的终结者，没有人会发自内心感谢商鞅，这也是商鞅的悲哀所在。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