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误解的宋襄公

导语：历史误解的宋襄公

在中华绵延无尽的历史长河里，流淌了如潮般汹涌的历史故事，也有如镜面一般的平静。

比如时代的开启者，那些敢为天下先，站在滚滚历史潮流的最前列，比一般人先跨出一步的前驱者，古代史上的商鞅、王安石，近代历史上的谭嗣同、徐锡麟、秋瑾，就是这类人的代表。诚然，他们的下场往往很悲惨，总成为历史祭坛上的牺牲品。

还有时代的落伍者，即那些已进入了新社会的身体，脑袋仍旧留在旧时代，近乎腐朽，奉行和守卫着传统制度、礼节、思想，与新时代的力量对抗。他们的结局亦不那么美妙，比如扈氏、宋襄公、王莽、殷仲等等等等。

而宋襄公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独特的存在，作为“春秋五霸”宋国的君主，很不幸，他留给大家的印象——不知天高地厚，拿鸡蛋砸石头。

为什么宋襄公在历史上能占上一席之地？因为他曾经闹出过笑话。

齐桓公之死

公元前643年，“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驾鹤西游。齐桓公的驾崩，让国之上下都乱了套：内部当即爆发五王夺嫡的大杀戏，内讧迭起，刀光剑影，戈矛见真章，弓箭射江山，杀不亦乐乎。

“春秋五霸”之首的大国经过这么一场浩劫，国力转衰，霸业也随之凋敝。

更严重的是齐桓公之死严重地影响了天下大势，稳定的局面被打破，中原各路诸侯仿佛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一盘散沙。

西秦和北晋兵强马壮，但正致力于整合内部，并在黄河上游运动，还没有足够的精力逐鹿中原。造成召陵之盟后一直被齐桓公按在地上摩擦的楚国，萌生野心，企图挥师北进，入主中原，抢夺霸权。

南方地区的楚国在中原列国的眼睛里是不开化的“蛮夷之邦”，按“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原则衡量，它的大举北进，是天大的灾难，是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宋襄公便要粉墨登场了——他企图凭借曾经践行齐桓公临终嘱咐，统率诸侯之师平定齐国内乱的余威，出面领导中原诸侯抵抗楚国势力的北上，坐上齐桓公留下的霸主交椅，并进而恢复殷商的旧业。

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事实上，当时宋襄公要想称霸，缺少对现实客观条件的清醒认知。

首先宋国的国立远不如楚国，军事和经济实力乃是争霸的先决条件，“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只有先立于不败之地，方能够不失敌之败也。这一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其次是宋国地处中原中心，四面都是中原，一马平川，无天然屏障，打起仗来易攻难守，兵要地理环境十分地不利。

其三是宋襄公本人虽有仁厚的名声，如早年愿让王位给庶兄，信守和践行齐桓公之托——立齐孝公即位等，但在争霸的过程中屡屡犯下政治、外交上的错误，譬如无辜诛杀鄫君、轻率攻打曹国等等，致使中原诸侯对宋国离心离德，渐行渐远。

当年，楚国对齐桓公是力不从心，无可奈何，但这时候对付宋襄公却是游刃有余，稳操胜券。 宋襄公的做法，只能置自己于非常被动的困境。所以，楚国处心积虑要教训宋襄公，让他搞清楚自己究竟是什么段位，之后一边歇着去；借此杀鸡儆猴，给其他中原诸侯打个样。这种国家发展过程中核心利益的冲突，导致了泓水之战的爆发。

泓水之战

泓水之战——同霸中霸级别的的楚国雄师打了一仗，大败，惨不忍睹。

宋襄公是个有梦想的人，但国力有限，拿不出别的像样的战术，只能简单模仿当年齐桓公的做法，举起“仁义”的法宝，拉开“礼信”的大旗，“以礼为固，以仁为胜”的标榜。为此，他多次登台演讲，召集诸侯盟会，以制造声势，抬高身价。遗憾的是，他的表演实在拙劣，不仅遭到诸多小国的冷遇，更遭到楚国君臣的算计，疲于奔命、左右难支。

在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宋襄公在鹿地首次会合诸侯，齐国，楚国国君相聚在一起。襄公以盟主之位自居，引起齐君和楚王的不满，又自做主张，没经过齐国，楚国的同意就约定当年的秋天再次在盂地会合诸侯。宋襄公的哥哥公子目夷劝说，宋乃小国，争当霸主会招来灾祸的，襄公不听。在到盂地前，公子目夷又劝他要带上军队，以防有变，楚国人是不讲信用的。宋襄公说：&34;于是，宋襄公不带军队赴会。到了约定之日，楚、陈、蔡、许、曹、郑等六国之君都来了，楚国早埋伏好了军队。宋襄公和楚成王因为争当诸侯霸主而发生争议，楚成王突然命人抓住了宋襄公，带回楚国囚禁起来，作人质以攻取宋国。直到同年冬季，诸侯在薄地会见，在鲁僖公的调停下，襄公才被释放。

宋襄公遭此一番奇耻大辱，既痛恨楚成王不守信义，出尔反尔；更愤慨其他诸侯国见风使舵，背宋附楚，落井下石。他自知宋国军力疲乏无力，根本不是楚国的对手，暂时不敢主动去摸这个烫手的山芋，而是先把一肚子闷气发泄在向楚国套近乎的郑国头上，决定兴师讨伐，捞回自己曾沦为楚军囚俘的面子。

宋国大司马公孙固和宋襄公的异母兄长公子目夷都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他们认为在当时微妙、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贸然出兵攻打郑国会导致楚国出兵干涉，引起无法控制的场面，使得宋国走向真正失败的深渊。两人极力劝阻宋襄公，可是自视甚高、刚愎自用的宋襄公正处于激愤状态，反而振振有词地找歪理：假如老天爷尚不嫌弃我的话，殷商的故业是可以得到复兴的。公孙固等人闭上了嘴巴，保持缄默。

宋襄公一意孤行朝前走，联合卫、滕、许三小国之君，领着兵马去攻打郑国。郑文公心里倒也并不怎么惧怕，反正有楚国做着自己的靠山。于是，他派遣使节昼夜兼程奔赴楚国求讨救兵，果然请动了楚成王的大驾。

楚国雄师浩浩荡荡向北开进，直扑宋国边境，援救落难中的郑国。宋襄公得到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愣住了，缓过气来方意识到自己惹了大麻烦，只好从郑国前线撤出自己的部队。周襄公十四年（前638）十月底，宋军主力返抵宋国本土。这时的楚军却不依不饶，仍然在郑国境内向宋国挺进的途中。面对楚军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宋襄公决心将楚军拒之于国门以外，以维护最后的尊严——他屯驻主力于泓水（涡河的支流，经今河南商丘、柘城间东南流）以北，“以静待哗，以逸待劳，以近待远”，等待楚军送上门来。

十一月初一日，楚军开进到了泓水南岸，稍事休整，就开始涉水渡河。此时的宋军早已布列好了阵势，长戟在手，弓箭上弦，可以随时主动出击，宋国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军众寡悬殊，且宋军已占先机之利的实际情况，建议宋襄公放下君子的架子，做一回小人，把握战机，趁楚军渡河一半时予以打击。但是宋襄公却断然拒绝了：“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呀？当敌人正在过河时打过去，岂非乘人之危，还算得上是讲仁义的军队吗？”结果让楚军全部舒舒服服渡过泓水。

宋军端着架子以礼相待，楚军却一点儿也不含糊，渡河一毕便开始布列阵势，摩拳擦掌。这时，公孙固又奉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之际发起攻击，挽狂澜于既倒。宋襄公连声责备公孙固：“你真的太不讲道义了！人家队伍还没有排好，怎么可以打呢！”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一本正经敲击战鼓，与楚军同时发起进攻。可是，楚国的兵马张牙舞爪，凶神恶煞。

宋国讲仁义、道礼信的军队怎么也抵挡不住，望风披靡，节节败退。一阵激烈的厮杀下来，宋军吃了败仗，损失惨重。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重伤，其精锐的禁卫军（门官）一个也不曾逃脱，悉数成了楚军的刀下之鬼。只是在公子目夷等人的拼死掩护之下，宋襄公才捡回一条小命，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狼狈不堪地逃窜回都城。宋襄公一手挑起的泓水之战，就这样在滑稽的场景中画上了句号。

第二年的夏天，宋襄公因伤势过重，带着仁义礼信的原则和“不鼓不成列”的教条去见他的列祖列宗。

宋襄公的行为的悲壮决定结局的悲惨。令人钦佩的是，他本人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始终对自己的君子之风、贵族德行有自豪之情。

泓水之败以及随后的死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且深层次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与行为方式——成者王侯败者寇，成了人们价值的基本尺度，于是道德失去底线，游戏没了规则，便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君子之风日去，小人之气日长。外国有优雅的骑士精神，有面对面的决斗，在中国有的只是“三十六计”式的暗算，而忘却了在绝对的功利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