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蛮夷攻蛮夷、徙民实边、贵粟治马：奠定了汉武帝的千年武功
导语：以蛮夷攻蛮夷、徙民实边、贵粟治马：奠定了汉武帝的千年武功
晁错和贾谊都有一颗性感的大脑。
他们文章策论，不仅雄冠当世，而且省于后人。
甚至，二人的观点在很多方面也不谋而合。
所不同的是贾谊的才华止步于文章，而晁错的智慧却施于国家、效用后世。
晁错剧照
公元前169年和公元前168年，晁错连续向汉文帝上报了《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和《论贵粟疏》三篇策论奏疏。
其中，《言兵事疏》未被文帝采纳，但整军经武、“以蛮夷攻蛮夷”的兵家谋略，却实践于武帝朝，并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原王朝的边地政策。
而《守边劝农疏》和《论贵粟疏》则直接落地为文帝时期的具体国政，为武帝时期全面反击匈奴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提供了足以借鉴的策略示范。
《言兵事疏》的兵事谋略晁错上书《言兵事疏》的直接目的是鼓动汉文帝断绝和亲、反击匈奴。
这篇奏疏中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
一是“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所以择用良将是可能打败匈奴的。
二是“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所以中国之实力是可以打过匈奴的。
三是“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所以择边郡良将、训练“轻车材官”、武装归附“蛮夷”，就完全能够打败匈奴。
这三个问题既是兵势分析又是兵事方略。据此分析、依此方略，就需要着手实施这样四个政策：
一是精锐器械，大力发展“军事工业”，锻造坚甲利刃。
二是选练士卒，训练一支攻必克、战必胜的精锐汉军。
三是择选良将，做到君能择将而将能知兵。
四是武装蛮夷，实施“以蛮夷攻蛮夷”的方略，以蛮夷之长补己之所短。
汉文帝剧照
很遗憾，汉文帝缺乏杀伐决断的魄力，所以不敢轻易改变一直奉行的黄老无为之术。所以，晁错的建言之策并未在文帝之时全面铺开，对匈奴的全面反击也只能留到武帝朝了。
《言兵事疏》的兵势分析极为切合实际，而其策略建议又极具可操作性。所以，在汉武帝征伐匈奴之时，晁错的建言得以落地。
特别是精锐器械的政策和“以蛮夷攻蛮夷”的方略，最为典型。据汉成帝《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记载，光弓弩竟有五十三万七千七百零七张，这便足以说明汉朝在武器装备方面的投入。而三分天下的弱蜀，竟组织羌人部队参与北伐，足见“以蛮夷攻蛮夷”已经发展到武装蛮夷逐鹿中原了。
《守边劝农疏》的定边之策在《言兵事疏》未能得行的情况下，晁错退而求其次，上书了《守边劝农疏》。兵事的目的在于攻打匈奴，而守边劝农的目的在于固守边地。这两篇奏疏都是讨论边患的。只不过是方式有所不同，“兵事”是大刀阔斧地主动进攻征伐，而“守边劝农”则是以守为攻、以守为进。
秦始皇
晁错首先对秦始皇北伐匈奴、南征百越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秦始皇南征北战的目的不是“以卫边地而救民死”，而是“贪戾而欲广大也”。
所以，秦帝国有征伐的武功，但没有“卫边救民”的实效。而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功未立而天下乱。百姓不堪征伐戍守的疲敝，所以揭竿而起、族灭嬴氏。
于是，鉴秦之弊，晁错便建议用徙民实边来代替兵卒戍守。
所谓徙民实边，就是屯田戍边，实际上就是对边境地区实施殖民经营。
有土地有士卒，并不能解决边患问题。而有百姓有城邑，且兼之以兵卒、要塞，便可有效地解决边患问题。
赵充国屯田西羌
晁错的思维方式就是重势，兵事要讲小大之势，定边要谈守战之势。
而其所谓势，就是博弈局面。而善用势者，就是要营造一种有利于己的博弈局面。
所以，兵伐匈奴就要补己所短而用己所长，形成强力碾压之势，其方法就是“以蛮夷攻蛮夷”。而定边守边，就要在边境地区形成高城深堑相连而要害之处得守之势。有此形势，便进可攻而退可守。
为了形成“高城深堑相连而要害之处得守”之势，帝国朝堂就需要做三件事：
一是“先为室屋，具田器”，在边境地区建好房子、备置好农具器用；
二是迁徙内郡百姓到这些边境地区安家定居；
三是提供政策扶持以及鼓励边民从事农业生产，以实现自给自足，从而在边境长期居住。
曹操屯田
这三件事中，最为关键的是第二件，也就是迁徙谁去边境守边定居。
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
第一想到的就是把犯罪服刑的人和免徒复作的人迁徙过去。
汉代的犯人当真是用途多多。国家有战事了，就组织犯人去前线打仗；国家要修筑大型工程了，就组织犯人去工地搬砖。现在要移民实边，首当其冲地就是帝国的犯人们，你们全给我去。
如果犯人不足，怎么办？有办法，可以把大户人家的那些家丁、奴婢派过去。再不够，那就由国家花钱招募愿意去的人。大汉帝国有那么多郡国，向边境地区迁徙一些人口，应该是不费力气的。
汉代押解犯人
晁错的建议在文帝之时便开始实施了。原因很简单：这条政策的可操作性实在太强，不仅不花钱而且还省了普通百姓的徭役戍守之苦。
有时候，正确的政策不会得以实施，原因就是费钱、费周折。所以，制定的政策首先要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这么干可不可以；第二但却是最紧要的就是考虑政策的可操作性。
正是移民实边的可操作性实在太强，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更是频频使用、大肆使用。徙民朔方，一下就是十万；而经营河西，更是迁徙频频。在汉武帝时期，能不犯罪尽量别犯罪，因为他最愁的就是太常监狱里的犯人不够用。
《论贵粟疏》的军事意义贾谊和晁错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积极提倡者。重农抑商，最早肇始于法家而不是儒家。儒家除了讲讲礼仪仁义，也没有太多务实的国策。
古代农耕图
很多人认为，中国近代衰落、没能兴起资本主义，是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结果。如果重农抑商的影响是如此的深刻，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想，那就是：自秦汉至明清，中国一直领先于西方，就是因为重农抑商呢？
历史教会我们要在历史的语境中来思考问题。在那个生产能力极端落后的古代社会，在吃饱饭都是个问题的情况下，国家鼓励更多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难道不应该吗？
商业能够实现人财物的广泛流通，但首先得保证人不被饿死，得保证有财物可供流通。
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必须重农抑商，那就是战争。
战争
现在我们得享和平已经好多年。但是，和平不是阳光和空气，它不是天然免费的。二战让人类领教了战争的残酷、核武器让很多政治家收敛了野心、经济让很多国家看到了合作的好处，和平这才变得如此稀松平常的。纵观人类历史，和平从来都是稀缺的。
无论中国古代还是西方的中世纪，战争几乎都是常态，不是内部自己人跟自己人打，就是出去跟别人打。奉行和亲的汉初60多年，也没怎么消停过，数万人规模的汉匈对峙、甚至野战，也时有爆发。
如此形势下，什么最重要？那就是粮食。
而要获得粮食、畜积粮食，就要开垦土地、勤于稼穑。所以，帝国统治者就要发动足够多的人去从事农业生产。从这个角度来说，重农抑商是没有错的。因为，在古代社会，粮食是稀缺资源。
农耕
现代工业社会，工业品是稀缺的，所以就要发展工业，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现在中美两大国都在解决“脱实向虚”的问题，要重视和发展实体经济而遏制虚拟经济。这难道不是现代版的“重农抑商”吗？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为了彻底践行“重农抑商”，晁错的建议就是“贵粟”。粮食不仅可以卖钱，而且可以授爵、可以免罪。
如此之行，那么粮食就真正成为可宝贵的财富。而为了获得这样的财富，老百姓就会开垦土地、勤于稼穑。
而国家也可以从百姓手中征收到足够多的粮食。而有了粮食这一最重要的民生和战略资源，国家才敢去做一些大事。
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
汉武帝动辄就敢跟匈奴开战，而且一打就是几十年，就是因为国库里有钱而仓储中有粮。这就是粮食的军事意义。
汉武帝
《论贵粟疏》除了提到了“贵粟”的问题，还提到了马的问题。
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
意思是说如果有人能向国家缴纳一匹战马，那国家就可以免去他三个人的兵役。粮食是国家的战略资源，而战马就是国家直接的战争资源。
所以，《论贵粟疏》的落地政策就两个：一个是重农抑商让尽可能多的老百姓去种田纳粮；一个是重视战马让老百姓尽可能多地去饲养马匹。
战马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后一句应该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但是，如果皇帝好粟、马，又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这是《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继位之时，大汉帝国的繁盛境况：如果没有水旱之灾，老百姓都能自给自足。郡国粮仓已经满是粮食，郡国府库也有货物余财。而京师国库里储蓄的货币铜钱已经多到朽坏而不能用的地步，国家太仓里的粮食则陈陈相因，一直放坏了都吃不完。寻常百姓的街巷之中都有了马匹，而阡陌之中更是马匹成群。朋友乡党聚会，你要是骑了匹母马，已经不是抬不抬得起头的问题，而是人家根本就不跟你玩。
成群的马匹
《论贵粟疏》得以成行，重农抑商的国策得以落地，汉代的马政得以繁荣。持续至汉武帝时，粮食和战马就真正发挥了它们应该发挥的作用——全面反击匈奴。
汉宣帝时，一场持续了两年的平羌之战，便逼得猛将军赵充国不停地精打算盘。以斛为单位的粮谷和以石为单位茭藁都已经算到了个位数，而汉宣帝还不依不饶地问你到底啥时候能打完仗，甚至直接责问到：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微。将军谁不乐此者！
大汉后将军 赵充国
为什么会如此窘迫？原因就是此时的汉帝国已经没有了足够多的粮食储备。而汉武帝征伐匈奴为什么就如此阔绰？原因就是彼时的汉帝国要粮有粮、要马有马。所以，卫青、霍去病以及李广利可以使劲挥霍，因为汉武帝耗得起。
汉大将军卫青 骠骑将军霍去病
卫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在历史舞台上恣意驰骋且歌声嘹亮。我们当真享受了一番快意恩仇的气势如虹。而平静之后，我们是不是也该想到晁错大夫的默默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