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死大明思维的“质子”，万历三大征之播州之役

导语：锁死大明思维的“质子”，万历三大征之播州之役

很多时候，人类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要远超死亡。

1643年，在潼关与李自成交战的孙传庭战死，而不久前明军在对后金到底松锦之战中遭遇惨败，大明王朝已经岌岌可危。

显然，大明已经断然没有力量同时打赢东西两边的战争，对东北的满清，尚可以凭借山海关之险勉强抵挡，但对于李自成，大明几乎可以说毫无方法。 面对风头正盛的李自成，崇祯皇帝看似只有两个选择——南迁，或是和谈。

但其实，崇祯皇帝还有一条路可走，走这条路是一步险棋，但它应该有效。

这步险棋就是——将权利下放地方，令李自成农民军活动地区的地方官员，甚至是地方豪强，自行征集钱粮，招募军队，以对抗李自成的农民军。

这样做的好处有二：

其一，由于彼此之间的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地方豪强与流寇天生天生对立，所以，如果将权利下放，这些地方势力一定会拼尽全力抵抗李自成。

其二，由于财政权和募兵权被下放，明廷的财政压力会大幅缓解。

当然，这种做法的副作用同样明显，就是可能导致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重演，但在遍地起义军的明朝末年，难道还怕多一些割据势力吗？就算这些地方势力最终没能打败李自成，至少可以抵抗李自成一阵，给明廷赢得一些周旋的时间吧？

历史没有如果，崇祯皇帝直到最后也没有下放权力，甚至当地方势力自行组织武装对抗李自成的农民军时，崇祯皇帝还将这些人定义为“土寇”，是与李自成的“流寇”一样需要剿灭的势力。

如果一定要给崇祯这种把友军变成敌军的神奇操作找个理由的话，我想，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崇祯心中有着对于地方割据的极度恐惧，而这种恐惧的来源，可能是几十年前发生在大明西南地区的一场战役——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播州之役。

播州杨氏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重庆间，其地山川险要，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在交通、信息等方面技术均不发达的前工业文明时代，中央对于这种地方地处远方边陲，文化传统又自成一派的地区难以实现彻底的统治，于是，中央政府往往会采取与地方势力合作的方式实行间接统治，既地方势力以接受中央政权爵位的方式表达对于中央政权的合法性的支持，并每年上缴钱物贡品，而中央政权会给地方势力较大的自治权。而播州杨氏又是地方势力中的佼佼者。

杨氏对于播州的管理从唐末开始，历经两宋，元明，至杨应龙继承爵位已经29代，如前文所说，由于技术原因，明朝中央政权对于播州的统治并不是否充分，而经营播州数百年的杨氏家族首领杨应龙自然就俨然一个土皇帝。

土皇帝杨应龙叶有着一颗创业之心，他有些不满足于现状，于是于万历十七年开始逐渐向外扩张，杨应龙要扩张，首先倒霉的一定是其附近的其他地方土司势力，这些小土司并不是杨应龙的对手，于是联合起来状告杨应龙谋反。

明廷自然不能坐视自己统治下的土司们自行攻伐，于是以出兵为威胁给杨应龙以压力，而面对明廷的压力，杨应龙软硬兼施，一方面向朝廷认罪，但另一方面依旧进行着自己的扩张行为。

双方的第一次直接交锋发生在万历二十一年，明廷令文臣王继光，武将刘承嗣、郭成兵分三路进剿杨应龙。杨应龙声东击西，以投降为幌子，率领重兵突然据关冲杀，官军死伤大半。

取得胜利的杨应龙决定见好就收，他表示只要朝廷赦免他的罪行，愿意像朝廷进献四万金，并表示日后不再作乱，明廷接受了杨应龙抛出的橄榄枝，但条件是令其长子杨朝栋代其职、次子杨可栋留渝作人质待献金缴齐后方可放回，这样的条件算不上苛刻，杨应龙虽有不满，但表示接受。明廷与播州杨氏之间的矛盾似乎可以和平化解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杨应龙次子杨可栋到达重庆不就就病死狱中，杨应龙认定其子之死与朝廷有关，于是不但不缴纳事先约定的献金，反而更加积极的开启反叛模式，他一面加固老巢海龙囤的公事，一面派兵袭掠余庆、大呼、都坝等处，而后，四川、贵州等地均受到杨应龙的袭扰，至万历二十五年，杨应龙劫掠袭扰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湖广48屯，朝廷因此震怒，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贵州巡抚江东之等率兵3000进剿。杨应龙令其弟杨兆龙、子杨朝栋利用地形优势在飞练堡迎战官军，官军再次大败而归。第二次大败官军后，杨应龙信心大涨，他率兵八万陷案江，纵兵血洗綦江城。

杨应龙作为一个地头蛇，他利用地理优势对抗官军的战术还算不错，也正因此，他可以两次击败官军，他是，战术的成功难以弥补战略上的失败，杨应龙在实力不具备的情况下悍然公开反叛是一种不智的行为，一旦明廷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件事，杨应龙是无法收拾这个局面的。

大明的困局

随着1600年，被派往朝鲜抗倭的大军返回，万历皇帝决定，应该一劳永逸的解决播州的问题，万历皇帝命令李化龙兼兵部侍郎，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军务，征浙江、福建、云南、广东等省将士，以围剿杨应龙。明军分兵八路：总兵刘珽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这次出征的将领中有刘綎，吴广，陈璘等久经沙场的老将，其战斗力当然不是前两次进剿时那种当地政府下辖的军队能比。

面对来势汹汹的官军，杨应龙派他儿子带一部兵力固守娄山关，自己带播州军主力南下，全歼从乌江北上的童元镇部，再回军夹击刘珽部，但是，这刘珽的战斗力实在报表，杨应龙率领的播州军主力还没来得及回援，娄山关已经被刘珽攻克，随着娄山关被攻克，海龙囤的防御不再那样固若金汤，再加上明军火器的明显优势，杨应龙的老巢海龙囤数月内被明军攻克，杨应龙自杀，自此，播州之役以明廷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但是，作为万历三大征的最后一役，播州之役的结果虽然是明朝胜利，但是，明朝的衰落之象也在此役中暴露无遗。

其一，自然是国库空虚，钱粮不足，播州之役耗费钱粮200余万辆，而明朝的税制极为单一，这些花掉的钱，只能通过加赠农业税收回来。而这种连年的加税总有一天会超出人民的承受范围而激起民变。

其二，便是中央与地方土司势力的平衡变得脆弱，明帝国以相互平衡相互制约的手段来维持对于地方统治的方法开始失灵。征讨杨应龙之所以花费如此之巨，一定承担是因为这次征讨万历皇帝以自己的帝国的军队作为主力，而当地其他地方势力的军队，只起到配合作用，既然以自己的部队做主力，那么军费就得自己出。

至此，大明的矛盾和困局已经十分明显，我们可以概括为：对绝对控制权的无限渴望与有限的财力，军力之间的矛盾。

既然大明寻求实际意义上的完全控制，那么他就必须以足够的军力，财力去维持这种控制，但是，由于天灾，人祸，大明的国库早就捉衿见肘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播州之役达到了“改土归流”的目的（既由地方势力管理变为中央直接管理）改土归流固然能够加强中央的控制力度，但是在大明的国力不足的情况下，这次改土归流到底是福是祸，实在难说。

人们经常说崇祯接下来一个烂摊子，而这烂摊子最大的矛盾就在于：当时，崇祯皇帝所掌握的政权已经没有能力再去维持他如此之大的权力和控制力，但是从祖宗遗训到满朝臣工，所有人都在告诉崇祯皇帝，权力不能放，一点都不能放。

换个角度看看“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是朱棣对于后世子孙的祖训，这句话很燃，很刚，但是，他也暗含了一句潜台词：当面对危机时，要么赢，要么亡，没有中间路线可以走。

由于当初就定下的国策，崇祯皇帝既不能南迁，也不能讲和，而由于当时的中央的大权已经松动，崇祯皇帝也不敢在将这些权利下放给地方，杨应龙的故事刚刚过去几十年，崇祯心中仍然保持着对于地方势力做大的恐惧，他害怕放出的权力如同放出去的野兽般野蛮生长，他害怕如果放权下去，即使大败了李自成，又崛起一个张自成、王自成，所以即使大明帝国的北方已经乱作一团，他仍旧不想放权，他仍然必须以他拙劣的政治能力苦苦支撑，直到整个系统土崩瓦解。

有时候，世界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展示它的公平，想要绝对的权力，必须承担绝对的义务。

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将相权囊括到皇权之中，那么，宰相的义务也必须由皇帝承担，过去政府工作做不好可以换宰相，但如今可不行了，皇帝必须扛下所有责任和义务，在这种政治设定下，像朱元璋，朱棣这样的雄才大略之君王地区可以大展拳脚，但是，对于崇祯这种政治能力不足的皇帝来说，这简直就是个噩梦。

明清两朝，是皇权之巅峰，但是希望控制一切的人，必须为一切负责，一旦失责，所遭受的惩罚也必定是空前的，正因为如此，掌握一切权力的大明皇帝，他们必须守国门，他们必须死社稷。一旦他们亲手建立的权力大厦崩塌，他们必须献出自己的脑袋。

至于为何集权程度比明朝更甚的清朝皇帝得以善终，这得感谢太平天国了，若不是太平天国逼的清廷放权给地方汉人重臣，爱新觉罗皇室的命运不会比崇祯皇帝好到哪去，东南互保虽然让清廷名声扫地，但好歹皇位还是你的，主动退位虽然不好看，但好歹脑袋保住了。

面对权力遭到挑战时的不同选择，决定了这两个王朝的命运，大明到最后依然不肯放权，所以死的轰轰烈烈，大清后半程不断放权，所以换得苟且偷生，孰优孰劣，见仁见智。

权力这只外表华丽的野兽并不掩饰其獠牙下的森森白骨，后来者依旧前赴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