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诗人的书写，见证了唐朝历史的兴衰，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导语：元和诗人的书写，见证了唐朝历史的兴衰，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共计十五年。宪宗李纯是李唐皇帝中三个“可称者”之一，他即位初就研读国史与“列圣”实录，力图复兴先祖的“贞观、开元故事”。宪宗在位期间秉雷霆之势，在恢复经济、打击藩镇等方面颇有成效，使得中唐暂缓之前的颓势，隐约出现了中兴的希望。
面对元和短暂的中兴局面，当时的文人士子无疑是乐观的，这使他们重新对政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诗作中时见这种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与当时的朝堂形势相适应，元和诗坛也是唐朝诗史上一段尤可称道的黄金时期，“诗到元和体变新”，说的正是此时诗坛的蓬勃局面。
一方面，元和士人对当前的危急形势有清醒的认识，积极建言献策，期望革新；另一方面，他们从唐朝历史上寻求治乱经验，尤其关注贞观之治和开天盛衰，名臣崔群、李绛等都对玄宗朝的治乱原因有过专门的探讨。
元和时，玄宗既被作为治世明君加以崇拜借鉴，又因其晚年种种荒唐之举备受批判，怀着对他的复杂感情，元和诗人在诗作中展现了此期“明皇情结”的基本走向。
其一，是延续大历、贞元的感伤回忆，回顾玄宗一生所建立的功业，以翠华西去不复返为憾恨；其二，也是此期书写明皇诗歌的显著特征，就是诗歌中批判性、反思性情感的渐浓。
面对现实中的重重交困，元和诗人发挥了诗歌的美刺作用，对宪宗的求仙好道、敬宗的荒于理政、以及元和时世盛行的胡风胡俗等问题都在诗歌中作了不同程度的揭露。但直接刺上非人臣之道，故而咏怀旧事、以玄宗遗事出之是最好的方式。无论是元白的新乐府创作，还是张祜笔下的盛唐画卷，其创作的根本目的还是为现实服务，这也体现了元和诗人创作中务实的一面。
另外，由于中唐以后皇帝更迭速度较快，许多诗人身历三朝以上甚或更多，将其诗歌割裂开研究，不利于窥得全貌。考虑到诗人的整体创作风貌，本文所谓的“元和”并不仅仅限于宪宗元和年间，而是涵盖了顺宗永贞元年至敬宗宝历二年这一时间段，仍以元和作为其统称。
作为中唐的后半段，我们可以发现元和诗人于“明皇情结”的书写既有承前的一面，更因时代的不同而有了差异和新变。
刘禹锡的幵天记忆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贞元九年登进士第，又登宏词科，授太子校书，经渭南主簿，入为监察御史。顺宗永贞元年，刘禹锡参加王叔文革新运动，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是改革的中坚力量。
正是这场历经数月即猝然失败的改革导致了他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涯。元和十年，他被召归京师，后又外放多任，在长安与各地辗转。刘禹锡素怀政事热情，纵观他的一生，却不断在朝堂风浪中遭受磨难，在长期的贬谪中磋磨、流离。
刘禹锡的思想中闪烁着革新弊政的精神，他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活动就是为了改革现实政事之失。安史之乱后，地方节度使尾大不掉的局面愈演愈烈，对于这一问题，他认为是必须加以打击抑制的。
元和十二年朝廷征讨吴元济、李师道并取得胜利，刘禹锡在诗歌中表现出了高昂的热情，此时所作的《平蔡州三首》中有“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之句，这体现了诗人对当前时局的美好愿景，极见欢欣之情。
玄宗朝君安臣乐、海内承平的局面是中唐士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对此，刘禹锡在诗歌中多次流露出了追慕的情结。如《平齐行二首》，他在诗中详细书写了朝廷征讨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过程，兴奋地赞颂了宪宗的功业。
元和十三年宪宗挥师东向，次年二月，“淄青都知兵马使刘悟斩李师道并男二人首请降，师道所管十二州平”。诗人认为这场正义之战有鬼神相助而得胜，齐鲁大地妖氛尽除，风清气正。
接着他深情追忆开元十三年唐玄宗东封泰山之事。燕国公张说定礼，玄宗以玉牒祭告上天，祷祝子孙延续、苍生受福。而今宪宗秉承先祖之意锐意进取，只待功业成就之后，天子车驾可以重临泰山封禅。
诗中刘禹锡对于现实政事展现出了乐观昂扬的情绪，玄宗封禅之举也被视作海内大定下的神圣之举，以玄宗功业相勉励，诗人对宪宗无疑是寄予厚望的。在对玄宗朝的清平气象进行歌颂的同时，刘禹锡对前朝遗事也颇多感慨，行经旧地时意绪纷纷，这使他的咏史怀古诗浸透了一种沧桑感。
另外，刘禹锡约作于贞元十九年渭南主簿任上的《华清词》，也对玄宗故事进行了追怀。刘禹锡写及玄宗往日在华清宫祈求丰年，在他离世后，生民哀哀落泪不舍。最后四句可谓髙扬玄宗的圣主形象，玄宗彰圣道，臣民无不感激仰慕，这种至圣的教化也让诗人同被恩泽。
历来诗人书写华清宫，无不着笔于玄宗享乐、李杨爱情，而刘禹锡从中见出玄宗仁政爱民的一面，将他作为明君来仰望，这与他早期的治世理想是不无关系的从刘禹锡上述书写明皇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他是把玄宗作为一位伟人来仰慕的。
他钦佩玄宗治理下的四海富足、马嵬驿断然舍去贵妃的清醒克制，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圣明的君主形象，这在元和诗人的书写中是比较独特的。另外，刘禹锡写及明皇的诗歌题目中虽带有“歌”、“行”等字，但却与时人张、王、元、白所写的乐府诗有所不同。
他在诗中更多是着眼于玄宗一朝的历史往事，细致地记录史事细节，抒发个人的感情，且提及了当时许多的传闻轶事，并未在诗中渗透太多的讽谏之意。刘禹锡由故景旧地所引发的“明皇情结”，体现了他对一代明君的崇敬与怀念。
元、白的新乐府创作与历史反思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邦人，郡望太原。贞元十六年登进士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授盩厘尉，回长安后任翰林学士、左拾遗等职，他“唯歌生民病”的《新乐府》组诗即作于此时，此后历穆、敬、文、武四帝，以刑部尚书致仕。
面对中唐藩镇虎视眈眈、宦官操揽朝政的局面，白居易是急欲有所作为的，他渴望从历史的盛衰治乱中寻找经验，对拯救时弊有所裨益。这个集繁华与落幕于一身的时代，促使他将目光聚集到最高统治者身上，去寻找治乱的根本原因。
在他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新乐府》组诗中，他围绕玄宗的政事得失、爱情生活展开了诸多思考，涉及到玄宗偏爱胡乐、贪图边功、宠爱贵妃等多个方面。白居易的“明皇情结”书写主要集中在他的《新乐府》组诗以及部分“感伤”诗作中，共计14首。
与他热切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相关，在这些诗中他展示出了一个士大夫自觉的反思与讽谏意识，寄寓了对那个黄金时代的怀念。他书写视野之宏阔与深度在元和诗人中是引领风骚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幵边意未已”，杜甫《兵车行》一诗便揭示了玄宗朝穷兵黩武的军事情况。
玄宗重边功，多次对吐蕃、南诏等国家发动战争，这不仅使百姓困苦，更交恶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而种下安史之乱中吐蕃趁势入侵、唐王朝腹背受敌的恶果。中唐时期，无论是虎视眈眈的吐蕃，还是割地为雄的各节度使，都使当时的官员怀有深厚的忧患意识。
白居易所作《新丰折臂翁》《蛮子朝》《西凉伎》等诗，正是以玄宗朝劳民伤财的军事行动为写作对象，展现下层百姓身处其中的苦痛，以期实现他“愿得天子知”的讽谏目标。
在其他一些诗歌中，白居易也展示了玄宗朝的军事情况：《蛮子朝》中回顾了鲜于仲通征南诏全军覆没之事，《西凉伎》以七十征夫之口道出“天宝兵戈起”之后，吐蕃日益侵吞河陇之地的状况，这都是安史之乱引发的连锁后果。
在这些诗歌中，白居易回望明皇执政后期贪功黩武的过失，是基于对现实的深切忧虑，他希望宪宗能以史为鉴，戒之慎之，切莫滥用武功，致使民怨沸腾。唐朝诗人系笔于“明皇情结”，不免会追溯到李杨故事，这一书写盛况从中唐开始蔚为大观，而其中更以白居易的相关诗作最为著名。
对于帝妃之间的爱情，白居易表现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篇长恨有风情，《长恨歌》将李杨爱情写得曲折尽意，凄婉动人，这首长诗更被他列入“感伤”一类作品中，寄托着诗人的遗憾、悲悯、同情等诸多情愫。而在《新乐府》的相关创作中，白居易的思想感情则比较固定明确，他将唐玄宗沉迷女色与安史之乱相关联，以讽喻君上作为题旨依归。
这类作品主要有《李夫人》《骊宫高》《上阳白发人》《古冢狐》等。古及今皆若斯”，对于皇帝与宠妃之间的真情，白居易是予以同情的，但是对于这种情欲所导致的负面效应，他则是将过错全部归结到了宠妃的身上，认为她们无论生死，都是魅惑君上、颠覆社稷的妲己。
这种“女祸”意识几乎贯穿在白居易所有关涉李杨故事的新乐府诗歌中，俨然是将杨贵妃作为一个善妒、妖媚的红颜祸水来书写。客观来说，白居易对明皇耽于女色的批评值得肯定，但全部怪怨于杨贵妃这种观点也见出了白居易认识的不足之处。
他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未曾正视唐玄宗自身的骄奢淫逸、察人不明才是乱政的根本所在，借晚唐诗人罗隐之语，“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若说玄宗幸蜀是为杨贵妃之故，那僖宗幸蜀又是为何？语虽激切却直中要害，以此反观乐天诗，他将杨贵妃作为安史之乱的祸首是有其思想局限性的。
对于李杨故事的书写，白居易的不朽名作《长恨歌》中有着更为充分的反映，这首长诗集中体现了他的“明皇情结”，也是中唐诗歌中书写“明皇情结”最典型的作品，其主题的复杂性、矛盾性、多义性，历来被人们从多角度研究解读。
它也成为后世“杨贵妃”母题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全诗标举真情，融入诗人自己的伤情惋惜，交织成了一曲旷世的情爱悲歌。
甫一开篇，白居易即美化了杨妃的身世，“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这与正史中杨玉环已是寿王妃的记载明显出离，诗人忽略了这段爱情中不光彩的一面，这种为尊者讳的虚构本身也是诗人“明皇情结”的一种表现。紧接着白居易以大量的篇幅铺陈了杨贵妃人宫后所获得的殊宠。
明皇与贵妃共同游幸、乐舞相合，这浪漫的爱情让玄宗忘却了身为君主的责任，“渔阳鼙鼓动地来”，这段爱情在马嵬坡走到了生离死别的尽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白居易对当时场景的想象，明皇的痛心、贵妃的凄惨，千载之下依然让人叹息。
贵妃的逝去让这场爱情彻底变成了悲剧，此后的玄宗，在蜀地“夜雨闻铃肠断声”、重经马嵬“到此踌躇不能去”、回宫后“孤灯挑尽未成眠”，诗人所呈现出的一个政事孤独萧索的剪影、痛心深情的怀念，就让人们超越了玄宗的皇帝身份，看到了一个普通人失去伴侣的孤独辛酸。
最后，出于对李杨爱情的同情悲悯，白居易为这曲悲歌接续了一个方士在仙山寻得贵妃，帝妃以金钗盟誓，天上人间终会相见的结局，让这段爱情上升到仙界，现实的长恨就被一定程度上消解了。
《长恨歌》以婉曲深挚的笔触，想象再现了盛唐时代背景下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情爱悲歌，对杨妃风华绝代的描写、对明皇沉迷享乐的暗讽、对马嵬生死离别的慨叹、对上皇幽居禁宫的悲悯……这一篇作品中交织着的复杂情感又何止于此？
对于玄宗，白居易不仅把他作为一个皇帝来书写，他也是一个追求爱情的普通人，老来更是一个无力掌控自己命运的老人。在白居易笔下，玄宗从高高在上的皇帝到失去爱情、权力的前皇帝。
这其中的心态转变，玄宗从荒废政事、宠爱妃子到晚年痛悔前事的心态转变，玄宗与杨贵妃从高贵的帝妃关系到心心相印的真挚爱情的转变，如此种种，都让《长恨歌》具有了超越时空、人群的感人力量。
作为元和诗坛的中流砥柱，遍观白居易书写明皇的诗歌作品，他总结历史兴衰经验、反思历史以反哺现实的创作意图是非常鲜明的，故而他成就最高、历来最为人称道的也是这些思想倾向明确的作品，这构成了他“明皇情结”以批评、讽谏为主的情感基调，也是他由朝堂上的视野影响下创作的作品。
但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他所具有的诗人身份，他对于李杨故事的浪漫书写、对于明皇遗事的感伤追忆，也是他“明皇情结”中重要的构成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