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比现代人敦厚朴实吗？明朝一桩奇案显示，他们的心机深不可测

导语：古人比现代人敦厚朴实吗？明朝一桩奇案显示，他们的心机深不可测

人们在生活里或在职场中与人交往时，难免会遇到矛盾和挫折，有些人就会抱怨世事艰深、人心险恶，觉得在若是以前，就不会如此，似乎这社会上的事，只是现在才变得波诡云谲，而以前的人们则要朴实敦厚得多。其实这种人心不古的感叹，每一代人都有，而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幻觉。自古以来，人与人的互动，从来都是复杂的，甚至是凶险的，古人城府之深、心机之诡异，比现代人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古代那些读书识字的人，更是“自幼熟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满腹的阴阳韬略，他们能把典籍中读来的知识用于人际博弈，其机谋之精、套路之深，不仅让人叹为观止，还使人毛骨悚然。明代学者余象斗著的《廉明公案》中，就记载了一个利用《洗冤录》中的知识，以私刑报复行又得以逃脱惩罚的离奇案件。

明朝嘉靖年间，广西河池有个人叫俞厥成，他家境殷富裕，是个财主。可他却爱财如命，吝啬异常。他妻子鲍氏貌美如花，娘家却很贫困，可俞厥成丝毫不予接济，即使鲍氏娘家人有时上门来想借些钱，他也分文不给。鲍氏只能私下里时不时派家里的长工偷偷给娘家送点粮食。

给鲍氏送粮的长工叫连宗，他是个奸恶之徒，知道鲍氏是瞒着俞厥成给娘家送粮后，便起了邪念，想以此要挟她。

连宗故意连着三次把鲍氏要他送的粮食压下不送，然后等有一天俞厥成出门远行时，突然闯进房内，强行抱着鲍氏说：“我为你运送劳苦，今日必与我好一次，后日早差早行，晚差晚行，任你差遣。”鲍氏怒斥道：“我派你运送，也是赏你酒肉的，没有让你白忙，你怎能如此无礼！我明日报主人，看你如何！”连宗说：“你所偷米粮我都留着，并未送去。明日我先说出你私顾娘家，你就算说我强暴，主人也不会相信，只会说你是诬赖。”

鲍氏是个没主见的妇人，眼看被他挟制，怕他真的说出去，何况让他送的粮米还在，丈夫又是个极小气之人，被他知道了，必然挨打骂，还要把她逐出家门，转嫁他人，就算指控连宗胁迫，也无证据，必不被相信，所以她也只好从了。连宗得逞后，并未就此满足，反而变本加厉，以后只要俞厥成不在家，他就去找鲍氏幽会。

到了冬天，俞厥成带着连宗去各个佃农家里收租，一天他们到了佃户支秩家里，支秩是连宗的姑表兄弟，又是给同一个主人打工，因此殷勤招待，晚上还备了酒席。酒热耳酣之际，主仆三人就随意闲聊，俞厥成聊到了看相之术以及身上各部位的痣与运势的关系，说：“凡妇人腹下有痣者，非贵亦富。”连宗酒后忘形，就脱口而出道：“你娘子腹下有痣，难怪你们家果然很富啊。”支秩看着俞厥成偷笑，他想，长工怎么会知道主人娘子腹下有痣，必是有奸情。俞厥成闻言神色大变，顿时明白了一切，他心中羞愤难当，却竭力控制住情绪，只当没听见，又把话题转到其他事上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推说喝醉，就回去了。

第二天，俞厥成诘问鲍氏：“你为什么与连宗通奸？”鲍氏说：“那有此事？”俞厥成说：“你怎瞒得了我？昨晚我在佃户酒席上，说妇人腹下有痣者必富，连宗就说你娘子有痣。你与他没有奸情，他怎会知你那里有痣？你老老实实说出缘由，我自会整治这个恶贼；不你说，我将你二人都杀死!”鲍氏哭着说：“是我偷你米谷送与爹娘，连宗就来要挟我，说如果不答应他，就要把事情告诉你。我晓得你是精明人，知道后必然把我赶出去，转嫁他人，因为害怕，就被他得逞了，如今后悔不及。今日甘受打骂，任你再娶一妻，我情愿做婢女，终身无怨。只求你不要把我转嫁，如果嫁到穷人，日子就难过了，还让人知道我失节无耻。”俞厥成说：“这种行为属于“刁奸”，依官法，罪不至死。我答应你，另娶一妻，留你做婢女。但今夜一定要弄死连宗这个贼子，你准备些酒菜请他喝酒，然后杀了他!”

到了晚上，鲍氏备好酒菜。俞厥成对连宗说：“今日一路辛苦，与你同饮数杯。”席间连宗放怀畅饮，俞厥成又故意灌他，很快就烂醉如泥了。俞厥成就用麻绳把他绑在一张农村杀猪用的大板凳上，然后把他推醒，对他说：“你逼奸主母，十恶不赦，今夜要杀了你。”连宗一听酒也吓醒了，连忙分辨说：“我怎么敢干这种事？”俞厥成曰：“你昨天说她腹下有痣，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们的事她已经承认了!”鲍氏在一旁说她确实已经认了。连宗见无法抵赖了，便横下心来说：“你既然肯认，我死亦无冤!”俞厥成就以湿布堵住他的嘴、遮住他的眼睛，然后用利刃在他胁下猛捅了一刀，马上以沸滚水浇在刀口上，不让伤口结成血荫，没一会儿连宗就死了。俞厥成解脱其绳索，把他丢于床上。

第二天，俞厥成派人去告诉连宗的弟弟，说他昨夜突然中风而死。连宗的弟弟连宇闻讯后又通知了表兄支秩。支秩觉得很突然，他很怀疑连宗的死因，他说：“你兄长前日在我家饮酒，人很强壮，怎么会突然死了？”连宇说：“中风和强不强壮有什么关系？”支秩曰：“你不知道。你兄长昨天说俞厥成娘子腹下有痣，俞厥成当时便变了脸色。今日连宗暴死，怎么知道不是他毒死的？必须去看看他面色有没有青黑。”二人到俞宅详细察看连宗的尸体，果然见胁下有一个刀口，连宇喊道：“是你谋杀了我哥哥！”俞厥成不与他争辩，一边派众人将尸体抬往连宅，一边说：“你们自己弄的伤口，怎能赖我？如果你们说是谋杀，随你们去告，不准在我家胡闹！”就把二人强行赶了出去。

连宇就拟了状子到县里去告官：“状告为杀命事：土豪俞厥成猎骗成家，横行乡曲。哭兄连宗，为豪佣工，撞突伊妻，捏报调奸。豪信触怒，制缚手足，利刃胁下，凿穿一孔致命伤明，支秩可证。乞亲检验，律断偿命，死不含冤。切告。”　　

俞厥成也写了状子应诉：“状诉为刁佃仇唆事：刁恶支秩，佃耕主苗八桶，积欠三冬，该银二两四钱。累往理取，抗拒致仇。今年雇工连宗，中风身死，恶唆表弟诬告杀命。且佣工贫民，谋杀何干。纵有触撞，小过可骂，大过可告，何须行杀。牵告成妻，无非故陷。乞台亲检有无凿胁伤痕，情伪立见。斧断完租，刁佃知儆。上诉。”　

黄县令升堂审案，连宇坚持说连宗胁下有刀伤，俞厥成一口咬定是中风，哪有什么伤!黄县令道：“有伤无伤，只要一检查便能发现。”于是命仵作检查，结果真的在胁下发现了刀伤，只是肉色干白，并无血荫。黄县令拿出一本《洗冤录》，翻到某一页，指给连宇、支秩、俞厥成三人同看，说：“如果刀伤是生前造成的，应该有血液溅出，伤口处有血荫，创口四周会有大量血迹。如果是死后用刀刃割伤处，肉色就是干白的，更无血荫。因为死后血脉不流通，所以皮肉色呈白色。现在胁下虽然是致命伤，但伤口皮肉是白色的，很清楚，这是你们诬赖人!”支秩辩解道：“连宗说主母腹下有痣，第二天就死了，胁下又有伤，肯定是俞厥成怀疑娘子与连宗有奸情，所杀了他。”俞厥成道：“大凡富家人妻室，是决不能跪到官府大堂上受羞辱的，可是他们故意把我妻子牵扯进来。我花了好多银子给公差们，才算同意不把她带到大堂来抛头露面。现在他们又说腹下有痣的事，这实在是难以启齿又不便验证的，他们企图以此迷惑上官，真是可恶到极点!。”黄县令说：“这两个奴才完全不知法，如果真的与主母通奸，把他碎尸万段也是他该得的惩罚。今天只须辨明伤痕的真假，不用涉及有无奸情。”他下令将支秩打二十杖，判他唆使诬告，追加收缴苗租三年作为给俞厥成的赔偿。将连宇打二十杖，判他诬告。最后判俞厥成无罪。

黄县令说：“支秩、连宇是表兄弟，而连宗则是支秩之表弟，连宇之亲兄。长工在俞宅中风死亡，与主人有什么关系？支秩不该积欠雇主的租子，更不该挟恨教唆他人诬告。连宇听信挑唆，不该在已经死去的哥哥胁下伪造伤口，企图诬赖他人。兄长死了，应该赶紧收埋，怎么能听人唆使去诬告呢？如果连宗与主母通奸是真的，杀了他都是轻的。如果仅凭胁下伤口就说俞阙成谋杀，那伤口为什么没有血荫？谋杀都是捏造的，奸情更是无中生有!”

余象斗在这个案例后面加了一段按，他写道：“这明明是用刀刺死的，检察者之所以未能发现真相，是因为利刃刺入时，就以滚水灌在伤口上，所以没有形成血荫，这种情况《洗冤录》中没有记载，因此要把这个案例补充上去。以后验伤者，要详细观察。有人会说：‘用滚水灌了虽无血荫，但皮肤必然被烫伤，这是可以辨别的。’只是连宗刁奸主母，本就该死，死了也不冤，所以检察不出，也是天理。但是后人不要认为这种办法可以掩盖杀人真相而仿效。”

余象斗在这段按中明确指出这是一个错案，但他主要不是评价这个断案的对错本身，而是从完善刑侦手段的角度，把这个案例作为《洗冤录》的补充，从而避免以后再犯这样的错误。不过他同时也指出连宗之死是罪有应得，也是因果报应。

《洗冤录》，是南宋著名刑官宋慈所著，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被后世历代检察官奉为断案宝典。然而在这个案件中，却被俞厥成用作掩盖真相的工具，也被黄县令作为错判的依据。

从此案可见，俞厥成不仅吝啬，还是个心狠手辣，富于心机的人。他知道妻子与连宗有苟且后，就决定要将连宗置于死地来泄愤，但按大明法律，连宗的行为属于“刁奸”，并不至死，所以，如果报官达不到报仇的目的，反而会把丑闻扩散出去，因此他决心用私刑处死连宗。俞厥成的心理素质非常强大，杀连宗就像杀猪一样，丝毫不慌张，还事先想好了脱身之计。从俞厥成的行为来看，他不仅是个读过书的人，而且专门研究过《洗冤录》，是个可怕的有心人。

黄县令的错判，看似是因为照搬教条不知变通，其实稍微细究一下就能发现他是故意为之。

古代中国是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讲究纲常伦理，强调长幼有别、尊卑有序，以下犯上本就要受严惩，何况是长工“刁奸”主母?在黄县令的观念里是这种罪行是不可饶恕的，同为士大夫的余象斗也明确说他该死，可见在当时的主流人士心目中，连宗这种恶徒实在是天理难容，可是法律上他又罪不至死，恰好俞厥成杀他时参照《洗冤录》做了掩饰，于是黄县令就顺水推舟，根本不去追究连宗与鲍氏之间到底有无隐情，也不验证鲍氏腹下是否真的有痣，不由分说地判了连宇和支秩诬告。

以俞厥成的心智，应该知道他的这种掩饰很容易被看穿，他仍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给黄县令错判提供一个理由。俞厥成之所以敢于私刑处死连宗，一则是他了解当时验尸依据的是《洗冤录》，也很懂得当时士大夫在这种问题上的观念和心态；二则，他很可能使了银子。依办案程序，牵涉其中的鲍氏是要被传唤到公堂的，俞厥成自己在公堂上说花了很多银子给公差，才没让鲍氏抛头露面，可是黄县令如果坚持要传唤她，公差们也不敢自作主张，他既然舍得在公差衙役身上花银子，为什么不能给县令行贿?以俞厥成之富，平日里经常打点官员是完全可能的。

古人对理想社会的定义是：“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但是看了这个案子的朋友，会认为古代社会是如这些文字所描述的那样吗？还会希望穿越过去享受那风轻云淡、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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