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

导语：《史记》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

　《史记》于600—604年间由遣隋使传入日本。《史记》东渐日本以来，对日本的史学、文学、政治、教育甚至医学、天文学等各领域均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同时，作为史传文学的代表，其所包含的恩义、忠孝、礼仪等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日本社会。当然，司马迁栩栩如生的文笔、刚直不阿的处事品格也打动了无数日本人。简言之，《史记》在日本的传播可分为“内容流布—考证注解—面向大众”三个阶段。

　　文字搭建流布桥梁

　　7—8世纪，日本人的汉字识解水平和能力出现了质的飞跃，日本的知识分子可以直接阅读汉籍，这为《史记》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史记》中记载的“明君贤臣”是当时日本为政者的榜样，在奈良时代（710—794），《史记》便作为培养官吏的教科书被广泛传阅。从8世纪末的平安时代开始，《史记》甚至成为天皇学习用的教材。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印刷术，可供学生阅读的课本不多，学生需自行抄写，因此留下了许多保存至今的古抄本。这些古抄本保留了《史记》的原貌，是弥足珍贵的文献。进入镰仓室町时代（1185—1573），五山僧侣是汉籍传播的主体，他们爱读《史记》，并尝试用日语口语来解释《史记》，以便于更多普通民众理解。《英房史记抄》《桃源史记抄》和《幻云史记抄》作为这一时期五山僧侣用口语注解《史记》的代表性作品，流传至今。江户前期，随着活字印刷术的传入，日本学者掀起了以明代凌稚隆辑校、李光缙增补的《史记评林》为底本，对全卷进行训点的研究浪潮。根据发行场所不同，“和刻本《史记评林》”出现了“八尾版”和“红屋版”两个版本。江户中后期，《史记》研究呈现评论与考证并重的特点（杨海峥），涌现出冈白驹的《史记觿》、重野葆光的《史记节解》等大批研究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江户时代的《扁鹊仓公列传》具有极高的医学价值，被列为日本医学必读书。安藤惟寅、猪饲彦博、丹波元简等学者对《扁鹊仓公列传》的研究成果甚至超越了同时期的他国学者。

　　注解推进深入研究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将学习的目光转向西方，但对《史记》的研究和传播并未停止，其仍是汉学教育的重要教材。大量的《史记》教材、普及读物以及《史记评林》的增补修订本得以涌现，对日本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时期还出现了很多评论注解《史记》的读本，其中最能体现日本学者研究水平的著作为竹添井井抄录、校订，竹添利鐮训点的《史记钞》。

　　进入20世纪后，日本的《史记》研究不断深入，日藏《史记》抄本残卷的整理、解说与出版受到更多关注。语言简洁平易的“和译史记”译本以及“古抄本”“影印本”的刊行，将《史记》直观地展现在众人面前，有助于学习者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史记》的历史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

　　20世纪中叶，日本学者先后出版了汇总诸家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史记学”研究在日本初现雏形。其中，最为突出的两部代表性著作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和池田芦洲的《史记补注》。1934年，《史记会注考证》甫一出版，就引起极大关注，被誉为《史记》乃至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史记补注》出版于1975年，当时池田芦洲已经去世，由其子池田英雄完成。这是《史记》注解研究的又一力作，广泛采纳中日诸名家之说，引用书目达400余种，几乎囊括了清朝考证学者的研究成果。水泽利忠曾高度赞赏泷川和池田为《史记》研究所倾注的心血和热情，充分肯定了这两部著作在《史记》研究上的巨大学术价值。1978年，由池田芦洲著、池田英雄校订增补的《〈史记〉研究书目解题稿本》正式出版。中国《史记》研究专家张新科曾评价“该书规模之宏大，体例之专精，涉猎之广博，收书之殷富，远远超过了中国同类著作，价值极高”。

　　大众普及方兴未艾

　　战后的日本《史记》研究呈现出领域广、成果多等特点。无论是学术专著、论文，还是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物，以司马迁与《史记》为题材的书籍和杂志刊发数量逐年攀升，可谓盛况空前。日本《史记》研究专家藤田胜久和池田英雄都曾对该时期的《史记》研究进行整理，总结出的研究项目多达20余门、200余项。通过“口袋书”等载体，将研究成果大量推向社会是本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

　　《史记》传播走向社会化。在日本，围绕读者关注度高的话题，出版社有以口袋书形式出版的习惯。由于《史记》话题备受关注，日本推出了一系列口袋书，如贝冢茂树《史记：中国古代的人们》（1963）、福岛中郎《史记1—4卷》（1981）、小竹文夫和小竹武夫《史记1—8卷》（1995）、杂喉润《史记的人间学》（2005）、大木康《〈史记〉和〈汉书〉：中国文化的晴雨表》（2008）等。其中，岩波新书的《宫崎市定解说〈史记〉》（1979）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

　　司马迁研究走向专业化。战后，有关司马迁的研究得到了较多关注。其中，有围绕司马迁的生平经历所展开的研究，如冈崎文夫的《司马迁》（1947）、贝冢茂树的《世界的名著·司马迁》（1968）、佐藤武敏的《司马迁的研究》（1997）等。有关于司马迁本人世界观、历史观、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如伊藤德男的《从〈史记〉十表看司马迁的历史观》（1994）在系统分析《史记》十表的基础上，挖掘司马迁的历史观；林田慎之助的《通向富豪的王道：解读〈史记·货殖列传〉》（2007）分析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这些研究逐步从“司马迁的生平”转向“司马迁的思想”，司马迁的主体意识得到关注，日本人心目中的司马迁形象变得更加多元、立体和全面。

　　《史记》研究跨学科化。新时期的《史记》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包罗万象的新格局，除经典课题外，不乏推陈出新之作。藤田胜久的《〈史记〉苏秦、张仪列传史料中的考察——战国中期的合纵与连横》（1992）和佐藤武敏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1993）等著作将历史文献与考古学相结合，通过与出土文献的比较研究，掌握司马迁《史记》的编撰方法；上田早苗的《汉代史料计量分析的开发》（1986）利用计算机将《史记》制成单字立目索引，从计量分析的视角对史记内容进行了探讨；东京天文台教授齐藤国志和小泽贤二共著的《中国古代的天文记录考证》（1992），将《史记》研究与天文学相结合，开创了史记学研究的全新领域。藤田胜久的《司马迁和那个时代》（2001）和《司马迁之旅：寻访〈史记〉的古迹》（2003）综合运用了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当年司马迁的心境去深入研究，揭示旅行经验与《史记》间的相互关系。

　　《史记》这一中华经典传入日本已逾1400年，日本学者在《史记》的研究和传播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一支独具特色且实力强大的研究队伍。《史记》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堪称中国经典海外传播的成功典范。我们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成功经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深刻内涵与解决现实问题的实际需要有机结合起来，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传播。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作者：毋育新 项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