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武宗的改革背景、以及改革政策是什么

导语：元武宗的改革背景、以及改革政策是什么

元中期的历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仁、英等朝，武宗朝则比较薄弱。因传统观点认为仁宗、英宗汉化较深，武宗来自漠北，统治政策偏重理财，聚敛民财，滥赏滥封，不尊选法，大兴土木，通常认为他在元代汉化过程中起了消极作用。且武宗统治时间较短，其改革措施尚未产生重大影响就被继位的仁宗尽数废除，然而武宗时期的改革是具有多面性、复杂性的，在元朝历史上，亦有其独特的意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改革背景

大德十一年春正月，元成宗崩于玉德殿，成宗子德寿早夭，其侄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政策中胜利，让位于兄长海山，即为元武宗，八达被立为皇太子，即其后之仁宗。兄弟二人在位期间，均进行了动作较大的改革，但得到的历史评价截然相反，武宗时时期常被目为蒙古式之好大喜功与回回式之贪酷敛财的结合，而仁宗则是蒙元王朝汉化之代表。

前朝流弊

武宗入继大统，他所面对的国家局势，史书的评价与实际情况颇有差别。前朝弊端一再恶化，很快就会问题丛生，逐渐腐蚀整个国家机器，使统治摇摇欲坠。而成宗的守成，正是一无所为，武宗面对的国家，可以说是千疮百孔。

成宗继位的过程并不太平，曾遭遇实力强大的晋王甘麻刺的竞争，经过激烈斗争，险些与皇位无缘。因此他登基伊始就大加赏赐，以取得诸王和蒙古贵族、重臣的支持，诸王也趁此机会，以各种方式从中央搜刮钱财，除告贫、告饥、告灾等，由此可见，这样的方式只会养虎为患。

除了赏赐，滥加官爵也是获取支持的途径之一，封官赐爵不废吹灰之力，且能皆大欢喜，最符合“惟和”的精神。当时成宗大兴土木，一方面出于其自己的迷信“，另一方面则是动用国库财产为皇亲国戚修建寺庙。而他本人荒于政事，导致战争和灾荒变多，向南有征缅之战，北边与海都、笃哇常年征战不休。大德后期有连续的自然灾害，七年地震，十年亢旱、暴风，十一年江浙水灾，京师缺食，虽屡求饵灾之道，亦无补于事。

总之，挪用钞本，货币贬值，国库一空，官员冗滥，连年征战，南北均有严重自然灾害，这就是武宗继位之初所面临的社会形势。

重重弊端

首先，面对此种局势，按照传统治道，武宗应当力行节俭，以解决经济困难。然而武宗并无这样的条件。一方面有蒙古历代传统的制约下不得不进行的赏赐，另一方面有武宗统治的潜在的竞争者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威胁，必须对蒙古诸王贵族各方面不断表示恩宠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其次，按照传统，岁赐由历代最高统治者每年依定额颁发，亦是一大笔支出，《元史》对于成宗即位之后到元朝灭亡，并没有颁发岁赐的记载，但根据史卫民的《元岁赐考实》的研究，直到仁宗朝，岁赐仍照颁不辍，数额且稍有增加。英宗至治二年，才因为国用匾竭，停止岁赐。大德十一年六月，武宗以诸王斡虎的岁赐转赐给别不花，命以五年的数量与之。以此可见，武宗时期，岁赐的颁发仍在进行，且数额不小。

再次，太后、太子两宫的分地所入和花费均不受控制，其属民不任杂泛差役，亦不承担骚站首思，各项事务均自行处理，省、台无权过问。武宗更为太后和太子分别在江南富庶之地财赋总管府，专为其掌管田赋，收纳课税。其中，江浙行省是京师粮食的重要来源之一，然而江浙田赋多入太后太子两宫，导致朝廷必须出资将粮食购买过来，再运入京师，每年所费不货，国家财政收入无法用于正常的发展建设，多流入两宫之中。

最后，武宗一朝虽无战事，却必须承担成宗时与西北叛王作战的善后工作，其对岭北灾民的救济为一大支出。大德十一年的也儿的石河之战后，窝阔台汗国迅速衰落，大量难民涌入，多达百万人。蒙古帝国的皇帝所统治的是整个蒙古帝国，在今人眼中为偏远荒蛮之地的北方大漠，对于蒙古统治者来说，却是其重要的国家资本和文化来源，对于岭北难民的救济是必不可少而且不能敷衍了事的。因此，对于元朝的财政来说，无疑又为一项必须承担的重负。

立省改革

初次立省

历来武宗朝改革的研究成果，均以至大二年所立尚书省为研究重点，实际上这已经是第二次立省，也是武宗全面改革的开始，在此之前武宗并非无所作为。大德十一年九月，武宗立第一届尚书省，由于时间很短，没有出台什么政策，亦没有效果。这其实也是武宗的第一次改革，其失败也是当时社会局势下的必然，这一结果影响了武宗之后的政策方针。

总的来说，为了安抚功臣，稳定局势，平衡宫中各方面矛盾，这一届中书省主要构成为世代勋臣、定难功臣、太子属臣，再加上几个人轻言微、有名无实的“能臣”，实在不是武宗心目中合格的中书省构成，必然要进行大的调整。但中书省为全国最高机构，牵涉到各方面利益，对其进行调整可谓牵一发则动全身，实非易事。

因此，武宗第一次立尚书省，所面对的反对派包括中书省，御史台，集贤院、翰林院和皇太子等多方面势力，这些也正是其改革所面对的阻力，这次努力彻底失败后，武宗的想法，必然是要分化对手，强化自身力量，设法成立第二届尚书省，才能真正进行改革，解决始终困扰元代社会的财政难题。在这种思路下，其对各部门官员的多次赏赐、加官封爵，对第二届尚书省的全力支持，包庇纵容都可以找到根源。

再次立省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武宗于至大二年八月第二次成立尚书省。此次立尚书省，以乞台普济为尚书省右垂相。但并非因乞台普济支持新政或对新政有什么见解，这一任命更多是为立省减少阻力，为尚书省增加权威，表现武宗立省的决心。一方面，乞台普济多年征战，很可能并不长于理财行政另一方面，乞台普济本人不是尚书省的支持者。

后来，至大二年八月再次立尚书省，初以脱虎脱为左压相，但右垂相乞台普济当月即被罢免，脱虎脱实为尚书省右压相，且兼领皇太子右卫率府事。脱虎脱上任后，很快将官员任免权，立法权，执法权并行包揽，财政大权更不必说，甚至打算把中书省皆并入尚书省。武宗对其非常信任，无所不准，且宣布，敢阻挠尚书省事者，并行诏罪。

直到脱虎脱诬杀郑阿儿思兰后，他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罪名被杀。直至至顺年间，文宗为尚书省臣证明清白，方归还脱虎脱家资。但文宗似乎对脱虎脱的所为也并不赞赏。在归还三宝奴家资制书，并追封其为郑城王三年之后，才依三宝奴例，还脱虎脱家资。

其中三宝奴，族属不明，很可能是西域贵族子弟。在近侍中的地位应很高。武宗立尚书省时以其为平章政事，后升为左垂相。至大三年，三宝奴和太监李邦宁等曾劝武宗改立周王为太子，未果。仁宗即位后废省，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为罪名诛杀省臣，三宝奴亦在其中。而且《墓志铭》提到，曾翼初主持郊祀之明年，武宗皇帝宾天，武宗崩于至大四年，曾翼初上书当在三年，则其中提到的“承相”，所指应

为三宝奴。

乐实，史书无传，亦不载其族属，如今碑今不存，拓片亦不得见，只能从史料的零星记载中探求乐实的生平。乐实对海运事务比较熟悉，世祖时为山东宣慰使，开胶州海道运粮，但这条运粮路线并不理想。

而乐实颇善敛财，性格贪酷，直到元二十九年，山东东西道廉访司弹劫其“盗库钞百二十锭，买库银九百五十两，官局私造弓勒等物，受屯田钞百八十锭”等罪名，乐实因此被罢。

总之，上述几位尚书省臣中，乞台普济有名无实，脱虎脱长于揽权，三宝奴重仪礼任官等事务，而理财者以乐实为最。令江南富户输粮于官，质子为军的建议，就是乐实所提。元代朝廷对江南经济方面较为优待，江南地主富甲天下，增加江南地主的税收，不失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良法之一，但以乐实之前的行事，其对江南的增税政策很可能流于盘剥。

除了以上几种尚书，还有保八，他先为黄州路总管，后著书进献东宫，被太子赏识，升为中央官，阶至从三品，除非同一时间，朝中有同名同姓之人，且二人均通《易》，否则此保八应即武宗的尚书省右承。以及忙哥帖木儿家世显赫，其祖父即爱薛，父名阿速歹，有至大年间祖父、祖母、父、叔父因其为尚书左承而获封赠的四篇封赠制保留在姚隧的《牧庵集》中。最后还有王黑，无传，元史亦无事迹仅知其至大二年立尚书省，为参知政事，至大三年五月加大司徒，至大四年罢省时被诛。

综上所述，武宗一朝进行改革的主要官员具有相当程度的汉文化水平，有的学者认为武宗朝的中央官员多用其潜邸旧人，或专门为皇帝、太后、皇太子服务的宣徽院、徽政院、中政院等机构中的怯薛人员。他们大多没有社会经验，更不懂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传统。这就注定了他的统治政策大多偏离忽必烈时期的制度，出现了一系列弊政。然而这种看法出于被传统记载中汉儒的偏见所影响，是不够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