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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武宗的改革背景、以及改革政策是什么

导语:元武宗的改革背景、以及改革政策是什么

元中期的历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仁、英等朝,武宗朝则比较薄弱。因传统观点认为仁宗、英宗汉化较深,武宗来自漠北,统治政策偏重理财,聚敛民财,滥赏滥封,不尊选法,大兴土木,通常认为他在元代汉化过程中起了消极作用。且武宗统治时间较短,其改革措施尚未产生重大影响就被继位的仁宗尽数废除,然而武宗时期的改革是具有多面性、复杂性的,在元朝历史上,亦有其独特的意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元武宗的改革背景、以及改革政策是什么

改革背景

大德十一年春正月,元成宗崩于玉德殿,成宗子德寿早夭,其侄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政策中胜利,让位于兄长海山,即为元武宗,八达被立为皇太子,即其后之仁宗。兄弟二人在位期间,均进行了动作较大的改革,但得到的历史评价截然相反,武宗时时期常被目为蒙古式之好大喜功与回回式之贪酷敛财的结合,而仁宗则是蒙元王朝汉化之代表。

前朝流弊

武宗入继大统,他所面对的国家局势,史书的评价与实际情况颇有差别。前朝弊端一再恶化,很快就会问题丛生,逐渐腐蚀整个国家机器,使统治摇摇欲坠。而成宗的守成,正是一无所为,武宗面对的国家,可以说是千疮百孔。

成宗继位的过程并不太平,曾遭遇实力强大的晋王甘麻刺的竞争,经过激烈斗争,险些与皇位无缘。因此他登基伊始就大加赏赐,以取得诸王和蒙古贵族、重臣的支持,诸王也趁此机会,以各种方式从中央搜刮钱财,除告贫、告饥、告灾等,由此可见,这样的方式只会养虎为患。

元武宗的改革背景、以及改革政策是什么

除了赏赐,滥加官爵也是获取支持的途径之一,封官赐爵不废吹灰之力,且能皆大欢喜,最符合“惟和”的精神。当时成宗大兴土木,一方面出于其自己的迷信“,另一方面则是动用国库财产为皇亲国戚修建寺庙。而他本人荒于政事,导致战争和灾荒变多,向南有征缅之战,北边与海都、笃哇常年征战不休。大德后期有连续的自然灾害,七年地震,十年亢旱、暴风,十一年江浙水灾,京师缺食,虽屡求饵灾之道,亦无补于事。

总之,挪用钞本,货币贬值,国库一空,官员冗滥,连年征战,南北均有严重自然灾害,这就是武宗继位之初所面临的社会形势。

重重弊端

首先,面对此种局势,按照传统治道,武宗应当力行节俭,以解决经济困难。然而武宗并无这样的条件。一方面有蒙古历代传统的制约下不得不进行的赏赐,另一方面有武宗统治的潜在的竞争者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威胁,必须对蒙古诸王贵族各方面不断表示恩宠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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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按照传统,岁赐由历代最高统治者每年依定额颁发,亦是一大笔支出,《元史》对于成宗即位之后到元朝灭亡,并没有颁发岁赐的记载,但根据史卫民的《元岁赐考实》的研究,直到仁宗朝,岁赐仍照颁不辍,数额且稍有增加。英宗至治二年,才因为国用匾竭,停止岁赐。大德十一年六月,武宗以诸王斡虎的岁赐转赐给别不花,命以五年的数量与之。以此可见,武宗时期,岁赐的颁发仍在进行,且数额不小。

再次,太后、太子两宫的分地所入和花费均不受控制,其属民不任杂泛差役,亦不承担骚站首思,各项事务均自行处理,省、台无权过问。武宗更为太后和太子分别在江南富庶之地财赋总管府,专为其掌管田赋,收纳课税。其中,江浙行省是京师粮食的重要来源之一,然而江浙田赋多入太后太子两宫,导致朝廷必须出资将粮食购买过来,再运入京师,每年所费不货,国家财政收入无法用于正常的发展建设,多流入两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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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武宗一朝虽无战事,却必须承担成宗时与西北叛王作战的善后工作,其对岭北灾民的救济为一大支出。大德十一年的也儿的石河之战后,窝阔台汗国迅速衰落,大量难民涌入,多达百万人。蒙古帝国的皇帝所统治的是整个蒙古帝国,在今人眼中为偏远荒蛮之地的北方大漠,对于蒙古统治者来说,却是其重要的国家资本和文化来源,对于岭北难民的救济是必不可少而且不能敷衍了事的。因此,对于元朝的财政来说,无疑又为一项必须承担的重负。

立省改革

初次立省

历来武宗朝改革的研究成果,均以至大二年所立尚书省为研究重点,实际上这已经是第二次立省,也是武宗全面改革的开始,在此之前武宗并非无所作为。大德十一年九月,武宗立第一届尚书省,由于时间很短,没有出台什么政策,亦没有效果。这其实也是武宗的第一次改革,其失败也是当时社会局势下的必然,这一结果影响了武宗之后的政策方针。

元武宗的改革背景、以及改革政策是什么

总的来说,为了安抚功臣,稳定局势,平衡宫中各方面矛盾,这一届中书省主要构成为世代勋臣、定难功臣、太子属臣,再加上几个人轻言微、有名无实的“能臣”,实在不是武宗心目中合格的中书省构成,必然要进行大的调整。但中书省为全国最高机构,牵涉到各方面利益,对其进行调整可谓牵一发则动全身,实非易事。

因此,武宗第一次立尚书省,所面对的反对派包括中书省,御史台,集贤院、翰林院和皇太子等多方面势力,这些也正是其改革所面对的阻力,这次努力彻底失败后,武宗的想法,必然是要分化对手,强化自身力量,设法成立第二届尚书省,才能真正进行改革,解决始终困扰元代社会的财政难题。在这种思路下,其对各部门官员的多次赏赐、加官封爵,对第二届尚书省的全力支持,包庇纵容都可以找到根源。

再次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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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多的准备,武宗于至大二年八月第二次成立尚书省。此次立尚书省,以乞台普济为尚书省右垂相。但并非因乞台普济支持新政或对新政有什么见解,这一任命更多是为立省减少阻力,为尚书省增加权威,表现武宗立省的决心。一方面,乞台普济多年征战,很可能并不长于理财行政另一方面,乞台普济本人不是尚书省的支持者。

后来,至大二年八月再次立尚书省,初以脱虎脱为左压相,但右垂相乞台普济当月即被罢免,脱虎脱实为尚书省右压相,且兼领皇太子右卫率府事。脱虎脱上任后,很快将官员任免权,立法权,执法权并行包揽,财政大权更不必说,甚至打算把中书省皆并入尚书省。武宗对其非常信任,无所不准,且宣布,敢阻挠尚书省事者,并行诏罪。

元武宗的改革背景、以及改革政策是什么

直到脱虎脱诬杀郑阿儿思兰后,他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罪名被杀。直至至顺年间,文宗为尚书省臣证明清白,方归还脱虎脱家资。但文宗似乎对脱虎脱的所为也并不赞赏。在归还三宝奴家资制书,并追封其为郑城王三年之后,才依三宝奴例,还脱虎脱家资。

其中三宝奴,族属不明,很可能是西域贵族子弟。在近侍中的地位应很高。武宗立尚书省时以其为平章政事,后升为左垂相。至大三年,三宝奴和太监李邦宁等曾劝武宗改立周王为太子,未果。仁宗即位后废省,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为罪名诛杀省臣,三宝奴亦在其中。而且《墓志铭》提到,曾翼初主持郊祀之明年,武宗皇帝宾天,武宗崩于至大四年,曾翼初上书当在三年,则其中提到的“承相”,所指应

为三宝奴。

乐实,史书无传,亦不载其族属,如今碑今不存,拓片亦不得见,只能从史料的零星记载中探求乐实的生平。乐实对海运事务比较熟悉,世祖时为山东宣慰使,开胶州海道运粮,但这条运粮路线并不理想。

元武宗的改革背景、以及改革政策是什么

而乐实颇善敛财,性格贪酷,直到元二十九年,山东东西道廉访司弹劫其“盗库钞百二十锭,买库银九百五十两,官局私造弓勒等物,受屯田钞百八十锭”等罪名,乐实因此被罢。

总之,上述几位尚书省臣中,乞台普济有名无实,脱虎脱长于揽权,三宝奴重仪礼任官等事务,而理财者以乐实为最。令江南富户输粮于官,质子为军的建议,就是乐实所提。元代朝廷对江南经济方面较为优待,江南地主富甲天下,增加江南地主的税收,不失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良法之一,但以乐实之前的行事,其对江南的增税政策很可能流于盘剥。

除了以上几种尚书,还有保八,他先为黄州路总管,后著书进献东宫,被太子赏识,升为中央官,阶至从三品,除非同一时间,朝中有同名同姓之人,且二人均通《易》,否则此保八应即武宗的尚书省右承。以及忙哥帖木儿家世显赫,其祖父即爱薛,父名阿速歹,有至大年间祖父、祖母、父、叔父因其为尚书左承而获封赠的四篇封赠制保留在姚隧的《牧庵集》中。最后还有王黑,无传,元史亦无事迹仅知其至大二年立尚书省,为参知政事,至大三年五月加大司徒,至大四年罢省时被诛。

元武宗的改革背景、以及改革政策是什么

综上所述,武宗一朝进行改革的主要官员具有相当程度的汉文化水平,有的学者认为武宗朝的中央官员多用其潜邸旧人,或专门为皇帝、太后、皇太子服务的宣徽院、徽政院、中政院等机构中的怯薛人员。他们大多没有社会经验,更不懂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传统。这就注定了他的统治政策大多偏离忽必烈时期的制度,出现了一系列弊政。然而这种看法出于被传统记载中汉儒的偏见所影响,是不够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