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初立，内忧外患，贺若弼大破陈军，收复江北，元谐击退吐谷浑
导语：
杨坚建立隋朝后，以其非凡的智慧和魄力，大手笔地进行改革和创规定制，逐渐勾勒出新的大一统的恢宏帝国。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杨坚所进行的改革，并不是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开展的，而是在一个外敌环绕，并不断入侵的环境下艰苦完成的，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杨坚的改革，其改革成果更加具有含金量。
所有的外敌中，给隋朝最大威胁的当属北方突厥。由于北魏强大帝国的建立，突厥人已经退回了塞外地区，但是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塞外草原重新被突厥人控制。
到了北周末年，突厥人开始强大起来，势力最大的时候达到了中亚地区。《周书·异域》上记载，突厥一直都有征服中原的想法，他钵可汗在位时期，拥兵数十万，无论是北齐还是北周对其都深深忌惮。
当时北齐和北周互相对立，彼此都看重突厥对自己的利益，所以都极力拉拢突厥。尤其是北周，每年向突厥献十多万段绢帛，北齐也是倾尽本国奇珍异宝献给突厥，突厥在两国之中渔翁得利，看到两国都如此，便玩弄权术，将两国玩弄于股掌之间。
在北周相对偏弱时，就协助北齐进攻北周；在北齐变弱后，又协助北周进攻北齐，很多年都乐此不疲，正像他钵可汗所说的那样：“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
上述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周武帝即位，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后，局面得到改观。北周灭掉北齐后，北齐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北逃突厥，他钵可汗立即立他为北齐皇帝，将边塞地区的北齐人全部划给他统治，并同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联合，共同举兵南下，宣称北齐要复国。
宣政元年（578年）四月，他钵可汗进攻幽州，北周柱国刘雄战败被杀，震动了北周整个高层，周武帝亲率六路大军，遗憾的是半路不幸病逝，而他钵可汗也趁着北周国丧之际，入侵酒泉地区大肆劫掠而去，而高绍义也在幽州一带试图南下，被宇文神举阻挡。
也就是说，由于北周统一了中国北方，使得突厥无法再继续操纵中原两个王朝，进而也就无法再获取利益。虽然周武帝半路不幸病逝，但突厥人也明白，自己的霸主地位正在动摇，北周国丧之后，一定会对自己用兵，而此前拥立北齐的残余势力，就是因为他钵可汗看到了这一点。
事实上，很长时间以来，如何对待突厥在北周内部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当年突厥协助北周进攻北齐时，见北齐军队声势浩大，便大肆劫掠而去，时任周军统帅的杨坚父亲杨忠就建议周武帝：突厥甲兵恶，爵赏轻，首领多而无法令，何谓难制驭。正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强盛，欲令国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报。朝廷受其虚言，将士望风畏慑。但虏态诈健，而实易与耳。今以臣观之，前后使人皆可斩也。
杨忠之所以说出这个建议，是因为他曾两次带兵与突厥交战，每次都吃了突厥临阵撤退的苦头。杨忠坚持认为突厥人并不像使者所说的那样强大，因此主张不接受突厥的讹诈。他认为，突厥临阵撤兵，并不是因为其兵不能战，恐怕是表面上助周伐齐，实际上是要保持中原两个王朝继续分裂。
虽然杨忠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北周政权的重视，但毕竟是突厥欺压中原很长时间以来，军方第一次对突厥展示出强硬立场，而且杨忠对突厥的分析与强硬态度，必然会对儿子杨坚产生影响，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影响，这一点在杨坚建立隋朝后，逐渐显现出来。
大象二年（580年）二月，北周为了保持边境安全稳定，将千金公主嫁给他钵可汗，以长孙晟护送千金公主前往突厥，同时要求突厥执送高绍义交给长孙晟以显示和亲的诚意，结果被他钵可汗拒绝。
为此，北周再派名将贺若谊前往突厥谈判，大军尾随前往。正逢突厥内部发生汗位继承纠纷，他钵可汗突然去世，经过明争暗斗，他钵可汗最为中意的侄子大逻便和儿子菴罗最终都没能即位，而是由摄图登上汗位，也就是史书上所称的沙钵略可汗。
由于突厥内部的纷争，使得摄图暂时无暇顾及中原地区，突厥与北周的关系暂时缓和，因此高绍义就成了这场政治交易的牺牲品。当时沙钵略可汗假装和高绍义一起到南边打猎，让贺若谊带兵将其擒获，这一事件事实上暗示了北周政权对突厥态度的转变。那时杨坚已开始成为北周的实际掌权者。
以今日视角来看，如果没有后来尉迟迥、司马消难和王谦三人的叛乱，杨坚对突厥很可能会延续北周的保守策略。但尉迟迥起兵之后，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朝割让江、淮之地，司马消难更是用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以获取陈朝的支援，如此内外勾结构成了杨坚的心腹大患，而对比突厥和陈朝，突厥的威胁要远远大于陈朝。
杨坚越来越感觉，如果不动用武力解决突厥问题，新生的隋朝政权会随时面临突厥的侵扰，以往用玉帛与和亲的方法已经走到尽头，大隋帝国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向突厥妥协。
当时正值护送千金公主前往突厥的大将长孙晟回来，他详细地向杨坚报告了突厥各部不和的情况，并提出目前情况下还不能大举征讨突厥，毕竟隋朝刚刚建立，还需要稳固政权，应该利用突厥内部的这种不和，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策，从其内部进行瓦解，使其“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 而空其国矣”。
除了长孙晟提出建议之外，当时开国功臣梁睿也上疏提出，北周时期面对突厥的赎买策略与汉朝时期的一味征讨都不适合现在新建立的隋朝，针对突厥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应该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安置北地城镇烽候，以及人马粮储等事宜，以随时应对突发 事件。
杨坚综合多种意见，坚定不移地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确定了三管齐下的对策，所谓“三管齐下”指的是：
一、停止对突厥的岁贡。杨坚发出讨伐突厥的诏令，同时在诏令中明确说明，周齐分裂时代那种争相拉拢突厥作为援军的策略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助长了突厥人的气焰，新王朝要终止这种策略。
二、强化防御体系。命令汾州刺史韦冲征发当地人修筑长城，命令司农少卿崔仲方在朔方、灵武一线修筑长城。同时分派重要将领镇守北地重镇。例如命令上柱国武威阴寿镇守幽州，京兆尹虞庆则镇守并州，全部屯兵数万以防备突厥侵扰。又命令窦荣定出镇宁州，以增强帝国北部边境线的防御力量，建立并完善较大区域的作战协同能力。
三、实施对突厥内部的离间策反工作。沙钵略可汗即位后，为了安抚内部，不得不加封诸汗，将菴罗提升为第二可汗，将大逻便提升为阿波可汗，因此其内部开始平稳。杨坚针对这种情况，采用长孙晟的离间策略，派太卜元晖进入突厥西部的达头可汗那里，向其献上了突厥人最为敬重的狼头蠹。
达头可汗一时大喜，遣使入隋进行回访，杨坚将接待规格置于沙钵略可汗之上，因此激起了沙钵略的怒火。东面则派长孙晟本人携带大量金银财宝，一路收买奚、契丹等少数民族，并在这些少数民族的向导下，到达突厥东面的罗候可汗那里，对其大加收买。
以上所说的就是杨坚的“三管齐下”策略，而杨坚正是利用突厥内部不统一的间隙，为日后抵御突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事实证明，杨坚的预测极为准确，当沙钵略可汗稳定住突厥内部后，便立即以复国妻家北周政权为由，向隋朝发起进攻。
开皇元年（581年）沙钵略可汗率军与高宝宁会和，攻陷了临渝镇（今河北抚宁），并约同其他部落联合进攻隋朝。史料上记载，杨坚虽然预料到突厥早晚会南下，但沙钵略行动如此迅速，还是有些出乎杨坚的预料，以至杨坚有些恐惧。
这仅仅是沙钵略的先锋部队，其规模就已如此可观，何况沙钵略正在酝酿着更大的一场风暴，因为他在漠北正在集结大量军队，准备南下一举征服中原地区，彻底占有这片肥沃的土地。
对于杨坚而言，刚刚经历尉迟迥、司马消难和王谦的叛乱，国内形势十分严峻，而且南方的陈朝不久前由于刚刚被韦孝宽占领了很多北部的领土，正在图谋夺回，现在听说隋朝陷入内忧外患，立即联合司马消难等人，以镇西将军樊毅为大都督，命令南豫州（今安徽当涂）刺史任忠统兵攻打历阳（今安徽和县）、超武将军陈慧纪委前军都督，进攻南兖州（今江苏扬州西北蜀冈）。
当时陈朝军队的进攻颇为凌厉，跨过长江后连破隋朝数座城池，临江（今安徽和县乌江）、祐州城（今安徽和县西北）、郭默（今安徽寿县）等地都落入陈军之手，并一路向淮河挺进。
陈军的意图很明显，主要是想加强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的防线，将防线尽可能向外线扩张，力争牢牢控制长江中下游平原这块战略要地，再向北收复失地。
北部烽烟再起，南方战线告急，杨坚一下子陷入焦头烂额之中。问题的关键是，形势正在一步步恶化，南方抵挡不住陈军的进攻，中原的反叛也还没有完全平息下去，现在突厥人又来侵扰，更为严重的是，此时西部的吐谷浑也来趁火打劫。
吐谷浑属于辽东鲜卑族，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中，其中一支向西迁徙，定居在河西走廊一带，并逐步壮大，最终建立了吐谷浑国，随后打败了十六国中的西秦，控制了青海、陇西一带的大部分地区。
北周与北齐互相征伐的时候，吐谷浑因为与北周有领土争端问题，借机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联合北齐，趁北周无暇西顾之际，不断进攻河西、陇右一带地区，与北周形成对峙局面。
北周也曾多次征伐吐谷浑，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建德五年（576年），《周书》的记载是：“其国大乱，高祖诏皇太子征之，军渡青海，至伏矣城。夸吕遁走，虏其余众而还。”
现在吐谷浑趁隋朝内忧外患之际，再次起兵进攻弘州（今甘肃临潭）。弘州一带地广人稀，易攻难守。杨坚综合考虑后决定放弃弘州，对吐谷浑采取忍让之策，但是吐谷浑得寸进尺，拿下弘州后立即进攻凉州（今甘肃武威），随着大隋帝国西部边境告急，河西走廊地区有可能被吐谷浑拦腰切断。
一时间，隋朝面临来自北方突厥、南方陈朝、西方吐谷浑的夹攻，东北方向的高宝宁也不断骚扰。面对四面包围的敌人，杨坚虽然最初显得有些慌乱，但是稳住心神之后，他的雄才大略开始逐渐在解除帝国危险边患中显现出来。
虽然新生的隋王朝忽然面临来自四面的敌人，但杨坚一眼就看出，这些敌人还都各自为战，没有形成抗隋联盟。但是如果战争一再拖延下去的话，或许敌人会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而结成统一战线，形成合力进攻的军事同盟，那将对隋朝极为不利。
所以，杨坚必须利用宝贵的时间，尽快打破四面敌人的包围。制定战略之后，杨坚开始变得沉着起来，内乱的平定，让杨坚平添了许多自信，这是他有生以来经受的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危机，让杨坚变得更加老练而敏锐。
经过仔细地梳理分析，杨坚认为南方陈朝虽然进攻声势浩大，但内部矛盾重重，陈宣帝虽然很想有所作为，但朝廷内部派系林立，而且其军队大多是水军，随着其进攻的不断加深，陆战肯定不是隋军的对手。
而吐谷浑虽然能征善战，但国内资源匮乏，且军制落后，缺乏统一的指挥，强大的攻势难以持久。突厥在这些敌人中最为强大，双方免不了要有一场大战，这场战争其实才是决定隋朝命运的关键一战，而且高宝宁和突厥不断勾结，如果打败突厥，高宝宁势力就会自然瓦解。
杨坚经过详细的分析，最终确定了打击顺序，制定了先易后难的策略，首先将打击目标锁定南陈和吐谷浑，将最强大的对手突厥留到最后。
开皇元年（581年）三月，杨坚听从高熲的建议，任命大将贺若弼为吴州总管出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大将韩擒虎为庐州总管出镇庐江（今安徽庐江县）。
这两员大将都是能征善战之辈，贺若弼曾经跟随韦孝宽征讨陈朝江北地区，由于功勋卓著，所以被高颎推荐。高熲对他的评价是：“朝内之臣，文武才干，无贺若弼者。”而韩擒虎也曾经立下大功，在平定尉迟迥叛乱时，屡次击退陈朝增援大将陈甄庆、任蛮奴和萧摩诃的进攻。
由这两员大将一同镇守南方，实在是最好的选择，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贺若弼到达广陵后，确实以平陈为己任，这一点从他写给同僚的诗中就可以看出来：
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
勿使骐辚上，无我二人名。
不可否认，贺若弼在诗中抒发了志在灭陈的豪情。但坦白讲，杨坚派贺若弼出镇南部边境，并不是要马上灭陈，那个时间段并不是灭陈的最好时机。贺若弼的想法与杨坚的通盘考虑计划有冲突，毕竟当时隋朝最大的敌人是突厥，杨坚仅仅想顶住南陈的进攻。毕竟平陈要举全国之力，以隋朝的情况，还不足以支撑南北两线作战。
为此，杨坚特意为寿州总管元孝矩下玺书，对南方战场的战略方针做了明确的指示：“扬、越氛骎，侵轶边鄙，不识大猷。以公志存远略，今故镇边服，怀柔以礼，称朕意焉。”
杨坚希望只要收复江北失地，将陈军赶回自己的国境内就可以。这表面上看是忍让，实则是审时度势的战略决策。这就决定了贺若弼和韩擒虎等将领在南线战场的战斗，是解除南线战场压力的局部战斗，不是一场置对方于灭国的战斗。
杨坚当时最担心的并不是将领们能不能打，而是担心将领们不能理解自己的意图而无节制地打下去。所以当陈军渡过长江攻城略地之时，杨坚一方面派大将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又派高熲奔赴南方前线节制诸军，让南线战场的战斗始终处在可控的范围。
到了九月，隋军集中优势兵力，向陈军发起凌厉的进攻，东南道行军元帅长孙览带领八大总管，从寿阳对陈军发起攻击，击退陈将钱茂所带领的数千人马偷袭，然后会战陈将陈纪、周罗睺等人，将其全部击退。
当时贺若弼收复大片江北失地，并一举平定相应陈军作乱的东潼州刺史曹孝达，行军元帅元景山带领总管韩延、吕哲出汉口，一举攻克涢口（今湖北汉川）。另一员大将邓孝儒领精兵四千进攻甄山镇（今湖北汉川东南），大破陈将陆纶赶来增援的水师部队，成功收复了司马消难叛乱时献给陈朝的重要军事基地。
到了年底，隋朝的南线反击战取得了预期效果，江北失地基本收复。隋军在长江北岸一线展开，大有乘胜渡江一举攻灭陈朝之势。此时陈军已经被打得胆战心惊，不仅全部退回自己的国境，而且再不敢有进军江北的想法，只希望隋军不要打过长江就好。
陈宣帝本来有雄心壮志，想趁隋朝内忧外患之际扩张自己的领土，但没想到隋朝居然如此生猛，现在居然被人打回老家，心里不禁又急又恼，急火攻心一命归西。
陈宣帝死后，陈朝内部大乱，太子差一点在陈宣帝灵前被人刺杀，大敌当前居然搞起了内讧。因此南线的隋军将领全都跃跃欲试，大有打过长江一举灭掉陈国之势，当时很多将领请求督军高颎上奏杨坚，要马上渡江平陈，最让杨坚担心的事情还是出现了。
此时高熲倒是颇具风范，作为杨坚特派过来的督军，高熲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很好地完成了杨坚交给他的任务，达到了杨坚的预期目标。但现在众将请求渡过长江，高颖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始终按照杨坚的战略部署去处理问题。
所以面对众将的请求，高熲并没有头脑发热，他引经据典开导众将，告诉他们隋朝是礼仪之国，决不能趁人国丧之际出兵讨伐，否则会被天下人耻笑。在高熲的开导下，众将虽然心有不甘，但都表示服从皇帝陛下的战略部署。
此时新即位的陈后主很识趣，知道再打下去对陈军极为不利，于是派遣使者渡过长江向隋军请和，并归还了先前攻占的胡墅（今江苏南京长江北岸）等城池，算是主动低头认错。面对陈朝的主动低头，高熲建议杨坚趁此机会与陈朝讲和，将军队全部撤往北方，为北征做好准备。杨坚采纳了高熲的建议，至此隋朝的南线战事暂时告一段落。
在南线战场对陈作战的同时，杨坚在帝国的西北方向对吐谷浑也展开了反攻。
八月，杨坚任命元谐为行军元帅，率领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郭竣和元浩等数万人马反击吐谷浑，针对此次作战，杨坚特意下诏为元谐做了指示：
公受朝寄，总兵西下，本欲自宁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贪无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师，意在仁义。浑贼若至界首者，公宜晓示以德，临之以教。谁敢不服也。
杨坚的这个指示，其实与对陈作战的指示很相似，都是一场保境安民的自卫反击战，不是扩张领土的征伐战。值得一提的是，诏书中申明的不扩张领土原则，是杨坚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则，因此这份诏书其实也可以算作杨坚大致规定对外关系政策走向的一个方针。
元谐接到皇帝陛下诏令后，立刻领会了意图，于是带领隋军从鄯州（今青海乐都）发起攻击，吐谷浑也是大军倾巢出动，从曼头（今青海共和县）至树敦绵延百十里，其定城王钟利房带领三千骑兵，联合南方的党项部落，渡河向东推进准备迎击隋军，隋军主帅元谐则采取包抄之策，直插青海，准备切断吐谷浑大军的退路。
当时双方在丰利山（今青海青海湖东）下遭遇，于是隋军与吐谷浑两万大军展开了一场遭遇战。经过一番激战，隋军击退吐谷浑大军，并乘胜进逼青海湖，直抵其大本营。吐谷浑不甘心失败，派太子可博带领五万大军反扑，双方再次展开了一场遭遇战。
不过，由于吐谷浑是各个部落的联合体，不像隋军有统一的指挥，战事顺利还可以共同进击，一旦稍遇挫折便各自逃散。隋军在元谐的指挥下对吐谷浑大军进行猛烈冲击，最终吐谷浑各个部落为了保存实力，大部分撤回了自己的地盘。
至此，元谐基本完成了杨坚的战略部署。按照原定计划，元谐部署好当地防务后，便可以班师回朝，但他为了让西部边境能够安定久一些，为了让朝廷接下来能够专心致志地对付突厥，在战争结束后，派使者前往吐谷浑进行招降，《隋书·元谐传》的记载是： “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来降。”
杨坚得知元谐进行招降后大喜，立即加封前来投靠的高宁王移兹裒为大将军、河南王，令其依旧统领旧部，镇守帝国的西北部，并以贺娄子干镇守凉州，以防备吐谷浑再次入侵。
经过打击南陈和吐谷浑的两场反击战，隋朝在突厥大举入侵之前，很快解除了来自西部和南部的威胁，也打破了敌人四面包围的窘境，同时化解了敌人结盟抗隋的隐患。现在杨坚终于可以腾出手来，专心致志地解决最强大的敌人突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