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三世在拜占庭的宗教改革

导语：

破坏圣像运动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利奥三世统治时期处于破坏圣像运动的第一阶段，利奥三世时期开创的破坏圣像运动，是研究中世纪欧洲教俗权力争夺的重要环节，也是拜占庭宗教政策研究的重要方面。

反对圣像并非由利奥三世首先提出，但是利奥三世实为破坏圣像运动的首创者。

在宗教问题上，利奥三世既不像以往的拜占庭皇帝如君士坦丁大帝和查士丁尼一世那样，在惩罚了“异教徒”之后宽容被迫害的教士甚至优待他们，也不像伊拉克略一世那样提出双方各退一步的妥协理论来缓解各对立派别的对于破坏圣像问题的无休止的争论而是立场坚定地开展破坏圣像运动。

一、缘起

由利奥三世和其继承者们发动的“破坏圣像运动”以及由此引起的罗马教会与拜占庭之间矛盾的加深是伊苏利亚王朝统治时期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因为这一运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不满破坏圣像运动的罗马教皇与西方新兴的法兰克王国国王形成政治联盟，教皇国由此产生；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自称“罗马人的皇帝”，再度形成东西方两个“罗马皇帝”对峙的局面；教皇在东西方两个皇帝之间挑拨离间，不断扩大自己的世俗权力。

反对圣像崇拜并非一次全新的运动，只是它在利奥三世统治时期首次被扩大化并公开化，而成为一次政府明令的运动。

教皇认为图像可以作为教育程度低的普通信徒获得圣经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因此，未受过教育或者教育程度不高的拜占庭平民通过圣像来感知上帝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罗马教会默许的。

利奥三世统治前期，致力于击退阿拉伯侵略者并确保王位及国家安全，对宗教问题并没有采取任何公开的措施。

阿拉伯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期间，日耳曼努斯将圣母玛利亚的神像带往军队，对主教及崇拜圣像的人来说她严然成为了君士坦丁堡的保护神，神像即是她的象征，拜占庭取得胜利之后，日耳曼努斯鼓吹是圣母拯救了这个城市，利奥三世及其领导的拜占庭军队在其中的主导角色完全被忽视，这一行为让利奥三世无法接受。

利奥三世并没有直接把神像去除，而是留有余地用十字架来代替，所以这应该体现的是利奥三世破坏圣像运动初期的情况，这与上文提及破坏圣像运动的首次行动不谋而合。

初期没有必要使用激烈的手段打压教会势力，所以这也可以视为利奥三世对民众心理的一次试探。

利奥三世借触怒上帝这种反对神像的理论有理可据，而且从表面上看是出于统治者虔诚的角度，因此部分学者认为破坏圣像政策可能更多出于他自身的宗教热情。

但是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刚刚击败阿拉伯军队拯救了国家而获得殊荣的皇帝来讲，以此为借口趁机发动破坏圣像运动来打压教会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可能性更大。

至此，反对崇拜圣像法令的颁布不仅代表着皇帝而且也能冠以拜占庭教会的名义，因为它是由牧首签署批准的。这项权力对利奥三世来说有很大的利用价值，但是利奥三世不可能不了解教皇及教会对崇拜圣像的默许态度。

二、原因

首先，在将阿拉伯帝国的军队赶出君士坦丁堡之后，利奥三世希望通过破坏圣像运动消除基督徒与穆斯林或犹太教徒之间的宗教障碍，因为后两个教派都不允许崇拜偶像，而基督徒对圣像的顶礼膜拜，可能会使帝国境内外的犹太教徒及穆斯林对拜占庭抱持敌对情绪，这一政策的实行有利于维持帝国的安全稳定；

其次，利奥三世可能试图通过恢复原始基督教教义的信仰，从而加强对帝国内部基督徒的思想控制，削弱罗马教皇对国内百姓的影响力。

从当时的经济和政治环境来看，基督教会和众多的修道院经过4世纪开始到8世纪中期的长期经营，受到统治阶级的庇护，接受了无数信徒的馈赠。

早在4世纪已很富庶的教会牧师，在中世纪初期，由于信徒、君主和贵族多方面的馈赠以及侵占毫无保障的公社和私人的土地，还有他们在经济管理上的智慧，其地产已增加到无可估量的程度，这些财产都附带有相应的宗教特权，它们得以免除应交国家的部分税收，而且不能转移、不能割让。

教会和寺院利用崇拜圣像迷惑人民，这为其利用民众的迷信来为自己发财致富，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事实上教会的富有程度已经使拜占庭的高级官吏都望尘莫及。

利奥三世在位时继续推行士兵授田制度和赐田产给军官的做法：士兵可以领到一份土地，军官可以获赐一块田产。利奥三世本想借此措施得到军队对自己进一步的拥护，但由于教会和寺院侵占了大量土地，凡是较好的土地多半己经落入了教会和寺院手里，军官和士兵只能得到较差的土地，这就激化了军队和教会之间的矛盾。

加之逃避兵役的人纷纷逃入寺院，把土地献给寺院以求保护，这就更使军队不满。而且，按照教会规定，年满十八岁的成年人都可以自愿为僧，他们中的多数也是充当修道院的劳役僧侣。

因此，拜占庭的军人特别是东部小亚各军区的军事贵族都成为了破坏圣像运动积极的拥护者和参与者。

罗马教会及其下属修道院的大地产在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后迅速发展，其数量之多，与皇室产业不相上下。

从上文可知，教会土地的集中有多种途径：一方面，是历代皇帝的恩赐；其二是来自贵族、元老院和社会各阶级善男信女的馈赠；其三是对异教和“异端财产的兼并；还有相当一部分自由农民因逃避兵役托庇于大教会地产，扩展了教会的产业；修道院的迅速发展则构成了教会地产增长的另一条渠道。

毫无疑问，国家危机的持续激化及军队士气的低落，教会财产与修道院的过分发展必定会与拜占庭统治阶层的世俗利益发生冲突。

大量健壮的年轻人加入了教会修道的行列，帝国失去了组织军队和农业的必需的力量，而且教会拥有的依附农极有可能成为反叛篡位者的兵源。

另一方面，教会和修道院为企图逃避政府责任的个人提供了一个藏身之处，部分修士可能并不是因为宗教理想追求的鼓舞而从世俗事务中隐退，而是想要逃避当时拜占庭在受到战争威胁时及战争过后修整恢复过程中所急需的兵力、劳力及税收。

适当地打击教会的势力有利于增强国家实力，自然也有利于军区力量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最终会加强对阿拉伯及其他对拜占庭虎视耽耽的周边国家的打击力度。

利奥三世以反对圣像崇拜这一意识形态为契机，通过攻击膜拜圣像这一现象，表面上遗责宗教仪式中的迷信行为，实际上向教会发动攻击。

利奥三世将主要力量直接针对教会拥有的大量地产及其地产的国有化，并限制修士的数量。

换句话说，就是要对逃离国家控制、几乎完全独立运作的教会采取行动，夺取教会的地产，以满足大军事封建领主和中低级军人士兵阶层对于土地的需求，满足国家对增强兵力及增加税收的需求，从而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

参考文献

陈志强《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历史研究》1996 年 0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