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康安,果真配称“民族英雄”?晚清笔记,揭开他荒唐的一面
导语:
富察·福康安,乾隆皇帝原配嫡后——孝贤纯皇后的亲侄子,乾隆朝名臣富察·傅恒第三子,乃系被乾隆皇帝评价为“与国休戚、实心任事”的一代名将。在乾隆皇帝引以为豪的“十全武功”中,“平台湾,曰福康安之功,平安南,曰福康安之功,平廓尔喀,曰福康安之功”,尤其在平定廓尔喀的过程中,福康安加强了清廷对西藏地区的统治,捍卫了国家领土完整而被后世评价为“民族英雄”。
嘉庆元年二月,因战功卓著,福康安被乾隆太上皇破格晋封为“贝子”爵位;嘉庆元年五月,病逝军中的福康安再获圣宠,被追封“郡王”爵位,“异姓世臣,叨被至此,乾隆朝第一人也”。
就具体功绩而言,福康安“屡出筹边,功在社稷”;就所获恩宠而言,福康安“空前旷后,冠绝百僚”。乾隆五十七年,38岁的福康安横跨喜马拉雅,血气作战,逼迫廓尔喀称臣乞降,更是举世惊叹、青史留名。
但在诸多清史研究大家的眼中,这位拥有如此骄人成绩的一代名将,却是一个“以贵族外戚,总长师干,归功享成而已”的徒有虚名之辈,甚至还是一个“到处婪索,妄作威福”乃至“断无良将风度、残害忠良”的骄纵、狂妄之徒。总之,他根本配不上“一代名将”的称号,和“民族英雄”的伟岸形象更是相差甚远。
福康安封神之战——廓尔喀之役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福康安到底何种形象,或许晚清名家李伯元所成《南亭笔记》能给我们答案。
开挂的仕途生涯有富察皇后这样的姑姑、富察·傅恒这样的父亲,才有了乾隆皇帝对福康安“亲自训诲,至于成人”甚至“后世以龙种疑之”的特殊恩宠,更有了其开挂到极点的仕途生涯。
乾隆三十二年,13岁的福康安授三等侍卫,品秩正五品;15岁升二等侍卫,品秩正四品;16岁升一等侍卫,品秩正三品;17岁升户部右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品秩正二品。17岁就拥有了省部级正职行政级别,而且还手握实权、兼领文武官职。如此仕途开端,谁人能及?
乾隆三十六年,大小金川再次作乱,乾隆皇帝将17岁的福康安送往金川前线镀金。金川前线总指挥阿桂将军,自然深通上意,为福康安多次制造立功机会,并让其成功获得了乾隆皇帝“壮军威、破贼胆”的至高评价。大小金川被平定后,福康安被晋封男爵,官升户部左侍郎、正白旗满洲都统。除此之外,还被绘像紫光阁、赐紫禁城骑马、赐双眼花翎等等。
金川之战后,镀金成功的福康安正式开启了封疆大吏并单独领兵作战的开挂生涯,吉林将军、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兼署成都将军,福康安的履历表上从来就没有副职或者虚职一说。28岁,福康安被调回京城,出任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衔;30岁,福康安出任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32岁,福康安升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正式进入权力中枢。
乾隆五十七年,福康安率兵平定廓尔喀;乾隆六十年,福康安于平定苗疆之乱中,首战告捷;其仕途高度和爵位等级也随之达到了另一高度:
官职方面:武英殿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并有权于家人中选择三人,给予六品顶戴;
爵位方面;获封“贝子”爵位,乃系康熙朝以后异姓功臣封爵的最高等级。
嘉庆元年五月,福康安病逝军中,乾隆太上皇“实深震悼”的同时,将其追封为“嘉勇郡王”,更是破天荒的格外恩宠。
清代王爵龙补服
福康安的另一面巅峰时期的福康安,“领兵在外”;“主政在内”的权臣和神相对应;一文一武,均蒙圣宠,乃系乾隆朝最为声名显赫的朝廷重臣。
从福康安所立无数战功,尤其是翻越喜马拉雅山脉,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具体表现来看,他似乎对得起乾隆皇帝屡破祖制成例的盛宠,更对得起“社稷之臣”、“民族英雄”的称号。
可晚清大家李伯元在其所著《南亭笔记》中,记载了福康安的三件事例,绝对会颠覆你对这位悍将的认知:
1、恃宠而骄、妄作威福
功成名就并得乾隆皇帝极度恩宠的福康安,每次领兵出征都会配备轿夫36名,轿夫们轮流抬轿,轿行如飞。即使于督师前线,福康安的这一规矩也照行不误。在福康安大到离谱的轿子中,有专门点烟倒茶的小童,有专门负责喂食点心的侍女,甚至还会配有供其玩乐的姬妾。
除此之外,根据《南亭笔记》的记载,功成名就并得乾隆皇帝极度恩宠的福康安,每次领兵出征,都会强令“地方官盛大供张。偶不当意,必取马捶击之,若挞羊豕”,铺张浪费、奢靡无度。“清史研究第一人”——萧一山先生甚至认为,清朝“行伍奢侈之端倪”即为福康安开创,其历史罪过之大,可见一斑。
2、强纳县令娇妾
另据《南亭笔记》的记载,福康安出征大军行至一地方小县时,因为当地县令“劳军之典殊简略”,惹得福康安大怒,非但严厉训斥还要将其军法从事。县令无奈跪地求饶:“县令虽小,亦朝廷命官,只以民贫地瘠,不胜供应之苦,致开罪从者,若因此断首,冤矣”,却也无法消减福康安半点怒气。
后经人指点,县令才明白福康安震怒的真正原因所在,原来他看中了自己的姬妾香儿,“县令传见时,侍妾香儿立于一侧,福康安目耽耽注视,意欲夺之而不便明言”。无奈之下,县令只得将香儿献给福康安,这才让其消去怒气,饶过了县令。
3、残害忠良
除此之外,《南亭笔记》还较为隐晦的记载了一代名将柴大纪仅因“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而被福康安奏请乾隆皇帝后,“斩首弃市,其子发伊犁为奴”的故事。
柴大纪,乾隆二十八年的武进士,乾隆朝威名赫赫的水师提督,朝廷亲封的“壮健巴图鲁”、“一等义勇伯”,镇守台湾及附近水域长达十数年。可就因为在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的时候,柴大纪在福康安面前“可能”出现了不恭敬的言辞,就被福康安诬告为“激民为变、纵弛贪婪、贻误军机”,以至于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
历史学家蔡东藩先生也曾对此事有过愤慨评价:“最可恨者,柴大纪忠勇绝伦,第以不执櫜鞬礼,必欲置诸死地,良将风度,断不若是”。因如此小事就颠倒黑白、残害忠良,让大清痛失一员镇守边疆的悍将,福康安之过,大矣。
后记正如后世学者对福康安的评价,“其才能之不足为将帅,其风度不足为良将,其功绩多为高宗一手撮合”。台湾前线,如果没有海兰察的“奋勇当先”;廓尔喀前线,如果没有海兰察的“在后援应”;金川前线,如果没有阿桂的刻意安排;福康安的战场神话或许会变成一个个笑话。
镀金而成的“社稷之臣”,在盛宠之下恃宠而骄、擅作威褔;垂涎美色、强纳人妻;甚至残害忠良,一副奸臣模样。如此形象,实不配“与国休戚、实心任事”之评价,更不配“民族英雄”之美誉。
参考文献:《清史稿·福康安传》、《南亭笔记》、《啸亭杂录》、《清实录·高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