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下庶人”，及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作用
导语：
春秋战国时期“礼不下庶人”的说法值得商榷，礼不是绝对的“不下庶人”，各诸侯国为了更好地对基层社会进行管理会用礼去规范百姓，同时人们生活中自主形成的一些礼节也能成为一种自我约束。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剧烈的社会变动，“礼下庶人”的趋势也越发明显，这样人们越发有礼可循，礼与基层社会的结合和影响也愈发紧密，礼在基层社会是客观存在的。
一、士庶阶层转化是“礼下庶人”的重要途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周天子式微，西周时期的礼制遭到破坏，各诸侯国并起，逐鹿争霸，人才辈出。
鲁昭公三十二年，史墨对赵简子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之姓于今为庶。”这段对话生动描述出当时贵族与平民间身份剧烈变化的情况，许多靠世卿世禄维持地位的贵族遭到重创。
各诸侯国为了争霸对贤才的需求开始增加，士阶层也因此逐渐崛起，成为重要的人才来源。鲁哀公二年，赵鞅伐郑之前承诺众人：“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就是给了所有人包括普通百姓和身份低贱的奴婢改变命运的机会，这是当时统治者为了争霸不注重出身背景、提倡凭能力改变所处阶层的政策体现。
从这一时期的史料中也能看出，贵族衰落和基层百姓凭借自身才干进入统治阶级的情况极为常见。毕公高随武王伐纣，受封于毕并建立毕国，后来毕国灭国，后世均沦为庶人。
其苗裔曰毕万者，因才能出众，又得以“事晋献公”，在献公十六年时随献公出征，“毕万为右，以伐霍、耿、魏，灭之。”最后“以魏封毕万，为大夫。”重拾荣耀。管仲的父亲曾经是齐国的大夫，到管仲时家境趋于没落，管仲为了维持生计还曾做了地位比较低微的商人。
后来凭才干经鲍叔牙引荐辅佐齐桓公，“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也因此从微贱的商人变成了齐国的上卿名垂青史。
苏秦家里以务农为生，是“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耳”早年跟随鬼谷子学习，后来外出游历，却因潦倒无奈回家。后来他发愤图强，终于凭借才干助“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也“为从约长，并相六国。”实现了人生价值。
随着士庶阶层之间严格界限的打破，上层贵族们恪守的冗杂礼仪难以维持并随着贵族的没落开始下散到民间，新兴的以士阶层为代表的从基层社会上升到统治阶层的人们则开始更多地接触礼乐文化。
而从基层社会走出的人又因长期处于基层社会，自身的行事作风还带有民间礼仪的影子，同时他们也很了解基层社会的状况和人们的需求。因此，他们对礼的执行会更加灵活和变通，推广到社会上的礼也会更加符合基层社会的需求而被人们所接受。
二、学术下移加快了“礼下庶人”的进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孔子讲：“礼失而求诸野”，丢失的礼要去民间访求。另外，从士阶层的兴起以及百家争鸣的盛况来看，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出现下移由此把礼带到了基层社会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王室衰微和部分贵族的没落，学术随着许多任职官员的出走而流落，如王子朝争夺周天子之位失利后便“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管子·山权数》记载，管仲建议齐桓公设立“五官技”，即“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
这些本应该由上层官员掌握的知识和担任的职务如今都需要从民间百姓中选拔人员来从事，可见春秋时期学术文化就已经开始从诸侯国下移到民间了。学术从周王室下移到诸侯国再下移到民间，在一些诸侯国乃至民间得以保存和传承，因此造成了“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的现象。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兴起也是加快学术下移从而使“礼下庶人”的重要途径。伴随着学在官府到私学盛行的转变，普通百姓们也有了学习包括礼经在内的典籍的机会。
尤其是孔子，作为私学的重要推动者，主张“礼也者，理也。”、“不知礼，无以立也。”，认为做人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他的思想理论中非常推崇周礼，想用礼来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他不仅自己重视守礼，还善于教人以礼，甚至连孟懿子和南宫敬叔等贵族都向他学习过礼。
而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基层社会的百姓也可以随他学习，他自然也是把礼作为普通百姓的道德规范去讲授和普及。孔子与其弟子在乡里间教演射礼时，围观的人就非常之多。由此可见，孔子在讲学过程中，就把原本属于贵族阶层的礼逐步推行到了基层社会。
学术的下移使学在官府这种上层贵族垄断教育的情形得以改善，基层社会的百姓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本来只有贵族才能学到和使用的礼仪。虽然下移的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充分，也不是每个百姓都能得到教育，但仅仅是这一定程度的文化下移也使基层社会受到了教育氛围的熏陶，使礼被更多百姓所广泛接受。
礼作为固定阶层的特权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被打破，随着士庶阶层的流动以及学术的下移开始在社会各个阶层流传开来，礼的使用开始更加广泛，在意识形态方面也逐渐占据主要地位，成为了一种非强制性的行为规范。
礼下庶人是礼根据时代的变动承其精髓去其不适，从而得以更广泛传播和完善的必然途径，是百家争鸣的起源，也是适应社会发展、流传至后世几千年不消亡的基础。统治者们也多顺势而为，开始把礼作为一种维持基层社会稳定的手段，从思想和文化方面来巩固大一统的统治。
三、通过道德约束管理基层社会礼虽不同于刑法的严苛，也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却能通过温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对人们进行约束。礼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措施之一，“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因此礼与基层社会的管理密不可分。
周人的鬼神观念与孝文化的结合是周代重视丧礼的主要原因之一，隆重的丧礼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和格外的重视，长达三年的守孝期也表明了给长辈最后一次尽孝的决心，因此丧礼有助于巩固人伦关系，在道德意识上加强对孝的培养。
此外，《庄子·至乐》提到：“庄子妻死，惠子吊之”《礼记·檀弓上》载：“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礼记·曾子问》中孔子说道：“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这些都说明，基层社会办丧事亲朋邻里间是要来吊丧的，而且还会帮助别人送葬，因此丧礼的存在也能强化基层社会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和谐之风。
婚礼别男女、正夫妇，有利于维持个体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礼记·昏义》中记载：“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
可见，和谐的婚姻有助于维持家庭的稳定幸福，这样的家庭才能养育出更好的后代，形成父慈子孝的家庭氛围，进而才能培养出忠君爱国的人。明确家庭责任感有助于培养社会的责任感，小家庭的和谐安定也是整个基层社会维持稳定秩序的根本。
挚见礼的存在增强了百姓们的凝聚力，“礼尚往来”的习惯使基层社会邻里间的人际关系更加融洽，百姓的社会生活更加和谐。挚见礼也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培养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无辞不相接也，无礼不相见也”，人们在待人接物方面更加有礼有节，既尊重了别人也尊重了自己。
同时，细微之处见真情，挚见礼的使用也会让人与人交往时心怀尊敬，让对方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营造出和谐亲近的氛围，拉近了基层社会亲朋邻里之间的距离。此外，乡射礼、乡饮酒礼等其他在基层社会中存在的礼也都能起到教化百姓的作用，因此也都有助于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
四、总结总体来看，礼对春秋战国时期乃至整个古代社会都影响深刻。基层社会百姓所遵循的礼或许不像上层社会那样繁琐完备注重外在形式，更像是一种日常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对人们起着教化作用，“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如果人人都能主动用礼来作为自己日常处事的行为规范，那么整个社会就能建立起与人为善、远离罪恶的和谐稳定秩序。葛兆光先生认为：“礼仪不仅是一种动作、姿态，也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它所象征的是一种秩序，保证这一秩序得以安定的是人对于礼仪的敬畏和尊重。”
《礼记·缁衣》中有：“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可见，对民众进行道德礼法上的约束和教化与只用严刑峻法的强迫相比，前者不易引起百姓的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进而促使百姓从内心里真正归服，人心思定，从而维护基层社会生活的稳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