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遇赦可免刑罚，赦免到底是如何在汉朝成为一种定制的？
导语：
引言：
赦免是古代统治者，针对罪犯进行减免刑罚的行为，此制度历史悠久，有学者甚至认为可以追溯到五帝时期，但该制度 “遂为常法”，还是开始于汉朝时期。
汉朝不仅是赦免制度的定型和完善时期，还是历史上最频繁使用赦免制度的王朝之一，根据史籍记载，在两汉四百多年的历史中，共计二十四位皇帝中，只有一人未施行过赦免。
赦免制度为什么会在汉朝成为常法？汉朝赦免制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还要从汉朝社会背景说起。
一、统治思想是基础，社会现状是关键从社会层面上看，秦朝因“急法不赦”而导致二世而亡，汉朝建国之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避免百姓再度“揭竿而起”，认真吸取了秦朝教训，开始“惩秦之弊”，减轻刑罚。
与此同时，汉初政局不稳，诸侯叛乱时有发生，而赦免制度又在平定叛乱中有着纯粹军事手段无法替代的作用。
比如，汉高祖时，就曾宣布赦免被胁逼的从反吏民；汉景帝在平定七国之乱时,也曾宣布大赦天下，这些赦免缩小了打击面，收买了人心，分化了敌人，从而达到了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武帝时期，国内政局虽然趋于稳定，但随着统治者开始频繁对外征伐，导致青壮人口锐减，而此时的赦免又成了补充兵源的有效手段，所以赦免就一直在汉朝延续了下来。
从思想基础上来看，西汉初年，统治者为了解决社会经济凋敝的现实问题，采取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来治理国家。
黄老学说反对“专任刑罚”，主张“德刑相济”，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汉初统治者频繁颁布赦令，对政局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董仲舒
到了西汉中期，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加强中央集权又成为了首要问题，为此，汉武帝实施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学说替代黄老学说，成为汉朝的治国思想。
儒家学说主张“民为贵”，要求统治者要施行“仁政”，在管理人民上，也主张 “德主刑辅”、“大德小刑”，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赦免也就制度化、经常化了。
与此同时，儒家学说还主张“天人感应”，要求天子为政，必须敬称天意，一旦政事不修，上天就会出灾害以谴告之。
而政事中又以刑狱杀人最为不祥，所谓“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所以，为了顺应天意，减少灾异的发生，统治者就频繁施行赦免，以求消除神的愤怒，从而消灾避难。
汉武帝
二、赦免类型多元化，程序规范又严格汉朝赦免制度的种类比较多元化，其中大赦是最为重要的类型，此外比较常用的还有特赦、曲赦、赦徒、别赦、减赎等。
大赦是效力及于全国的一种赦免，也是涉及罪名最为广泛的赦免类型，除少数犯罪以外，所有的犯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大赦实施的时机非常多，汉朝诸帝在践祚、元服、改元、立后、立储、封禅、郊祀以及祥瑞、灾异、遇乱等诸多情况下，都会施行大赦。
特赦，又称“特放”、“圣虑”、“会录”等，指针对特定之人所犯特定之罪实行的赦免。汉朝时确立的“录囚”制度可以看作是特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后汉书•百官志》载：“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
徐悲鸿 《田横五百壮士图》
曲赦是对某一具体地区罪犯的赦免，该制度最早开始于刘邦曲赦栋阳囚徒以及代地、燕地的吏民。
曲赦的灵活性较强，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随意选择所赦地区，对于所赦的罪囚也可以限定为某种刑种，从而能在地区和刑种之间进行选择组合。
别赦是针对专人专事或限制在某些刑种范围之内的赦免制席，例如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年）就对针对田横一人颁布别赦。
赦徒指专门针对徒刑施行的赦免。根据《汉书•景帝纪》的记载，汉景帝在中元四年赦徒作阳陵者，就是专门赦免在阳陵服役的徒刑罪犯。
减赎可分为减等和赎赦两种情况，减等，也可以称为“赦降”，一般指在原刑的基础上降低刑罚。《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二十二年，制诏：死罪系囚在戊辰以前减死罪一等。”
减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附有条件的，获得减等者往往会被强制性地迁徙到边境去戍边或服劳役。
赎赦是指对于某些特定类型的犯罪，经皇帝特别准许可以一定数量的财物或劳务来赎买罪行的制度，比如在汉顺帝时，朝廷就曾下诏让罪犯出缣赎赦，不能出缣者，也可以用到羌县劳作两年的方式赎赦。
除了以上赦免制度，根据相关史籍的记载，汉朝赦免的种类还有郊赦、复作、普赦等等。
汉朝是赦免制度的形成时期，对于如何施行赦免，也有了一套相对固定的程序和仪式，称之为“赦仪”，汉代赦仪包括赦免的提起、诏书的制定和赦免的执行三部分内容。
泰山封禅塑像
汉朝时赦免的提起，包括皇帝主动提出、当事人自己提出以及他人提出三种类型。
皇帝主动提出的赦免又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如践祚、改元、立后、立储等时，一般按照惯例会施行大赦；二是皇帝亲自录囚而要赦免囚徒时；三是在巡狩、平定叛乱等场合下，曲赦特定群体或特定地域的吏民。
当事人自己提出的赦免是指当事人自己上书申冤，希望获得赦免。
他人提出的赦免也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当某人因犯罪被关押判刑的情况下，其亲属、同僚、门生或其他人等可以替他上书诉冤或求情，从而使其获得免除或减轻处罚；二是当事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人们同样可以替他上书请求赦免。
刻有诏令的竹简
赦免发起之后，下一步就到了赦免诏书制定环节。西汉初期，赦免诏书在内容上相对比较简单，功利性和实用性的特征较为突出，一般仅是说明赦免的原因和内容，但到了中后期，赦免诏书中开始大量引用《诗经》等儒家典籍中的语句，以便更好地体现“以儒治国”。
赦免诏书制定完成后，就到了赦免的执行环节。
根文献记载，赦免诏书首先由宰相审阅，然后再由使臣将其传给州郡长官，州郡长官再派人将诏书送达至所管辖的县域，在赦免诏书逐级送达到最基层后，政府会派专人向百姓宣读诏书内容，宣读完毕后，还要把诏书的内容书写在乡亭市里的墙壁上，以起到更好的教化作用。
汉代墓室壁画
三、保障权利显德治，频繁赦免损法治赦免在古代社会有着积极的意义，首先是保障了个人权利。
尽管汉代法律的立法精神比较宽平，法律程序也比较严格，然而司法无论如何慎刑，也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误，一个穷尽司法途径的人仍未能得到公正的判决，难免会心灰意冷对社会失望或者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
如果赋予一定的赦免权，则是给予了他们新的希望，也是统治者对他们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其次是可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我国自古就是成文法国家，在成文法国家里，法典一般先由立法者根据社会现状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条文，但是由于社会总在发展变化，所以就会出现法律滞后于社会的局面。
王符雕像
赦免制度的设计就缓解了法律的滞后性，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减少了冤假错案的概率，使成文法成为一部实实在在的‘活法’。
最后是有利于“德治”和“法制”相结合。赦免制度所包含的核心思想是儒家的德治学说，认为通过道德教化而非动用刑罚手段，就能使罪犯回归人性，实行大赦也是统治者很好体现仁政之举，明刑弼法效果虽然明显，但是难以使百姓诚服，赦免这种轻缓、宽松的刑事制度更能使民心归附。
但是，无节制地颁发赦令也会导致诸如司法不公、助长了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有损法律威严等问题。
汉安帝时期的思想家王符就曾指出“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 因此东汉另一思想家荀悦才会在《赦论》中提出：“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
频繁大赦只会令法令废弛，越赦越乱。
结语：赦免制度是一种古老的司法制度，汉朝建立之后，为了纠正秦朝以法治国的弊政，先后采用了黄老学说和儒学来治理国家，而这些学说都主张慎刑，这就为汉朝政府实行赦免打下了思想基础。
加之西汉中前期，社会政局不稳，内有诸侯叛乱，外有匈奴扰边，为了平定内忧外患，汉朝政府也不得不频繁使用赦免，以收买人心，补充兵源，最终使得赦免成了一项制度。
赦免制度化之后，出现赦免类型繁多，赦免程序规范严格的特点，从而有效保障了人权，有效弥补了成文法的不足，有效体现了德治。
然而，赦免的频繁使用也导致了司法不公、有损法律威严等问题，所以我们要辩证地对看待赦免，在借鉴时也要注意扬弃。
参考文献：
《汉书》
《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