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百年和平时期，竟然有三百多次外交互动，双方真是兄弟之国
导语：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多面复杂、饱受争议的朝代。
其中最具争议之一就是宋朝与北方民族的交往，以及靠“岁币”维持的盟约和平。
许多人将其视为宋朝“缺少血性，腐酸无力”的铁证。谈及古代历史，往往对汉唐的尚武和辉煌津津乐道，而对宋朝嗤之以鼻。
然而，宋朝是一个被低估的朝代——汉有秦的基础，唐有隋的底蕴，宋继承的只是五代十国时期后周的遗韵。
而反观主要的外族对手，突厥和匈奴甚至不能被称为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应当被称为是“部落”，其组织性和军事实力均不及宋要面对的、已成气候的对手。
到宋时，辽已建国五十年，早已不是靠一夕掠夺而过冬的单一游牧民族，而是一个完备的国家。
这个国家从唐中独立出来，已经饱饮了汉文化的甘露，知道如何耕种、如何存蓄，但他们的马刀仍然锋利，骑兵的铁蹄仍能轻易踏破失去天险的平原。
而面对这样的对手，宋与它维持了百年的和平，足足百年与之相安无大征伐。
此间种种，足以证明宋并非无可取之处。
燕云南北，止戈檀渊汉与夷，自古以来摩擦不断，关系往来时友时敌，但总体来说可概括为一定规律：
尔强则我强，尔弱则我疲。中原与北方一直在受对方的压力而不断调整自身，彼此在一定历史时期都对对方产生切实的威胁。
春秋时期，中原尚未统一，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如一盘散沙；
汉朝时，中原形成了统一的大帝国，此时的北方诸部也逐渐趋于统一，形成了一股足以与中原争锋的力量；
等到五代十国，北方帝国逐渐崛起，中原各国便逐渐团结起来，为了抵御北方的铁壁而拧成一股绳。
在这样的互相压制下，也有彼此利用的部分。宋是如何因无险可守一再与辽战且和的？
因为燕云十六州早在之前就被石敬瑭出让给了北方，而北方并不在意南方的魁首是谁，钥匙已不重要，这一次，辽可以完完全全打开这扇历久以来阻碍南下的大门。
更重要的是，南北双方除了无力完全灭绝对方以外，也有来自贸易上的掣肘。以历史悠久且能充分代表南北经济贸易往来的茶马贸易为例：
茶对于北方来说，是重要营养来源，也是生理刚需，茶叶带来的种种成分可以有效弥补北方民族因饮食结构单一而缺乏的营养物质；
同样的，南方出于战争需要，骑兵的武装一直是重中之重，而武装骑兵所必备的是优质的战马，这是仅靠南方本土无法培育出的，必须从北方引进良种。
如上种种，燕云南北的爱恨情仇，实非寥寥数语可言。
而燕云十六州这个重要的关口、也是重要的门防，成为了今后宋辽双方交战、争夺的热点。
公元986年，早就有意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宋太宗在辽国旧君逊位、新君初立之际，欲趁其朝纲未稳，攻其不备，点二十万大军，从三路北上。
北伐之路顺利了一段时间，不少失地在大军北进之际徐徐收复，一时前线捷报飞回，太宗大喜。
然而尚未到达今河北涿州市所在，即当时的岐沟关，宋军进师不利，大败。
太宗即刻令三军回撤、护送百姓内迁。
然而前线又发生错误战略决策，主帅怯阵，竟导致断后的杨业一部陷入包围绝境，孤军奋战至重伤被俘，绝食三日而死。
至此，20万宋军溃败千里，此次北伐，堪称惨败。经此一战，宋再无北进之力，且宋辽攻守之势一朝逆转，宋朝的军事至此陷入被动，直到盟约之前都未完全恢复。
25年，大小战役不断，各自有所胜、有所败、双方在军事上的开销也属实负担，连年战乱更使得两国之间、尤其是边境地区的百姓苦不堪言，甚至不能守其家业。
农耕不兴，大多靠边境贸易维生，然而一旦开战，又是先受其害。
1004年，辽国也酝酿了一个针对宋朝的军事行动。辽国南下，大举进犯宋，这一次宋已有准备，事先布下兵马，商议对策。
然而在辽国大军逼近时，还是出了岔子。宋将王超坐镇定州，在此次战略规划中，承担主要的战斗任务。
然而在实际的战斗过程中，他不拨不动，其部毫无建树可言，甚至于因为他的怠惰，中央被迫一再更改战略，拖累了正常战斗。
诚然，此非王超一人之过，但无论如何，此时辽军已深入宋腹地，战火已烧到檀渊城下。
前线统帅畏敌避战，宋真宗纳谏，不得已御驾亲征，到达前线，士气高涨。适逢苍天眷顾，守城之战，宋军射杀辽军主将。
至此双方此场战斗旷日持久，辽军远征，粮草供应并不充裕，且连战未免疲敝；宋军此时也后继无力，虽此番得胜，尚不敢语将来。
于是和谈成为双方的共识，檀渊之盟就此订立，从此双方不必大动干戈，开通互市，宋辽两国的黎民百姓也终于得以安居乐业。
边境的烈风中飞舞的，不再是血染的旌旗，而是使臣的符节。
百年和平，风云暗涌诚然，选择议和，自然也是有反对的声音的，双方不睦已久，朝中主和主战两派也一直相持不下，双方的统治者也是出于各种考虑，才选择议和的。
首先，就是明面上的问题——军费，这也是临近檀渊之盟的几年内，主和派日益占据上风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不完全记载，25年交战，每次军费的开支平均达到三千万两，这远远超过了合约中，宋给辽赠送的三十万两财帛。
其次，议和派主张“不事四夷，重内而轻外”，实际上恰好反应了统治者最迫切的心病。
辽国萧太后向儒学帝制改革，这无疑触犯了奴隶制下辽贵族的利益，绝非一朝一夕可成，放兵在外也多有不安。
宋更是如此，财政之弊端，多在于冗，冗余又会助长贪、懒之风气，朝纲萎靡，军费铺张却无实际效益。
自然，也有声音称，战争是双方亏损，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宋单方面的亏损。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吃亏的却是辽，宋的经济相当发达，与辽的贸易往来中，盈利更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宋输出的文化对辽国的渗透也是堪称猛烈。
正因为如此，宋真宗签下条约时并未太犹疑，反而是萧太后那方几番斡旋，颇有微词。
于是，这样一来，即使在签下条约后，双方也都觉得自己吃了些暗亏，时不时也想着要讨些回来，但又不能明面上闹出什么不和。
于是一些口角之争、或者一些暗处的小动作就显得更为频繁。
而这些就被浓缩进宋辽之间的外交中。
百年间但凡有机会，两方便会派遣使臣走动，共有三百余回——在交通不便的时代，这已是惊人的数字。
这种异常频繁的走动可不仅仅是为了做面子，而是别有深意。
这实质上是一种刺探，摸清对方的动向，搜集情报。
这同样也是一个安稳内部的良方，如上所言，双方选择议和，主战派自然并不安分，心有怨气。
恰好这个任务可交给他们来做，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主战派自然会铆足了劲想要借出使挖出对方的各种蛛丝马迹。
以历年宋使的最终目的地为例，结盟之初，宋使的目的地是边陲幽州，双方的接触浅尝辄止；等到中后期，这个位置不断向辽国纵深进入，且游移不定——中国自古以来没有长期派驻使臣的传统。
由前朝流传下来的朝贡体制下，属国进贡是不必进入京师的，这也是出于避免属国使臣借机搜集情报的考虑。
而宋没有唐在少数民族间那样高的地位和话语权，因而更要小心翼翼地严防各个进入京师的外国使臣。
为此，宋设立了接伴和馆伴制度，一则是为防止其与安插的间谍、眼线接触，避免其窥探一些重要的设施建筑。
二则是为了保护使臣的安全，避免因为使臣出现人身安全问题导致一系列外交事故。
每次辽国使臣进入宋朝边境时，由宋派出的接伴使进行迎接、设宴等安排，外使会宿于驿馆，沿途每晚住宿时，都会由馆伴使接待，并进行陪同。
等到辽国使臣抵达京城后，往往在班荆馆设接风宴，正式欢迎，然后宿于专门为了接待使臣而修建的都亭驿，该驿站直到南宋时期都在用于接待外国使臣。
然而，双方自然都是对这种频繁的使臣外交有所准备的，就算真的刺探到了什么消息，也不会是决定性的、关乎存亡成败的大情报。
此举更多的作用在于为那些“喜欢折腾”的大臣们找一个长期的差事，以期尽量消耗他们用于频繁上奏的精力。
如上所说，宋辽双方当时更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稳固朝纲、平衡国内上，因此尽管双方统治者在暗暗与对方较劲，却始终不愿意真正下手去撕破这表面上的一纸盟约。
彼时的宋辽，正如一对关系时好时坏的街坊邻居，即使彼此嫌弃，却也低头不见抬头见。
百姓安居，士人图之当然，最想看到和平的当然是两国的百姓，他们远离都城，无从知道朝堂上的风云变幻、诡谲计谋，只能凭借自己的切身感觉而判断，似乎两国关系不错。
因而边境贸易日渐繁荣，南北文化交融之所，不同的语言、习俗、生活风貌在不断地碰撞、邂逅、孕育新的可能。
两国的百姓之间，开始建立起一种朴素单纯的友谊。
因为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朝代，底层的平民百姓都往往趋同，无非是有粮有屋，国家安稳，能庇佑其家，顺便在那个看天吃饭的年代，祈求无天灾人祸罢了。
而两国的士人作为受到高等教育、眼界广阔的官员，亦在尽力维持着这份安稳。
在这段百年和平中，无数宋辽士人从中付出的努力和辛苦，不可谓不丰。且有时，与对方士人的交流也算是知音在侧，聊以慰藉。
例如有一人名陈襄，仁宗时期出使约六十天，竟是一路豪饮——北方民风豪放洒脱，但凡接待来使，必是以粗放酒肉相待，一番畅饮至酩酊大醉方休。
适逢这位陈大人性情直率，并不过分拘泥于礼节。
据记载，他大醉后同辽人称兄道弟、勾肩搭背、高声阔论，这种做派相当对辽人的胃口，因此被他们亲切的成为“王见喜”。
在酒精的麻痹下，双方的距离竟意外拉近了，更是得到了深入的交流。
此外，出使毕竟是在他国领土，一些行为言论反而比国内自由，双方在正式的场合以外，便可暂时脱去“官员”的身份、
从天文地理聊到神鬼志异，从家长里短聊到理想抱负，在炉火旁、在塞外的璀璨星河下，感受来自他国的共鸣。
家中有几口人？祖父辈官至几何？家中田产几何，收成多少……
宋最自豪的便是自己的文化，士人每每携带典籍，当做礼物赠送出去，然而典籍的滋润，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比这种看似轻松、实则确切的交谈更能让辽人了解宋的文化。
或许他们感受不到“及笄”“豆蔻”的典故，但若提起家中有个粉雕玉琢、百般疼爱的女儿在等待父亲回家，坐在对面铁塔一般壮硕的外族汉子便会哈哈大笑。
看着自家的孩子，便也明白了那些寸草心、三春晖。
故而，陈襄所言“所谓南北一家，自古两朝欢好，未有如此”，当是他的肺腑之言。
在这样的往来中，双方的高层官吏中逐渐构筑起了一张跨国关系网，且其中也不乏惺惺相惜、旗鼓相当的灵魂挚友——这都是前朝少有的事。
因而燕云之地虽未收复，两地却逐渐趋同，像一个方向发展。
所谓中华文明，俱收并蓄，大抵是如此，不靠刀枪剑戟，而是如春雪融化，润物无声地将他族的文化逐渐吸纳、筛选，最后融合。
在百年的时光摩挲中，宋辽这对百年的冤家损友，竟也阴差阳错地同进同退，最终在差不多的历史时期中，一起落幕，融入历史的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