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洛林王朝贵族女性嫁入王室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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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结盟在当时的加洛林王朝中并不少见，那个时候，王室女性的婚姻作当做一种十分重要重要的外交手段和一种特殊的政治资本在帝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而这种政治联姻可以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加洛林王朝的国王想要获得其他政权的帮助，从而将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公主嫁出。另一种是别的王朝和领土的贵族，想要得到加洛林王朝的支持，并获得他们的政治享受。
而在这两种类型的政治联姻中，又可根据主动实行联姻主体的不同，继续细分为多种多样的不同的形式。
除了这些政治上了婚姻以外，加洛林王室中也不乏有勇敢的女性，这些女性会为了追求心目中的爱情和自己理想中的幸福，从而选择与自己心爱的男人私奔或者是在情人引诱下，偷偷的逃出宫廷，而这一切便全都是王朝女性自己努力的结果，她们是有别于在政治联姻中作为被动配合者的角色。
国王主动与贵族女性结婚政治联姻，作为当时加洛林王朝经常使用的政治手段，实际上这种政治联姻更是一种双向流动性的利益链。
从公主出嫁的两种不同类型及其带来的政治影响，可以看出在这一种联姻方式中是加洛林公主作为联姻对象来连结两方政治力量的。
除此之外，各地王权贵族家族的女性也会嫁入加洛林家族，成为王室家族与显贵要员利益交换的纽带。
通过分析加洛林王室女性政治作用的形成条件，我们不是难看出在当时，加洛林帝国的皇后和各分王国国王的王后都拥有较大的政治权力。
那个时期，加洛林帝国的法令和教宗的加冕礼也是赋予了皇后和王后们较为正式且全面的权力，这使得她们在国家日常政治事务和王室宫廷管理中能够发挥较大的政治作用。
皇后或王后这一头衔对一个王朝而言是具有非凡的意义的，因此国王常以这一头衔为交换条件换取显贵的支持，而显贵要员的家族也可以通过将家族女性送给加洛林统治者来获取政治力量，提升家族地位和势力。
贵族女性嫁入王室也可以根据主动实施行为者的不同分为两种类型。
加洛林时期由于教会和世俗政权推行一夫一妻制，反对非法婚姻与一夫多妻制，而离婚的难度也日益增加，所以这一时期精英阶层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往往更加慎重，尤其是君主在选择结婚对象时都将政治因素作为重要的考量参数。
加洛林王朝在帝国内实行封建制，皇帝将帝国的领土分封给自己的封臣，各地伯爵、公爵统治自己的领地，并向国王履行封臣的义务。
而学界对加洛林时期的封建制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近年来学者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部分学者认为贵族对领地的所有权是一种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世袭权力，皇帝只是通过诏令和封土授予仪式，来确认地方贵族对世袭领地的所有权。
但无论从何种观点出发来探讨加洛林帝国的采邑分封制，我们都应该看到，皇帝和各地贵族家庭的政治联合，成为强化帝国在各地政治力量的重要方式。
为了笼络各地显贵维护加洛林家族的统治，皇帝和各分王国国王都开始重新审视女性在王室与精英阶层的政治结合中的重要作用。
8-9世纪，政治上的优势逐渐成为加洛林家族选择结婚对象的首要考虑条件。
事实上，加洛林家族或者说阿努尔夫家族的祖先也都意识到政治婚姻的重要性。
这种以政治为导向的婚姻策略在查理曼时期就逐渐显露雏形，之后的各任皇帝和国王也都遵循着这一策略以充实自己的政治力量。
查理曼个人复杂的婚姻史就是对这种婚姻策略最好的诠释，虽然查理曼颁布了法令限制一夫多妻制，但他本人并未严格遵守这一法令，而是以政治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缔结了好几段婚姻。
加洛林时期，王室常常与各地显赫的贵族结成联盟，以此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
在帝国后期，随着帝国的分裂和加洛林家族成员之间争夺领土和继承权的战争日趋激烈，加洛林的各王子们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纷纷效仿父辈们的传统做法，利用婚姻联盟拉拢显贵支持自己。
862年，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的长子、15岁的阿基坦国王查理，在斯蒂芬（Stephen）的怂恿下与伯爵亨伯特的遗孀结婚，这段婚姻并没有得到秃头查理的同意。
同年，查理的兄弟口吃者路易紧随着他的脚步，在大斋节（四旬期）开始后不久就和伯爵哈杜因的女儿安斯嘉德结婚。
这两段未经秃头查理同意的婚姻，给他的权威和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875年，为了拉拢勃艮第的贵族阿达拉德，在秃头查理的一再坚持下，口吃者路易另与勃艮第的阿达拉德伯爵之女阿德莱德（Adelaide）结婚。
对加洛林皇帝、国王与王子们而言，婚姻超越了情爱的范围，也不止是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责任，而是政治交易的手段和策略。
贵族向王室进献女性成员政治联姻本质上是一种双向流动的利益链。
因其可操作性和有效性成为8-9世纪加洛林王室与贵族利益交换的手段和途径，不仅皇帝和国王们会利用自己的婚姻牟利，帝国的贵族也热衷于通过婚姻纽带关系与王室家族联系起来，以获得皇帝或国王的宠幸和恩赐，使自己的家族跻身于顶尖贵族阶层。
加洛林社会上层这种双向流动性的婚姻策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动而发展，成为加洛林政治的一大特点。
加洛林家族采用法兰克人的传统做法，把领土分割给所有合法子嗣继承，这种继承制度在继承人数量少时并不会造成任何不利的影响，当有继承权的子嗣较多时，诸子均分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帝国最高权力的割裂。
而自虔诚者路易死后，帝国被越分越小，国王的数量越多，则贵族与王室联姻的几率也就越大。
另一方面，帝国被分割为数量众多的分王国不利于维持国家最高权力的完整性，但是却能使加洛林家族的统治范围深入到更多的地区。
国王们的统治要落实到自己的王国领土上，更注重处理好与国内贵族的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挑选未来王后的范围缩小，从原先整个庞大的帝国缩小到特定的分王国内；而对于某个王国的显贵而言，他们与加洛林家族联姻的几率也增加了，于是贵族阶层中将女儿或者姐妹嫁入王室家族的竞争也愈演愈烈。
显贵家族中年轻漂亮的女性被当作情妇、妾侍献给国王、王子，贵族们希望这种非正式的结合最终会转变为合法的婚姻。
这种带有尝试性质的婚姻联盟，原本属于西欧中世纪早期的一种婚姻模式，被历史学家称为“法外婚姻”。
为了维护家族的利益，提高家族的地位和实力，各地显贵们都积极寻求与更强大的家族联姻，通过婚姻纽带将双方的利益捆绑起来，而神圣的加洛林家族能够带来最大政治利益和经济效益，成为各地贵族们竞相争夺的联姻对象。
加洛林王朝的贵族之间存在着多样化的婚姻联盟。
9世纪显赫贵族家庭的标志在于，与统治家族和其他贵族家庭都有复杂的血缘和亲属关系，而家族女性成员往往就承担这一重要使命。
温普尔认为，与墨洛温王朝相比，加洛林贵族家庭在婚姻问题中采取了更为无情的排他性策略，由此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并且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经济权力的集中。
而这种在利益主导下坚持将同等社会阶层的血统结合在一起的固化的婚姻策略，无疑会降低社会的阶层流动性。
但这也成为8-9世纪加洛林贵族婚姻的一贯特点,不论是王室还是贵族家庭，选择并实行这一婚姻策略是基于帝国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最有利于自身的选择。
加洛林王朝最高权力的弥散性和多元化是这种复杂政治联姻形成的关键原因，二者之间可认为构成了互为因果关系。
加洛林政治联姻以联姻对象不同流动方向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加洛林公主出嫁、另一种则为贵族女性嫁入王族。
而这两种类型的联姻中，又可根据主动实行联姻主体的不同分为四种不同形式，即：国王主动安排公主出嫁联姻、贵族主动求娶公主、国王主动求娶贵族女性、贵族主动将女儿嫁入王室，这两大类型四种形式大致囊括了加洛林王室女性的婚姻缔造的情况。
当然无论是在加洛林皇帝、国王或王子主导的政治婚姻还是各地贵族主导的联姻中，出嫁的公主和即将嫁入王室的贵族女子大多是被动接受长辈或家族首领的安排，而且这部分女性都背负着一定的政治使命，是双方政治联盟的枢纽。
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公主为了追求爱情，在没有得到家族同意的情况下与情人（通常是各地的贵族）私奔。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女性是自主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但是不能因此忽视情人们带着政治目的诱导和哄骗她们，故而不能认为是完全意义上的女性自主选择。
但是，当加洛林公主和贵族女性被动参与到政治婚姻之后，尤其是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之后，她们自然就会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为自己的新家庭获取更多的利益。
嫁入王室的女性可以利用自己的皇后、王后身份，为原生家族和自己的后代谋取利益；而出嫁的公主，部分是代表皇帝、国王的诚意嫁给贵族以巩固联盟，部分是贵族为与统治家族联系主动求娶。
不管是哪一种形式，这些公主们在嫁入贵族家庭之后，都无一例外地实现了身份的转变，转而利用自己的公主身份主动为丈夫的家族谋求政治和经济效益。
王室女性这种为了满足本人的政治愿望而主动利用掌握的资源和优势投身于政治活动的行为，笔者将其概括为加洛林王室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自我实现。
